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锡珍
作者简介:张锡珍，又名张席珍，河北省清苑县大白城村人，1924年生，中共党员，1981年离休。离休前任吉林省军区教导大队副大队长。离休后于1989年加入“黄埔军校吉林省同学会”又被聘为《吉林黄埔》通讯员，同年被吸收为长春市朝阳区政协委员。
一，童坐
1924年3月21日(历二月十七日)的正午时分，在冀中平原清苑县大白城村的一家农舍里，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这个小生命就是我，父母按着祖先预留的家谱，为我取名张锡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六周岁了。我被送到村里的小学校读书。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不幸的事轮到我的头上，生母因思“心口痛”(现在看来可能是胃病)与世长辞，我失去了童年最可宝贵的母爱。不久，我又来了一位继母。凭良心说，继母待我并不坏，直到现在我还记不起有什么虐待行为，可是那时乡村里囿于旧观念，总认为“后妈”没有亲妈好，每当我遇到别人，总会被人问这问那:“你后妈打你不?”“你想你亲妈不?”好像我很可怜似的。街坊邻居的舆论影响，使我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的埋下了“后妈”可怕的阴影。
二、遗憾的出走
小学读了六年，算是高小毕业(没有高小文凭)。读书的成绩还算可佳，但脑海里却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总感到读了书的人是不应该拿着锹、镐和锄头去“修理地球”的。家里因受经济条件所限,实在供不起我到城市里去读中学,李九德老师也认为我既然不能升学，留在家里实在“可惜”，就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同学叫张金鳌的,想把我带到宁夏(现在的银川)找个工作做 ，给人家当“贴写”，一边挣钱，一边读书，能半工半读也好。
张金鳌，冉庄人，当时在宁夏马鸿逵部队军法处任少校军法科长。他正好回家来探亲，经李老师竭力推荐，遂答应把我带到宁夏。当我听到要出去挣钱的消息后，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恨不得一步迈出家门口。谁知人家突然变了卦，不带我出去了，嫌我年纪太小，怕我出去后想家不好办。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陡地一下难过起来，哭得眼泪汪汪，第二天两只眼睛就红肿起来。张金鳌一看这情景，不由得暗自惊叹，这孩子年纪虽小心眼可不小，于是一拍大腿说:“行，带走!”
谁知道这一步跨出家门，却绕了一个好大的弯子。
1936年的初夏，在张金鳌启程归队的旅途中，多了一个刚满十二周岁的孩子。我坐在从保定至包头的火车上，整个精神处于亢奋状态，即使在夜间行车，我也未曾合上眼，过去只听过火车叫，如今不光是亲眼见着这个大家伙，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坐在车内了，该多么叫人高兴啊!从包头到宁夏这一段，没任何交通工具可代步，全靠“十一号”——两条腿走旱路，那我也坚持下来了。
三、半工半读
到了宁夏后不久，张金鳌即调任金积县副县长，凭他的权力，给我在县里补了个“书记”的职位，白天上班抄写文卷，晚上下班后参加业余自修，真正过起半工半读的生活来。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举国上下，一致声援。作为家乡已经沦陷的我，更是义愤填膺，因而萌起投笔从戎的念头。张金鳌对我深加赞许，并勉励我勤奋学习，将来报考军校。
到1938年5月间，县里来了一股中央军，名为“军训部西北巡回教育班”。该班主要是轮训甘、宁，青的三马(马步青、马鸿逵、马步芳)部队干部，听说将来轮训任务结束即在西北成立军校。该班中将主任刘任是河北人，张金鳌遂以老乡关系把我推荐给他，以便将来报名投考未来的军校。当时给我一个“准尉司书”的职务，主要是缮写、刻印军事教材。于是我就随着这个教育班先后到过宁夏、绥西五原、兰州、西宁等地。这一段的流动生活，对我的业余自修受到不小冲击。但通过工作实践，也使我增进不少军事知识，更加增强投考军校的信心。
到1939年秋，该班于甘肃临洮成立“西北步兵分校”，但只招收部队现职基层干部，不收地方学生。我只好利用这个学校师资多、环境好的条件，坚持自学，准备将来有机会报考军校。
四、军校生活
1940年10月，机会果然到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成都)来兰州招考十八期学生，我遂报名应考。若论当时我的实际文化水平，是很难考上的，也许是由于抗战期间急需人才的关系，我居然被录取了!当即从兰州徒步行军，跋山涉水将近一个月，于年底到达成都。当我唱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军校校歌时，不由得涌起一种自豪感:我也是黄埔的一员了。
那时的黄埔，已非当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实行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了，实际上沦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作为他培植个人独裁统治势力的学府了。
