人物故事丨张培植和协生印书局

义和江涛 2024-02-13 07:33:58

(前些天分享的一篇回忆在保定日伪特高系经历的文章,里面写过张培植以及化真照相馆。不过篇幅较少,今天这篇是具体介绍张培植生平的。)

作者:王鹏

文章出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39年5月30日,保定化真照像馆的经理——张培植,被占领保定的日本侵略军桑木特务机关杀害了。

张培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一、热着的追求

张培植,名国卿,号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一个小康之家。1895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1899年,张培植八岁时,席卷华北平原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给幼年的张培植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此后,张培植追随着每个时期的革命先驱,默默的、锲而不舍的工作着。固然,他没有驰骋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第一线,但他执着的追求光明、进步、革命,一点一滴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05年,张培植十四岁,在亲友的帮助下得以到保定入中学读书。这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了,《民报》发行了。不久,《民报》到了保定,同盟会的组织也发展到保定。

1909年,张培植因参加同盟会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被清政府逮捕,做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复了他的自由,得以回保定继续未完的学业。

1914年,张培植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中学课程。他痛感中国人民体质孱弱,深以“东亚病夫”为耻,决心学医,为富国强兵尽力。经本人申请,学校保送进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学习。在北京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活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使他痛心疾首。

1919年,他该毕业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毕业文凭并没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他关心的是:巴黎和会的协议要将青岛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拿着中国的权益在做肮脏交易了。秉性谦和的张培植怒不可遏,他不顾校方的警告、亲友的劝阻,毅然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就这样,他在毕业前夕,被学校开除了。

经师友引荐,他到同仁医院当了药剂师。他利用外国人开设的同仁医院做掩护,在教会的地下室秘密印刷宣传品,巧妙地将传单夹入传教士散发的《马太福音》中,散发到群众中去。

就在此时,张培植的胞弟张国钟痛恨北洋军阀在保定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到北京与乃兄商量,共谋用炸弹炸死坐镇保定的北洋军阀头子曹锟。张培植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并参照民间配力,配制了炸药。同乡友好李东园负责制做炸弹壳及装配,张国钟执行爆炸。炸弹响了,曹锟未死,张国钟被捕,张培植、李东园被通缉。曹锟下野后,张国钟才被释放,通缉令才取消。

二、新的立足点

1925年春,张培植回到保定,担任他与别人合营的化真照像馆的经理,同时开设了大生医院。医院开业不久,当时的政府以他无大学毕业文凭为由,勒令停业。此后,张培植买了一家小印刷厂的设备,就在医院旧址办起了协生印书局。此外,还陆续经营过“中国书店”、“中华鞋店”、“恒昌照像馆”等店铺,收容、安置了许多革命同志,并给革命活动以经济上的支持。在这些店铺中,“化真照像馆”存在时间最长,“协生印书局”的贡献最大。

保定西大街

三、播 火 者

协生印书局有32开手摇印刷机两台,16开脚踏印刷机两台,另有石印机、铸字机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当时较大的印刷厂,张培植亲任经理。原第六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赵云弢被学校解聘后,张培植安排他当了协生印书局的编辑兼中国书店的经理。

协生印书局公开以印刷学生补充读物、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承揽广告、表册、信笺之类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马列主义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

二十年代,张培植与保定早期的共产党人张廷瑞、刘宪增等交往密切,负责承印他们需要的印刷品。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保定特委领导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业务,都是协生印书局担负的。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所谓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实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担着编审、校对、发行、联络的全部工作。可以协助王宇斧搞些编辑、校对工作,并负责组织印刷装订的,只有张培植、赵云弢。

王宇斧对协生印书局只与张、赵联系,内容只是出版、印刷的业务关系,“心照不宣”彼此不发生组织联系。一、两年间,协生印书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马列主义书籍多种,据王宇斧《为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忆写》的回忆文章中开列的部分书目,就有:

(1)《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张伯简译)

