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这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文章在网上火了，因为它勾起了很多人对少年时期求学的记忆。人无再少年，而少年求学常常是最珍贵的人生回忆。很多人感叹，少时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天涯人。对我而言大概也是如此，多少年午夜梦回都会恍如还在母校荷山中学六年求学时光里的课堂里。而在这所惠安滨海农村著名侨校中，当年最常听到的，也是早期荷园学子们如何苦读的故事。

一

宋濂出生在元朝时期的浙东金华浦江，浙东自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陪都以来直至明清时期，都是人文荟萃之地，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文豪和思想大家，形成了浙东学派。宋濂家境贫寒，想要读书就得找人借来抄录。为此得跟人约定多久归还，为了在还书期限前抄完，他在冬天寒冷之时，砚台结冰，手指不能弯曲伸展了，仍然不敢停下抄书的节奏。

但是在古代，有地方借书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在浙东，有许多了不起的藏书家，其中有位藏书家叫张齐轴。宋濂年少时曾上门向他求借《史记》，张齐轴担心把书借给这样一个穷少年会不爱惜，就找了个借口说已经借给别人了。没想到隔了三个月宋濂再次登门求借《史记》，那时正值寒冬，少年宋濂衣着单薄，冻得发抖，却神色坚毅。张齐轴虽然仍舍不得把珍贵的《史记》借出，可心生恻隐，便借给他一本《乐府诗集》。又隔了数月，天气转热，宋濂又登门前来还书，满头大汗的他为了避免弄湿《乐府诗集》，便用油纸包着书。张齐轴打开一看，书完好无损而且保护得十分干净，不禁大为动容，取出家藏的《史记》借给宋濂，并告诉宋濂可以随时借阅自己的藏书。

宋濂本就是著名的神童，加上长期抄书的这种“笨功夫”，其学问根基也自然十分扎实了。

我的母校荷山中学由华侨刘玉水先生创办于1950年，那个年代惠安东部农村还没有中学，农村的贫寒学子们也几乎没什么读书的机会。而长期追随陈嘉庚先生的刘玉水校主，通过各种渠道从泉州、厦门等地广延名师来到这个偏僻的农村学校。当年的穷孩子们尤为珍惜这种难得的机遇，周日下午挑着一周的口粮徒步前来求学，有的甚至要光着脚走上十多公里的山路。一周的时间里，每天五六点起床早操早读，一天两堂早读、上下午七八节课加晚自习三节课，却觉得无比可贵，因为一到周末回家就得帮家里干活，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读书了。

二

宋濂未成年时的老师是包廷藻，这位先生很用心，但学问不高，声名不彰。为了学业上的进境，成年后的宋濂先后师从过理学家闻人梦吉、方麒以及金华府当时有名的三位儒学和古文家吴莱、柳贯、黄溍。其中师从吴莱的时间最久，而这位老先生为人也比较严肃。他应该就是宋濂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位“德隆望尊”的“先达”，经常对学生很严肃，而宋濂虽然被呵斥，却神色更加恭敬，并且找机会要再向他请教问题。

吴莱的教塾设在诸暨白门，当年宋濂和后来荷山中学的农村学子们一样，是带着粮食前去住校求学的。宋濂那时候要背着书䇲粮食，穿着木屐，寒冬之时拖着冻僵的双脚穿过山谷前来。而当时和宋濂同在白门求学的，有好些个家境很好的青年，他们穿着华丽，却终日游戏为乐。而“缊袍敝衣”的宋濂在他们中间，却丝毫不觉得羡慕，而是一心只关注于自己在学识上是否有所进境，并以此为乐。

我想起我在荷山中学读书的九十年代末，那时候班上已经有些个同学家境优渥，锦衣玉食。但那时荷园的学风还很正，同学之间几乎不留意关注谁家境好谁穿戴好，而单纯地记得和谁关系比较好。在中学前，我在农村中所能接触到的书籍无非是故事会、武侠小说加一些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而初到荷园后，我才第一次知道有阅览室、图书馆这种东西，就连校外的旧书摊也尤其令人开眼界。虽然后来上了大学又感觉到，当年在中学所能读到的书其实也不多，但对那时的我已是一种沉浸不能自已的新世界了。我后来爱看书，与荷园六年生涯关系甚大。

三

今天的人有几个误解，比如总认为古人读书是为了做官。可家境贫寒的宋濂，他的爱读书却并不是为了做官发财。学有所成后的宋濂是有很多机会当官的，但是他却多次拒绝了元朝朝廷授予的官职。他更多地是通过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来实现他经世济民的理想。南宋之后的很多南方读书人身上都有某种这样的纯粹，宋濂也有。因为理学在明代成了科举显学，今天很多人对理学有某种误解。但其实初始的理学家们，是十分重视以学问涵养自身修养和境界为追求的。

而到了朱元璋攻下南京后，邀请宋濂担任其长子朱标的老师时，宋濂已是50岁的知天命之年了。江浙地区文人集团对朱元璋的支持，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关键。而几十年来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的宋濂，此时已经是浙东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

其后二十年中，宋濂作为文人集团领袖参与和主持了明朝开国过程中诸多文教事业的创立，其中就包括国子监的设立。但是到了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68岁之时，他便向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朱元璋虽然准行但和他约定每年入宫来觐见一次。而这篇《送东阳马生序》写于两年后的洪武十二年，当时宋濂入京觐见，马君则这位当时在国子监读书的同乡后辈特来请见，他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求学之难，写下了这篇满是真诚与劝勉之言。

我们当年在荷园求学时，学校也时不时会请来校友来与我们分享早年苦读的经历。学校有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我们就坐在其中听着，可惜当时年少对这种忆苦思甜的话语只觉平常浑不在意，常常是夹着本武侠小说在底下看了个不亦乐乎。而后来，每当再遇到校友时，或是和晚辈聊起中学生涯，说得最多的却都是那些当年荷园的学风有多么刻苦的往事。

在我们那个国内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继续求学，便是学一门功夫，尤其是搞建筑工程的，也都可以有不错的收入。但是无论学业成绩如何，每个从荷园出去的人提起学校，从来都是怀念和感激之情。很多人只要手头稍有宽裕，便有着满腔的向学校捐资助学的热忱。就和宋濂文章中所提及那样，总有一个念想，想要为后生们创造“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奔走之劳”、“有司业、博士为之师”、“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这样更好的读书条件。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怀念读书的生涯呢？因为读书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人生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