军校的生活管理方式，基本上效法德、日法西斯式的打骂管教、却美其名曰“严格管理”。不论出操上课，还是室内野外，只要你稍一不留心，触犯了“规定”或者不合乎“长官意志”，轻者被罚“两腿半分弯”，重者被打。操练时，“立正”姿势未挺起胸来，就给你当胸一拳，两腿未并拢好，就给你背后踹一脚。有时甚至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莫名其妙地处罚一顿。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列队步行去校本部参加“总理纪念周”时，从草堂寺到北较场，往返二、三十里，走得两腿都发酸了，可是就因为唱歌声音不够洪亮，行走步伐欠整齐，回到营地被“值星官”一怒之下，竟罚跑步一个小时，个个跑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当时就有一名同学晕倒在操场上，而这位“值星官”却认为这是“从严治军”、“响鼓必须重锤敲”。
还有一次，我当“厨房值日生”,在上街买菜的途中,一时大意,没有看到迎面而来的区队长,故而没有敬礼，当天晚上，竟被这位区队长罚跪将近一个小时，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次教育班长竟把发们全班集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每人打了三大板，理由是“留个深刻纪念”因为按他的逻辑,军校没有没挨过打的入伍生。
比较值得称道的是,军校受的军事教育比较系统完整而扎实，如正式开学前，把各个考生区录取的考生，先行统一的甄别考试，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至新都(距成都约二十公里)“入伍牛团”补习文化。我就是在甄别考试时不及格,补习了一年文化后才再次考取正期生的。
全期训练，采取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由基础到应用，先单兵单项,后集群合练,逐步深入地进行。大体上讲，全期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入伍教育，主要训练由单兵到班的军事项目，逐步适应军队生活，把一个普通的文学生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士兵，打下良好的军人基础。其次为分科教育，主要是训练各兵种的专业知识，当时分为步、骑、炮、工、辎、通等科。我学的是炮兵科，最后为军官教育，着重培养组织指挥和生活管理方面的能力。全期学业结束，转入总复习和毕业考试，军校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共同组成毕业考试委员会统一进行毕业考试。我在毕业考试时名列炮兵队的第十名。
1943年10月军校毕业，原想到部队去“大展鸿图”的,谁知竟被留校，任二十期一总队少尉教育班长。正当二十期进行紧张的入伍教育时，传来震奋人心的消息:军校要抽调一批中、少尉军官去印缅战场参加“远征军”。这个机会，正好迎合我之离校出外“闯荡闯荡”的思想，遂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五、参加印缅远征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侵占了东南亚的多数国家。为统一组织西南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反法西斯的作战力量，中，英、美三国达成协议，订立了军事同盟。蒋介石被任为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兼驻华美军的司令。由于中,英,美三国共同对日作战，中国派出了赴印缅作战的远征军。1943年春，中国印缅远征军在印度北部经过积极整训后，发起了缅北反攻作战，目的在于打通中印公路。
1944年5月的一天，我们报名参加印缅远征军的一行五十名初级军官，到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登机起飞，越过世界屋脊的驼峰，航行五点零一刻钟，降落在印度东北边境的列多(中国驻印军接待站)，经检疫、换装等例行手续后，乘车到新编第一军军部报到。我被分配到新编第三十八师。
新三十八师是个有赫赫战功的部队，曾在1942年4月间于缅甸攻克仁安羌战斗中，救出了七千余名被围困的英军，当时曾在英、美盟军中传为佳话。我于1944年5月来到该师报到时，部队刚刚在缅北作战中攻克要点孟拱，全师上下都沉浸在欢呼胜利的气氛之中。我们虽然暂时在师的后防留守处，也被这个胜利消息所感染，深为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有战功荣誉的师的一分子而自豪。
