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司马睿长子，东晋第二位皇帝。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诛杀刘隗为名，起兵于武昌，攻入建康，虽然没有废杀司马睿，但后者还是忧愤成疾，于同年病逝。

司马绍继位三个月后，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便加快了篡位步伐，他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于是暗示明帝，召他入朝，希望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过把皇帝瘾。

当时的司马绍年仅23，但却是危急时刻坦然不惧，亲笔写诏书让王敦入京，“（敦）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这样一来，反倒让王敦有点吃不准——皇帝这是要委曲求全，还是要请君入瓮？

于是，一直拖到了太宁二年（324年），王敦才决定起兵“清君侧”，以诛温峤为名，令大哥王含率五万精兵，水陆并进，杀奔建康而来。

假使司马绍与他老爸一样窝囊，王敦当可一举成功（两年前的形势还不如现在），但这位青年皇帝却是“文才武略，钦贤爱客，明锐果决”，大战之前，竟以万乘之尊，仅带仆从数人，骑马至姑孰，侦察王敦的火力部署。

司马绍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其母荀氏一族是燕代人，有鲜卑血统，黄须白面），王敦闻听大营附近有个长着金黄胡须的人四处转悠，于病床上惊起，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处追捕。

司马绍见势急，上马驰奔而去。一路之上，每有停歇，就让从人用冷水浇马粪，追骑见马粪冰凉，以为敌侦骑已不及追赶，就止马当地，“帝因而脱困”。

司马绍这次“孤胆英雄”之举，虽然略显莽撞，但对提振官军气势却是至关重要，两年前王敦势如破竹攻入建康，阵前几无一合之敌，早已将东晋朝廷上下打出了阴影，现在众人却因这个年少君主生出了信心。

而司马绍也没有令人失望，他以王敦堂弟王导为都督，全权负责平叛事宜。可以说他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托付给了王导，这与上一次王敦起兵，王导在建康城内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鲜明对比。

论胆色，司马绍在历代皇帝中绝对数一数二。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但他“乔装入秦”的故事，恐怕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赵国胡服以后，新骑兵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赵军一路向西横扫林胡，随后，又一举拿下中山的丹丘、华阳、石邑等19城，距离彻底抹去中山国仅一步之遥。

然而此后数年，赵国在疆域上未再有寸进，而原因就是赵武灵王担心一旦灭亡中山，很可能会引来强秦的干涉。

当时赵国虽强，但比起打遍天下无敌手秦国还是差了许多。

前299年，赵武灵王为了从繁重的政务中抽出身来，让位给太子何，自称“主父”，开始谋划对付秦国。

他制定的策略大胆至极——就是以雷霆之势先北上剿灭中山，再向西横扫楼烦，最后从云中、九原南下，袭击秦国。

为了获得秦国的第一手情报，他于前298年5月，亲自穿着胡服，化装成赵国使臣，沿着设想的攻击路线，一路侦察到了咸阳。

如果到此为止，可能还算不得什么，毕竟秦人并没有得到赵王入境的消息，但赵雍接下来的操作，则充分体现了他“孤胆英雄”的一面。

他竟然亲身入了秦宫，“觐见”了秦昭王。

秦昭王就是当年他从燕国“护送”回秦国继位的公子稷，也就是说，十年前秦昭王是见过赵雍的，这更体现了赵武灵王的胆大妄为。

多亏，赵雍精心装扮了一番，再加上作为使臣不可能离秦王太近，秦昭王竟然一时没有认出他来。

但过程还是险象环生，史书上说，秦昭王对这位“状甚伟”的使臣感到吃惊，说此人“非人臣之度”——赵武灵王的“气场”确实够强！

可惜，秦昭王反应过来的还是太迟，等到赵国使臣离开了咸阳，他才派兵去追，以赵骑的能力，当然是徒劳无功。

不过，赵武灵王也因此改变了作战计划（他也为秦昭王的风采所折服），抹去了袭击秦国一项，只是于一年后灭了楼烦和中山。

我们也失去了一次目睹巅峰赵国对决强秦的机会。

冉闵是史上最典型、最著名的孤胆英雄。

当北地遍地狼烟、胡虏猖獗，汉人惨遭屠戮之时，他站出来力挽狂澜，称六夷胡人敢持兵器者皆斩，并发布了振奋汉族人心的讨胡檄文——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随后就是与胡人的“无月不战”，虽然冉魏因此四面树敌，资粮储备消耗殆尽，但他依然站在讨虏的风口浪尖，未显丝毫怯意。

