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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多年前，一个失意的文人来到了惠州泊头镇，也就是这位文人笔下的越峤（惠州）。它背靠罗浮山，南临大亚湾，西有西湖，东有东江及直流西枝江流入。境内有东江蜿蜒而过，是有着“山水小蓬瀛”之称风光胜地。
这位文人就是五十九岁苏轼，北宋文坛的领袖，“千古第一文人”。此时他的仕途是至暗的，他的命运极其坎坷。
元佑八年(1093年) 九月，苏轼任定州知州。紧接着高太后去世，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被贬英州，后贬到惠州。朝廷金色的圣旨上赫然写着：宁远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北宋朝廷，无法安置一个满身刺头的苏轼，发配他到边疆的土地上煎熬。
为什么一个重文人的北宋朝廷无法容忍这位文坛领袖，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杰出的政治家，元祐党人的核心成员！
苏轼，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此刻应该是极度失意的。他还在清远的时候，他遇到了极度崇拜他的顾老秀才。老秀才听说他的被贬之地惠州，热情地介绍“惠州风物之美”。这个小小的惊喜，足以让一个文人满足。他开始“向往”惠州，开始“向往”罗浮山，“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文人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经过艰难跋涉，北宋绍圣元年（1094）九月二十六日，苏轼站在惠州的土地上。苏轼的一生不是在寓居在贬谪之地，就是在去贬谪之地的路上。这一次，他是带着自己的爱妾朝云和三儿子苏过来惠州的，随行的还有两个老婢。此刻王朝云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惠州的官员和老百姓以盛大的场面欢迎他们心中的偶像。百姓在泊头码头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知州詹范对他很不错，把接待朝廷官员的“合江楼”给苏轼住。继任知州方子容也十分关照他。
这给了苏轼极大的慰藉！惠州实实在在没有辜负他的向往。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海山葱曨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惠州迎来国家的文坛领袖，惠州幸运地迎来给本地文化带来无限荣光的大诗人。来到惠州的名人很多，公元999年北宋大臣陈尧佐来过，但真正让惠州名扬天下的，还是苏轼！
苏轼在惠州仅仅宁远节度副使，也就是一个州长挂名的秘书，没有很多的权力的。对于惠州，苏轼的来到是特别幸运的，他顶着文坛领袖的名号为惠州的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

一是苏轼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他看到惠州当地民众的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就绘制插秧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用。他在香积寺后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宋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翟东玉赴龙川任县令，过惠州谒苏轼，求“秧马图式”，苏轼为之作跋，赞其“志之在民”凡此种种，苏轼以一己之力推动和普及“秧马插秧”在惠州的广泛传播。博罗县令林抃利用水力作碓磨米面以便僧俗，后来林抃“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亲自调试实施。苏轼在《题秧马歌后三首》专门记载了此事，与林抃的书信有两次提到“秧马”和水碓。
二是苏轼留下的敦厚待民、重教兴文的理念，也沉淀出了惠州千百年崇文厚德、包容四海的文化风气。清代诗人江逢辰的总结很到位：“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提升了整个惠州的文化自信，他的到来，及在惠州的两年多生活，丰厚了当地的文化积淀和底蕴，惠州今天敢说自己是文化名城，和苏轼是有很大关系的。苏轼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其后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有进士97人。苏轼是惠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他给惠州带来的东西，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当时的，也有现在的；既有空间的，也有时间的。
三是苏轼看到民众缺医少药，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营造义冢埋葬无主尸骨。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他知道苏轼先后在八个州当过太守，见多识广。他告诉苏轼，上任不久就遇到疫病流行，死了不少人，特向老朋友讨教。苏轼想起自己在杭州办“安乐坊”治病救人，介绍给太守。他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和自己掌握的药方，传授给当地人们，救死扶伤。看到惠州城郊有许多无主尸骨，捐出自己的钱物营建义冢埋葬。
四是苏轼想方设法化解当地矛盾，他向外界写信，通过自己的关系解决惠州军队抢占民房的事情。在农业税收方面，他提出了钱粮自便。让每个老百姓根据自身家庭的情况，自行选择用银钱或用粮食纳税，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博罗的军营之前和百姓的房子在一块，苏轼给他们分开了，部队有单独的属地，这促进了惠州社会的稳定。
五是苏轼对惠州西湖的惠民改造。苏轼到惠州不久，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于是向主政官员提出了“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在惠州，他也只能提供建议，并多方奔走促成此事。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出来了，甚至还让自己的弟弟苏辙捐款。倡建东新桥、监造西新桥和大提。近千年前，西枝江和东江的交汇口以西是惠州州城，以东是归善县城，东新桥就在“二江合处”。东新桥是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提出并主持修建的，苏轼了解到东新浮桥已毁坏，交通困难，用小船渡江又经常淹死人，便希望能为惠州百姓建起一座稳固的浮桥。西新桥和堤坝由僧人“希固”主持修建，在西村和西山之间筑堤修桥，解决西湖两岸的往来。修建“苏堤”，亦是解决西湖两岸百姓出入不便的难题。