(2)《社会科学研究初步》(布浪得尔著,杨霞青译)实际是《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著)

(3)《土地农民问题指南》(包括中共六大决议案和五次劳动大会决议案等)

(4)《苏维埃宪法浅说》(附录;“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5)《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包括《共产党宣言》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6)《资本主义之解剖》(即《共产主义A、B、C》)

(7)《中国革命论》(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

(8)《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共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9)《国家与革命》(列宁)

(10)《左派幼稚病》(列宁)

(11)《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列宁)

(12)《论反对派》(斯大林)

(13)《世界经济地理概要》(哈拉宾著)

(14)《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即《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选辑的《红旗周报》论著)

(15)《艺术论》(即《武装暴动》)

(16)《政治问题讲话》(即“联共”十六次大会斯大林的政治报告)

(17)《国际政治法典》(即《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新订本)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担着极大的风险,协生印书局夜间突击排版、印刷、校对、装订。尔后,这些书籍经王宇斧巧妙的邮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学的“开拓社”、“转换社”,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师范大学的“鏖尔读书会”,当时北平党组织的收件人、清华大学的张清一;上海暨南大学的“东方青年社”。还有:正定河北第八师范、邢台河北第四师范、大名河北第七师范、泊镇河北第九师范。

这些马列主义书籍广为传播,给革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保属特委发行部长的齐庆祥同志与张培植为忘年挚友,他经手印刷、分发、运送、邮寄、售卖的进步书刊和部份党内资料,大部份是协生印书局印刷的。

协生印书局还先后翻印过《呐喊》、《苏联纪行》、《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寄小读者》、《从军日记》、《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

四、革命的后勤

为准备高蠡暴动,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从吉鸿昌处搞到一批枪支,走水路由天津运出,途经白洋淀时被国民党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经过在安新同口担任国民党区长的李致光同志活动,设法从公安局领出,装入夹层蜂箱,运至保定刘守庙,交张培植接收转运。

高蠡暴动时,省委组织了输送大队,建立了三个输送站,三个接收站,负责人员、枪支、物资的接转运送。清苑县东闾村张培植家是接收总站。

高蠡暴动殉难烈士纪念塔

高蠡暴动失败之后,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等同志,先后到了东闾村张培植家,由那里转赴唐县、满城。团省委巡视员白坚,是张培植亲自用轿车送到保定转走的。

三十年代以来,直至张培植牺牲,化真照像馆的柜上,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手条取钱、“借钱”。恒昌照像馆实际上是秘密书库,也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条子取书。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经费不充裕,同志们都到张培植那里“借用”。张培植则是有求必应。化真照像馆实际上成了同志们的“后勤处”。

五、被捕

1934年5月,张培植被国民党军委保定行营传讯,第二天查抄了协生印书局。印书局的存书在搬运工人的协助下,一夜之间抢运出去。反动当局只抄到了一些小学补充教材、教学参考书,再有就是一些黄色书刊的样本。“恒昌照像馆”的书库,没有被发现。张培植清楚,存在“恒昌”的书一时转移不出去,就乘伙友送饭的机会秘密嘱咐“把书烧掉”。看书库的张同录将书全部烧掉,一连烧了三天。

反动当局没有抓到证据,将张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释放,“欲擒故纵”,他们加强了对协生印书局的监视。七月初,张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状有三:一、窝藏二师学潮的指挥者,收留被开除人员;二、掩护高蠡暴动的策划者;三、印刷、发行共产党的报刊、传单,毒害青年。前两条没有真凭实据,张培植矢口否认,巧妙地应付敌人的审讯。

反动当局在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车革命书刊。于是张培植被关入了保定行营监狱。

七、他象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1932年,保定二师“七六”护校斗争被镇压,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失败,保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派齐庆祥、李致光来保定恢复保属特委。齐庆样一到保定就被敌特发现,6月24日被公安局逮捕,转解保定行营监狱监押。

张培植被捕入狱后,与齐庆祥同志同监。在同监难友四十多人中,张培植年龄较大,斗争经验较丰富,他积极为难友出谋划策,编造口供;组织难友向监狱争足够的水喝,争伤病员托难友代领食物的权利。还为难友用土法医治刑伤。齐庆祥后来说“要不是老张,我早死在监狱里了。”

齐庆祥了解张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张在监狱中的表现,向张培植谈起介绍张培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

张培植笑了,他问齐庆祥:“高蠡暴动失败后,你跑到我家都见谁来?”