公元352年，冉闵率领的一万“游食”部卒与南北朝第一战神慕容恪所率的十万鲜卑精骑相遇于常山。

因为双方兵力极为悬殊，且燕军擅长野战，因而大将军董闰和车骑将军张温都劝冉闵避战，但他不听：“今遇恪而避之，人谓我何？”一心要与鲜卑军拼个高下。

结果十次交锋，鲜卑兵皆大败，连慕容恪都发出了“不可与冉闵力战”的感慨。

但冉闵终归是寡不敌众，被鲜卑人的连环马大阵缠斗的力尽马毙而被擒。

但面对燕主慕容儁言语上的嘲弄，冉闵依旧毫无惧色——尔曹夷狄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呼！

慕容儁恼羞成怒，将他斩于遏陉山。

周世宗柴荣是很多人的意难平。

论为人，他心地清正，嫉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论为君，他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

军事上，更是仅用偏师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三次亲征，击败南唐，尽得江北、淮南14州；又马不停蹄对契丹用兵，一路势如破竹，连下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直逼幽州。

如果再给柴荣三年时间，哪怕是一年，后周也定能拿下燕云，那么，北境胡族也不会成为汉家王朝百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柴荣15岁从军，24岁拜将，33岁称帝，在位期间有三个“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用来开阔天下；第二个十年用来修养百姓；第三个十年让天下太平。

但可惜，上天只给了他六年时间，崩逝时年仅39岁。

柴荣文韬武略，人所共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胆色也是一流。

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柴荣命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将李谷为淮南道行军都部署，统率后周名将王彦超、韩令坤等十二将进攻南唐。

结果李谷在寿州城下遭遇南唐大将刘仁瞻的顽强抵抗，又被增援的神武统军刘彦贞利用水军偷袭了正阳段淮河上的浮桥，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李谷无法，烧毁辎重，举军南撤，在回军途中又被刘仁瞻偷袭，损失惨重……

接到战报，柴荣二话没说，再次御驾亲征。到了寿州城下，为了鼓舞低落的士气，他命人搬来一张胡床，直接立于城下百步开外，然后跨坐其上，督战指挥攻城。

后周将士见他们的皇帝陛下决心如此之大，纷纷高叫请战，而这时城头上的刘仁瞻也看到了柴荣的绫罗伞盖，于是挽起强弓射去。

刘仁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最厉害的还是箭术，时有“南唐吕布”之称。他的箭射到了世宗面前仅数步。

左右忙请柴荣暂避，但他毫不畏惧，竟然命人将胡床连他本人一起移步到刚才刘仁瞻射中处，大喊道:“刘将军，向者不中，今朕立近，请复射之！”

刘仁瞻也不客气，再一箭射去，竟然又只差数步！柴荣再次大笑：“将军再射，矢尽朕复送君！”

刘仁瞻大惊道:“果真天命耶？此城必破，吾唯以死报国耳！”说罢掷弓于地，仰天长叹。

虽然刘仁瞻已明白天下大势已不属南唐，但仍尽忠职守，南唐主李璟慑于后周兵威，愿割土地，称臣纳贡，柴荣遣使至城下示之，刘仁瞻依然坚守不降。其子刘崇谏趁父病，谋与诸将出降，也被其立斩，于是士卒感泣，愿以死守。

周军虽因柴荣士气大涨，但也急切难下寿州。

直到一个月后，刘仁瞻忧愤成疾，副使孙羽诈作其书，才以城降周。

柴荣亲至刘仁瞻帐前，叹嗟良久，赐以玉带、御马，并让人伺候刘入城养疾，可惜刘当日即卒，柴荣追封其为彭城郡王，李璟亦赠其太师，哀荣后世。

刘仁瞻的忠让人敬仰，柴荣的胆识也令人敬佩。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彻底掌控了曹魏政权。