六是苏轼惠州荔枝的推销者。绍圣三年（1096）四月，知州詹范邀请苏轼到梌山的太守东堂饮酒品荔，他赏啖之余，写下了名篇《惠州一绝/食荔枝》。在惠州期间，苏轼提到荔枝的诗词多达十七首，书信文章达到九篇。因惠州荔枝的美好慰藉，苏轼对岭南增添了热爱之情，而惠州也因苏轼而扬名天下，拥有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真情告白。
六是苏轼是夜游西湖的先驱，是苏轼之后改名西湖。“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原本称为丰湖。绍圣二年（1095年）中秋节后写下了著名的赏月诗篇《江月五首》。该诗描述了苏轼夜游惠州西湖所见“一更到五更”的月下风光，使苏轼如月般高洁的形象跃然纸上。苏轼寓居惠州期间在作品中曾八次提到西湖，这其中有的可能是对杭州西湖的怀念，如“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有的则是专指惠州西湖，如“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也有的是表达惠州西湖美如杭州，如“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有的则直接使用西湖这个名称，如《减字木兰花 西湖食荔枝》。可以确定的是，惠州西湖在苏轼到惠州后写的大量诗文，才开始见诸各个文献中。明代学者张萱所写的那样：“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而对于苏轼本人，他在惠州就是一个闲散的官员，虽然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是被监视着。没有权利签阅公文，却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寄情于秀美山川，可以与友人喝酒吟诗作文，著述修炼，也可以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一是苏轼在惠州发明并推广了当地美食。苏轼过的也是穷日子，以至于没钱买羊肉，所以才有了买羊骨“烤羊蝎子”的故事。惠州是苏轼美食地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他“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实现了诗意人生与美食同行。在惠州，苏轼把没人要的羊脊骨买回去后清水煮熟沥干，表面涂上酒和薄盐，再用小火烤至微焦，食用时发现竟美如“蟹螯”，自此诞生了流传后世的羊蝎子。颇为自得的他专门给自己弟弟苏辙家书《与子由弟书》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他开玩笑直言，“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除了发明了“羊蟹骨”外，他还赞叹了惠州的“谷董羹”、“玉糁羹”、“煨芋头”，这些美味皆因苏轼流传推广。

二是苏轼在惠州将儒家的入世和佛道的出世均衡调和，寄情山水，回归诗意的精神家园。他在惠州共创作了587篇诗词文章，仅次于黄州（753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这些诗歌既是苏轼旷世的诗词才华的彰显，也是惠州绝无仅有的山水人文的千年写照。苏轼用“天涯何处无芳草”来劝慰自己，要随遇而安，因为无论在哪一处，芳草都能散发出清新的芬芳。苏轼还留下了《归去来兮辞卷》《三马图赞》《致南圭使君帖》等19幅书法作品。
三是苏轼一生爱酒。他曾对人说：“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 苏轼不但喝酒，还尝试酿酒。他在惠州品题的美酒达到10种之多，其中亲自酿造了4种酒，为罗浮春、桂酒、万家春、真一酒。他还总结自己的酿酒经验，写了《东坡酒经》《桂酒颂》和《真一酒法》。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称苏轼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造酒试验家，酒仙。”
四是苏轼在惠州寄情山水。苏轼虽远离朝堂，但因缘自适，很快融入到对惠州生活的热爱中。绍圣元年（1094）秋，苏轼寓居嘉祐寺。一天他纵步于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意欲到树林边休息。抬头望去，距离尚远，焦急之情油然而生。然而，焦虑之余，他忽然想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这样一想，遂“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体验到一种“放下”的舒适，所有烦躁不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写下了名篇《记游松风亭》。苏轼热衷旅行，惠州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流连的足迹。除了惠州西湖，苏轼的足迹遍及东新桥、合江楼、罗浮山、九龙潭瀑布、白鹤峰等。罗浮山为广东四大名山之一，素有“岭南第一山”的美誉。东晋时期的道学家和医药学家葛洪，一生两次入罗浮山，在此行医采药，炼丹修道。苏轼一行入延祥、宝积寺，饮卓锡泉，至长寿、冲虚观，“观丹灶”、朝斗坛，坐“遗履轩”。苏轼还为葛洪留下来的丹炉题下“葛洪丹灶”四字，遗憾的是，题刻在明末清初兵祸时散失。苏轼与友人把酒言欢，既醉，夜宿宝积寺。精神亢奋、毫无倦意的他，诗性大发，一口气写下《书卓锡泉》《天华宫》《书单道开传后》《记罗浮异境》《书刘梦得诗记罗浮半夜见日事》《题罗浮》6篇散文和《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1篇诗歌，称赞罗浮山朱明洞不愧是“蓬莱第七洞天”。苏轼在《题罗浮》文里豪情写道：“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苏轼游白水山和“佛迹院”，回到家已是二更。吃饱喝足后，苏轼难以入寐，当夜写下《记游白水岩》和《白水山佛迹岩》，白水山名声从此更盛。他游历于山水间，并将惠州风光和个人情怀记录于笔墨之间。惠州的山水也借着这些诗篇，走出了岭南、走进了中原，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处，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