齐答:“我见过白坚、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他们。”

张又问:“李永茂没给你说什么吗?”(李永茂是保属特委委员,高蠡暴动时参加蠡县县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与保属特委书记李亚克一起牺牲了)齐庆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张培植被判处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陆军监狱监押。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多种手段,步步向华北进逼。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反动的北平当局对内对外穷于应付。在此情况下,张培植于1936年元月被据前释放了。

出狱后,他住在北平沙滩的一家公寓,声称在狱中得了关节炎,需要水疗,每天到浴池沐浴,实际上是等人接头。等了一个多月,接头人没来,春节已经过了,他才回到家乡。

家中人埋怨:“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日夜悬念,出狱后不马上回来,也不该春节不回家。”他婉言解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难友困难有事,托带的东西没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错过机会。”

他将狱中带出的伪装成纸烟的密信展开,珍重的藏入线装《三国志》的夹层中。3月,他带上《三国志》去白洋淀,关系没接上,《三国志》又原封带回来了。

张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术,做了一般共产党员无法做到的工作。

八、牺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张培植把大儿子张林池、二儿子张英池叫回家,各给以路费:“大敌当前,去走自己的路吧!”

张林池改名张冲,到冀西山区找党去了。张英池改名张帆,辗转到了延安。

9月29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保定。张培植回到清苑东闾老家。

1937年10月,聂荣臻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创立了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县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1938年初,张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对家人说:“八路军来了,已到了xx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员已与地方联系上了,xx有信找我!”

张冲进入冀西山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抗日,担任唐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初创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张冲经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张培植代买药品、电料、文具。张植买到后,先送到东间闾,再转送唐县。

当时邓拓同志在边区主管宣传工作。印刷文件、资料,出版报纸,急需印刷设备和器材。邓拓请彭真同志转告张冲,希望张冲动员他父亲张培植把协生印书局的设备运来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斗争服务。

1938年秋,张冲派张兰池(张冲的堂兄,当时给张冲当警卫员)秘密返回东闾,转达了上述意思。张培植欣然答应,先派张国旗押运,张兴昭赶车,运去了一车药品、纸张、油墨。年底又运出了一批医疗器材、石印机和铅块等。

1939年春,日军封锁一天比一天严紧,原来的道路已无法通行,张培植将16开印刷机拆卸包装,连同铅字、铜模,计划从水路运到白洋淀,再经旱路转运。因汉好奸陈雨田告密,装上船的设备在保定南关被日本宪兵队扣下了。张培植也被宪兵队逮捕。

宪兵队用酷刑追问这些东西准备运往何处,张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运到天津拍卖。”日寇妄想收买张培植为他们工作,向张提出“把你儿子张冲叫回来,我们给他事做。”张回答:“我没有张冲这个儿子,我儿子张林池在德国上大学,学化学。”“你可以当商会会长,愿做别的事也行。”张答:“我闲散惯了,不愿做事,也做不了事。”宪兵队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回家考虑。

张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烦了,准备运走的东西,必须加紧启运,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直运满城的安排快就绪了,张培植正考虑自己脱身前往根据地的办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张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务机关的便衣特务逮捕了。

张培植从此再没有回来。

张培植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但他为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默默地、踏踏实实的工作了一生,奋斗了一生,直到最后默默地献出了他的生命。

有功于国家、民族、人民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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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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