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虽然曹髦此时年仅13，但已是一位被赞为“文似曹植、武类曹操”的俊秀少年。

曹髦知道，自己已经是砧板之肉随时有下锅的可能，唯一希望就是不要被司马氏抓到把柄，以寻求那万中无一的机会。

所以，他小心伺候着郭太后，乖乖地给司马师盖章，过着那好似永远也结束不了的傀儡生活。

一晃十几年过去，曹髦19的时候，司马昭已如当年的曹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而且正在谋划进爵晋公，其心已是路人皆知。

曹髦再也没有时间去谋划，是选择继续当傀儡，乖乖将帝位交出，换来像刘禅一样的乐不思蜀，还是选择抗争，英勇的死去。

他最终选择了做孤胆英雄，拼死一击，率领仅有的几百仆人、官僮，向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杀去。

然而还未出宫，就碰上了司马昭派来的千余名禁军。他们以司马氏爪牙贾充为首，叫喊着朝曹髦扑了过来。

曹髦仗剑大喝：“吾乃天子也！尔等突入宫廷，难道想弑君吗？”

司马氏士兵见魏主挥剑亲杀，谁也不敢上前，这时贾充忽悠成济道：“这是司马公之令，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于是傻大冒成济率众向帝辇冲去，可怜曹髦连一句“匹夫安敢无礼？”都未说完就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

曹髦虽死，但他血性的决心、悲壮的气势、宁肯站着死的勇气还是让我们无比感叹——无愧曹操的子孙。

北魏孝庄帝亦如此评价：“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

李世民身上有诸多标签，天可汗、马上皇帝、文治武功皆为帝王标杆的太宗文皇帝，但最令人叹服的还是他的胆色。

他自18岁起兵以来，以秦王之尊亲临战场，亲冒矢石，几乎就是常态，昭陵六骏中的“青骓”、“什伐赤”都曾身中五箭，“拳毛騧”与“飒露紫”更是一个身中九箭而死，一个前胸中箭，力尽而亡；尉迟恭身为近卫将军，更是多次救驾，以至于李世民大赞：“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

身为帝王，更是留下了“六骑赴渭水”的美谈。

武德九年八月，颉利可汗率10万大军入关中，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40里的渭水岸边，当时的突厥正是“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之时，而李世民刚经历玄武门之变初登位，百废待兴不说，朝中太子残余势力依然具有极强的力量。

更关键的是，大唐双子星李靖和李勣一在灵州，一在并州，率领精兵强将卫戍边疆。另外，原太子党成员燕王罗艺、庐江王李瑷等人，先后起兵叛乱，也牵涉了大唐一部分兵力，而这正是颉利突然南下的直接原因。

颉利也正是借由李元吉控制的泾州缺口，突破尉迟恭在泾阳的防线，才抵达了渭水。

李世民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战，亦不能闭城自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朕若闭门，虏必大掠。”

大打一场非他所愿，一是，就算北方诸镇全师勤王，也未必打得过突厥，二是，如果在关中开战，打烂的是自家物事，受苦的是自家百姓，如果闭门不出，“虏必大掠”，事后突厥可以一走了之，李世民却担不起这个罪名，所以能和则和，能不打则不打。

所以，李世民以帝王之尊，亲自带着高士廉、房玄龄、周范等六大臣前往渭水，与颉利对话。

尽管处于绝对的弱势，但李世民却表现得相当强势，一上来就责备颉利背约，然后曜军容，展现敢于亮剑的决心，“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此举成功的对突厥产生了震慑，颉利“始有惧色”，“其酋帅大惊，皆下马罗拜。”

最终双方于便桥之上，刑白马盟誓，然后李世民取财帛与之，突厥献马三千，退兵而去，一场大战消弭于无形。

虽然史书为了李世民的面子，将渭水之盟轻描淡写，貌似太宗一出，群宵授首，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危如累卵。

敢于率六骑赴约，史上帝王不会超过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