缅北作战，可说是十分艰苦，既要战胜凶恶的日寇，又要征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当时正值雨季，阴雨绵绵，地面泥泞不堪，部队进入崇山峻岭中罕无人迹的原始森林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蚂蝗遍地，蚊虫飞咬,有时甚至从树上都掉下蚂蝗来。战士们携带随身武器及干粮弹药，负重多在十五公斤以上，一手持枪作战，一手拿刀砍树开路，其艰苦情状实在难以想像。后方运输也很艰难，道路泥泞，车行受阻，有时不得不用拖拉机牵引，常常出现因运输不及而使部队整天挨饿。就是这样，远征健儿们还是忍受了千辛万苦，硬从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在乘车向孟拱进发追赶部队的途中，曾因蚊虫叮咬和不堪颠簸而患“恶性疟疾”,不得不改乘救护飞机中途折返，到列多后方医院治疗二十余天，病愈后又乘飞机赶到孟拱，在师教导队任少尉副区队长。8月初,部队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升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原师教导队改编为新一军教导总队，我又改任新一军教导总队少尉区队长。
我们来到战后断垣残壁、劫后新生的密支那，开始建立教导总队的训练营地，就在密支那近郊的原始森林内，静静的伊洛瓦底江畔，我们砍倒了参天大树，开出一片广阔的林空，平整好房基和操场,四周挖好排水沟,遂即以树枝作房架，以大块油布作屋顶，盖上简易营房，很快地掀起了沸沸扬扬的军事训练热潮。学员都是由国内来的为响应蒋介石发动的“十方知识青年从军”的学生。虽然我没有机会亲自到第一线去杀敌，但能为抗击日寇培养军事骨干，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内心觉得是很荣幸的。1945年初，中印公路全部打通，教导队遂于5月间奉命回国。
六、卷入内战旋涡
归国部队分批空降到南宁后,我奉调新三十八师师部参谋处。当时部队奉命进军雷州半岛，企图占领湛江，打通海路。当部队进至广西玉林时,适值“八·一五”日军无条件投降，部队在一片狂欢中改道挺进广州“受降”。年底，我调任新三十八师炮兵营三连中尉排长。翌年初,随部队从九龙上船,航海一周至秦皇岛登陆，从此，即投入了罪恶的内战旋涡。
说老实话，打内战我是从心眼里不愿意的，但身不由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得不违心地执行。
来到烽火连天的东北，除两次执行“停战令”较为短暂地驻扎一地，稍微安定一下外，其余的日子几乎都在忽南忽北的疲于奔命中度过。回顾起来，在东北一年多，真正刀枪相对，称得上是战斗的只有两次:一为其塔木突围，一为老爷岭战斗。前次侥幸“漏网”，后次解放荣获新生，下面分述一下，
其塔木“漏网”记
1946年10月以后，东北国民党军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采取“南攻北守”的打法，以主力指向南满，相继占领安东(今丹东),通化,并先后四次发动攻势，向临江进犯，北满则以一部兵力固守吉、长一带占领区，与民主联军(后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持。妄想先拿下南满，然后回师向北进犯。
东北民主联军针对国民党军的狂妄企图，采取了“南打北拉”的对策。当国民党军集中主力进犯南满时，北满的民主联军即渡江南下，寻机歼灭其有生力量，迫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这就是有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其塔木围攻战是北满民主联军第一次下江南作战的一部分。
其塔木，是北满吉林省九台县境内靠近松花江的一个小镇，与西北方向的德惠、西南的九台互为犄角之势，蒋军欲确保已占领的大片北满地区,其塔木势在必守。
11月间,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三团派出一个加强营(配属团迫击炮连)驻守，该营在其塔木苦心经营了一个多月，于镇内外主要位置上，广筑碉堡工事，沿镇构筑多层鹿砦、壕沟等障碍物，并组织严密火力封锁各要道路口。就这样，该营长还嫌力量不足，三番五次地请求团长再以兵力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团长就把我所在的炮三连(当时配属该团作战)分一半兵力，由我排的两门美式七五山炮及一部观通人员加强给该营。
美制M1式75mm榴弹炮
数九严寒的东北，那真是滴水成冰，哈气成霜，手一接触铁器就有可能被粘住，时间长了还会粘掉一层皮。地面冻得梆梆硬。构筑工事时，用十字镐使尽全身力气刨下去，到地面跟敲鼓一样，直冒火星，每一镐只一个小白点，要想挖出个直径四、五米、深度半米左右的炮工事来，谈何容易!后来我们只好采取冰冻的办法，先垒一层土坯，随即浇一层水，边垒边浇，边浇边冻，逐渐冷冻成半米高的圆短墙，中间做炮床。挖驻锄沟采用火烧的办法，先用火点燃柴草烤化地面，紧接着就用十字镐挖一层，这样烤一层、挖一层，根快就把驻锄沟挖出来。弹药都存放在距炮工事不远的居民房内，发射时边整备边装填。经过一番紧张劳动，总算把炮兵阵地及其他战备工作准备就绪。
1947年1月6日10点左右，在我们炮阵地的东北方向，大约距离三、四千米的远方，发现民主联军的队伍，人员都是翻穿棉衣，白里子朝外，车马器械都苫上白布，快步行进在皑皑的雪野上，若不是用望远镜观察，肉眼几乎难以看清。队伍排成一字长蛇阵，不停地奔向西北方向，看样子似乎有迂回包围其塔木之势，我当时就感到一场鏖战即将临头了。