五是苏轼打算在惠州买田筑室，长作惠州人。苏轼初到惠州，在惠州的合江楼和嘉祐寺暂住。绍圣三年朝廷公开昭告“元祐臣僚，一律不赦”以来，苏轼已经断了北归的希望，决心在惠州落籍，同时惠州的秀美风光和父老热情让他感动。他选择了“独立千岩之上”的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先生形容这里“江山千里，供我遐瞩”。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轼迁入白鹤峰新居居住，白鹤峰新居落成，苏轼终于有了安居之所。阔别近三年的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带着家眷从宜兴南下，一家三代团聚于此。苏轼将白鹤峰新居的中堂取名为“德有邻堂”，表达了自己亲民重友的思想。《宋史》记载苏轼在惠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寓居惠期间，跟全国各地有书信或直接交往的友人约100多位。不仅有南雄、广、惠、循、梅等五州知守，还有惠州本土士人、僧人、道士、以及邻里翟秀才、卖酒的“林婆”等。苏轼在惠州能够广交朋友，其德操正应了《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苏轼全家离开后，这里改为“东坡祠”，是目前全国唯一可考证的苏轼自己建造的居所。

苏轼寓居惠州期间，最痛心的是自己的侍妾王朝云的病逝。在他被流放前，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王朝云名义上是他的侍妾，实际上是他颠沛流离中照顾他生活、给他心灵慰藉的人。南下惠州，朝云“万里随从”。她与苏轼患难与共，使身处异地他乡的苏轼感受到温暖与陪伴。在苏轼写给妻妾的诗中，朝云是最多的。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天，苏轼为自己爱人写了《浣溪沙.端午》一词，其中用“佳人相见一千年”表现了与王朝云白头偕老的愿望。1073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在西湖边苏轼初识王朝云，曼妙舞姿与波光潋滟的西湖相映成趣，遂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18岁朝云被纳为妾室。元丰六年（1083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二岁的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儿子。苏轼为他取名苏遁，小名干儿。1084年7月28日小小的干儿中暑不治，夭亡在王朝云的怀抱。此后无论苏轼遇到多大在灾祸，王朝云总一路追随，直到宋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王朝云染上时疫病逝，时年34岁。王朝云因苏轼满肚子“不合时宜”成为最懂苏轼的人。王朝云病逝后，苏轼更是创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等作品，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令人动容。现实中，惠州是苏轼的遭贬地，是痛失爱人的伤心地，但在苏轼心里，这里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这里葬着最懂他的爱人。王朝云死后，葬在西湖边的栖禅寺东南松林里，苏轼写了墓志铭：“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唯佛是归。”现在的“朝云墓”和“六如亭”为清朝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时重修，亭柱上镌有苏轼为朝云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轼到惠州半年后就写下：“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宋史.苏轼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再赴儋州。苏迈带着其余家人长住白鹤峰，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他从海南遇赦北归。他寓居惠州的两年零八个月时间里（940天），他整顿心灵、为民谋福、寄情山水、快意文章，对惠州产生无法用时间丈量的影响。仕途的失意与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倒苏轼，他始终相信“枝上柳绵吹又少”并不可怕，因为“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于惠州，“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对于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辞长作岭南人”“越峤真我家”。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奔走潦倒，虽然也曾自叹“身如不系之舟”，但在其作品中少见哀怨嗟叹之言。偏远的岭南的惠州，苏轼没有抱怨，而是当成平生的功业，这是一个怎样的豁达！将愁苦化作旷达，将伤痛酿成蜜糖，只有我们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做得到！
在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出过去一千年最有影响力的12位“世纪英雄”（1001年至2000年）中，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苏轼当之无愧！仅仅惠州的功业让他光芒万丈。我只能仰望并一直仰望。
武斌于2024年2月5日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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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斌，1971年9月出生，男，汉族，山西省临猗县人，1996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固体地球物理理学博士，副总工程师。获得“四川工匠”“成都工匠”“金牛工匠”“地矿局技术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省级劳模与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武斌城市物探专家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出版物专业书5本，发表物探论文40篇，会议论文3篇，专利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10项。2007年开始业余写作，2008年陆续在《地质勘查导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自然资源报》《大地文学》《运城日报》《中国矿业报》《华西都市报》《山西日报》《中国煤炭新闻网》《四川工人日报》等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近两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