果然,当日中午,民主联军的一纵三师即将其塔木围住。下午3点半左右，我们的火炮奉命射击，火力指向西南方向，主要的是扰乱，制止民主联军的展开。但是，当我方开炮不久，突然遭到民主联军的炮火袭击，炮弹从西南方向打来，弹道很低，虽然不多，但很准确，似乎是单炮直接瞄准打来的，不几发，就命中我们炮阵地的驮马控制位置，炮弹从房顶直贯室内，登时就有四、五匹驮马负伤，当我跑过去查看时，其中一匹已倒毙，另几匹正血流不止，已奄奄一息。我回到指挥位置不久，突然又打来一发，恰恰落在距我约三米左右的地方，幸好未爆炸，产生跳弹飞向远方，只在地面留下一条明显的滑痕。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几乎手足无措。所幸对方没再连续射击，否则的话，将不堪设想。
夜幕降临时，民主联军开始夜间攻击，重点指向镇西南角。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破声交织在一起，夹杂着不时吹响的冲锋号声，划破夜空，越发增加几分凄厉的气氛。英勇的民主联军的指战员们，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寒夜里，爬冰卧雪，反复冲杀,彻夜未停。此时，国民党的步兵营长，心神不安地盯住主要防御方向上的战斗，不断地督促、鼓励其部下进行顽抗。我排的火炮，由于双方短兵相接，已无法直接进行火力支援，只好向远方行半盲目射击，以阻扰民主联军后续部队的展开。双方厮杀到拂晓，民主联军停止进攻，撤到远离其塔木的村落休整。
一宿的激战，使得主要防御方向上的步兵连折损过半，步兵营长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把次要方向上的一个连调来进行换防，重新占领阵地，修复工事，准备弹药，等待第二天夜晚的迎战。
7日晚，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民主联军的攻击更加猛烈，我方西南角的部分阵地失守，有几处大院被占领，火光冲天，步兵营长的指挥所也受到很大威胁，营长指挥反冲击分队逐房逐屋地争夺。我炮排的弹药于后半夜已消耗殆尽，营长命令炮兵排携带自身的轻武器，就地担任防守，由于天色逐渐转明，民主联军的突入部队不得不退出战斗。
最令我们焦急不安的是，坚待了两天两夜，仍不见援军的一兵一卒到来，也摸不到援军的准确消息。团配属的收发报机，自战斗打响前向团发出求援信号后就一直联络不上，急得通讯参谋满头大汗,步兵营长更是又急又气,甚至掏出腰间美式左轮威逼着通讯参谋大声吼叫:“再不联络上就枪毙你!"可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哪知道,此时我们所望眼欲穿的援军，已被民主联军巧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四处设下伏兵，摆开“口袋战术”，把国民党军的援军一一“装”走!
当其塔木战斗打响时，国民党新一军即从九台、德惠、吉林三个方向与其塔木增援。从九台出援的一一三团主力,由团长率领星夜兼程疾进。当部队进至距其塔木约15公里的张麻子沟时，即被民主联军预先埋伏的一纵一师一网打尽，团长也被打死。由德惠出动的新五十师的一五〇团，进至其塔木以北的焦家岭，也被民主联军的六纵主力吃掉。新三十八师的一一二团，从吉林进至石屯，刚一露头，就被民主联军的骑兵部队劈头盖脑地一阵猛冲，死伤一片,招架不住,急忙缩回石屯，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8日上午，在其塔木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步兵营长，召集所有头头开会，分析了眼前的严重情况，援军久等不来，自己的人马残破不堪，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再守下去实难继续，遂决心放弃阵地向吉林方向突围。
8日黄昏时分，下达突围命令，所有人员携带轻武器，把棉军衣翻穿过来(冒充民主联军)，向东突围。我乃集合全排，随步兵营突围分队一起落荒面逃。
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草木皆兵”的含意，恨不得肋生双翅，一步跨到吉林。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约半个小时后，步兵营长将队伍稍加集结，清点人数，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营，连同配属的团迫炮连和七五山炮排，如今只剩残兵败将大约百余名，顾不得详细检査，即草草宣布几条纪律，诸如保持静肃、听从指挥、不准掉队等，即仓促快步前进。不经任何村落，只循野地平川，朝着东方，人人紧眼，彼此无言，只顾赶路。经过大半宿的急行军，约在9日凌展两、三点钟，队伍进入石屯一一二团的防守圈。一群惊弓之鸟，才算从网底逃脱出来。
这一仗，震憾了整个新一军。过去自吹为声震印缅、闻名英美的“天下第一军”，却被一向未看在眼内的对手——“土八路”打得缺肢少股，两个主力团折损殆尽，使得一些团、营级的中级指挥官，不得不改变了以前的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深深感叹:“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可不能有一点儿疏忽大意，弄不好就会被连锅端!”
老爷岭“落网”记
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暂时军事优势，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1947年5月中旬，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国民党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为巩固吉林市的防务，将两个主力团(一一四团和一一二团)分别驻守吉林市以北和以东，另一个团(一一三团)因年初在其塔木、张麻子沟被歼，正在边补充、边整训，战斗力大为消弱，只好随师部守于吉林市内。我当时所在的炮三连(只剩美式七五山炮两门，另两门在其塔木被歼，尚未补充)配属一一二团，驻守吉林以东长图(长春至图门)线上的老爷岭。
老爷岭山高林密,经国民觉军近一年的经营,防御工事较为坚固，可收居高临下，噉制之利，我们当时盲目地认为，守个把月是不成问题的。
解放军第六纵队早就掌握了国民党新三十八师虚实情况，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法，并未直接强攻老爷岭，首先攻占江密峰、天岗，隔断新三十八师师、团间的联系，接着挥师向西直逼吉林城下,猛攻龙潭山和密什哈站渡口等处,直接危及吉林市的城防,钢刀戳在新三十八师的心脏上,正在补充整训的一一三团，惊慌失措,仓促应战,根本谈不上什么抵抗，很快就败下阵来。急得新三十八师师长不得不把师直属分队工兵营拿上去抵挡。我在老爷岭阵地上，曾亲眼见到传阅师里发来的“表扬”工兵营如何“英勇抵抗”的战报。解放军接连数日的猛攻不舍，新三十八师实在招架不住，遂急电一一二团迅即转移，放弃老爷岭阵地，连夜向西南方向沿山路撤回吉林，师预定在小丰满附近派兵接应。
命令下达后，我们炮连于5月21日黄昏前撤出阵地，跟随团直属分队的这支转移队伍，进入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大队人马，蜿蜒前行，其中有全副武装的步兵，有分解驮载的炮兵，有身背仪器的专业兵，还有肩挑弹药或各种器件的民伕，人多路窄，拥挤不堪，走走停停，有时走的时间还没停下来的时间长。看到这种情况，干着急没有办法，我当时暗自思忖:这下恐怕是真的要钻进解放军的“口袋”里去了!
这样慢慢地挪动了一宿，顶多也不过走了四、五十里路。当翌日的阳光透过山林闻隙，喷射出万道金光，人们刚想舒一口气的时候，“哒、哒、哒”的机枪声突然掠过长空,子弹呼啸着飞越山谷，枪声一响，队伍顿感地动山摇，人马立刻混乱起来，各级指挥员已经难以掌握各自的队伍了。我们炮连好容易越过一道山梁，到达山洼丛林地集结，再想架炮还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暂时把驮马疏散到山林内，人员携带随身的轻武器,慌忙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做最后挣扎。
约有半小时左右，只见对面山岭上，解放军战土如潮水一般冲下山来，枪声号声，以及战士们“缴枪不杀”的喊声，混杂在一起。此时的我，虽然佯装镇静，但已心神不安。突然一声巨响，猛觉得头顶上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拍打了一下，接着两颊觉得好象有什么虫子爬了下来，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摸，只见手上全是鲜血，顿时就晕倒过去。
当我苏醒过来时，解放军战士已把我负伤的头部包扎好，正在滔滔不绝地对我宣讲“不杀、不辱、不搜腰包”的优俘政策。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被俘了!当我还在暗自盘算如何隐瞒我的真实身份时，跟我同时被俘的原炮排的士兵们，已经直接向解放军证实，“他是我们炮三连的中尉排长，名叫张锡珍。”.
七，新生
被俘后，解放军把我转移到大后方的阿城医院养伤。医生检查伤口时告诉我，幸好只触及天灵盖上一层皮，如再深进一个米粒，那就“脑袋开花”了!
一个月左右伤愈后，又把我送到“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一年的思想改造，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拒绝思想改造到勉强接受教育，由勉强接受教育到主动追求真理，进而坚定革命信念，自愿参军的过程。
1948年5月，我真正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成员。1957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此为止，我这个本来属于劳动人民一员的人，经过一大段曲折的弯路，终于又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