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清朝国政陷入停滞，政事上层建树渐失，吏治日趋废弛。

当权者奉行"宽仁"思想，姑息纵容贪污腐败，致使政纪松弛，官场风气日下。

朋党林立，诸皇子为夺储位相互勾心斗角，朝野阵线分裂严重，政令不行，国库虚空，社会矛盾积累日深。

这一严峻局面，继位者雍正帝是怎么解决的？

中国传统帝制统治的重要特点是“有治人无治法”。

吏治的好坏、政事的兴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身。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明君贤主的杰出代表，他早年励精图治，十分重视探究历代王朝的兴亡得失，加上他登基时离明清易代不远，对明代后期以来因政治腐败和长期战乱而造成的社会残破、经济衰退、百姓流离的状况认识得比较深刻，为此，他制定了缓和社会矛盾、与民休养生息的统治方针。

这种方针具体到行政上就是奉行“宽仁和平”的尚宽政治。

应该说这种“尚宽”的统治策略在康熙早期确实起到了促进社会安定、加速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可是到了康熙末年，随着逐渐年老体衰，康熙帝的勤求治理之心逐渐衰微，加之诸皇子为了争夺储位而结党纷争，更是让他心力憔悴，逐渐失去变革进取的锐气，惟以“保泰图安”为念。

这样原本与民休息的尚宽政治反而成了政事废弛的渊薮。

而且越到晚年，康熙皇帝为政“尚宽”的思想就越严重：在五十年（1711年）的时候他谈道：“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失者”，对吏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对于政事的兴革，他讲道：“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五十六年又重申这一施政方针：“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

他告诫督抚大臣要为政以宽，“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

康熙皇帝的这种为政尚宽、以不生事为贵的思想成了当时官场的主导思想，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群臣也大多凡事尚宽，得过且过，乐得清闲太平。

而反观这一时期的清王朝，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基本确立并得到了初步巩固，由于专制体制本身固有的缺陷而导致的专制皇权和官僚特权之间，封建国家与绅衿、平民之间等等各种社会矛盾都在逐渐的积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再奉行刻意回避矛盾的“宽仁和平”政策，已经失去了当年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积极意义，反而蜕变成了滋养贪污腐败、因循怠惰的政治根源，必然会导致吏治的废弛和政风的败坏。

这一时期政事废弛首先表现在吏治方面。

在康熙帝“宽仁和平”思想影响下，各级官僚殆于政务、诸事因循，直接导致行政效能的减弱和各级衙门政纪的败坏。

比如在京各部院“凡事不行速结，惟务偷闲，入署未久即散，归家偃息”，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诿，不发一言。

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令一二科道官新进者，昌言于众，便群相附和，以图塞责”，地方官更是贪图安逸，荒政倦勤，某些偏远州县的官员甚至终年呆在省城，每年只有年终才到任所办理赋课、分发粮饷等事。

而且由于皇帝崇尚宽大，臣僚们也是纷纷效法，柔善沽名，严于察吏者反而备受斥责，以至于许多官僚都宁愿废弛政纪、法纪以获取“宽仁”的名声。

这种遇事推诿、惟务虚文、不讲实效的行政态度导致了各级衙门行政效能的低下；各级官吏顾惜考成，往往报喜不报忧，致使下情不能上达，国家政策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对朝廷的谕旨、公文视为具文，或束之高阁，或阳奉阴违，造成了封建国家机器运转效率的低下，专制皇权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更为严重的是官场中贪风横行，这一点连康熙皇帝都承认在“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

雍正帝在继位之初即在上谕中指责某些总督“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巡抚“以缺之美恶，定酬赂之重轻”，提督“虚名冒饷，侵渔克扣”。

以至于康熙末年“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可见当时官场贪风之盛，吏治之败坏。

而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行政的效率、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乃至封建王朝的兴衰，因此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能，肃清官场中的贪腐之风成了康熙末年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库钱粮严重亏空是康熙末年政事废弛在财政上的主要表现。

由于“宽仁”政风的纵容，政纪松弛，各级官吏缺乏必要的监督，纷纷滥收陋银规礼、下级官吏穷于应付，只好加征火耗羡余，侵吞赋税钱粮，原本应上交国库的正项钱粮只好不断拖欠，而地方上不能及时完纳钱粮，必然会造成国库的空虚，这样陈陈相积，到康熙末年竟发展到“库帑亏绌，日不暇给”的地步，康熙五十九年时户部国库里仅仅存有八百万两银子，中央财政几乎入不敷出。

而各省亏空国库钱粮的现象在康熙末年非常普遍，比如在康熙五十二年时，除了浙江、山西全完七年以外，其余各省都未能全完。

其实亏空数额巨大，到雍正初年清查各省积欠钱粮的时候，发现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雍正元年（1723年），江苏省竟然拖欠库银881万余两，相当于该省两年半的田赋额。

山东逋欠300余万两、浙江100余万两，其余各省一般也有十几万两的亏欠，不仅中央国库空虚，各省府州县亦多亏空。

对如此严重的财政亏空康熙皇帝显然是清楚的，但是在“宽仁”思想主导下，他没有积极的寻找解决的办法，反而对滥收规礼造成亏空的官员们开脱纵容，他说：“外边汉官有一定的规礼，朕管不得”。

财政危机不仅直接危及到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影响到政府其他职能的正常运作。

政事废弛还表现为朝廷上下的朋党林立。

康熙末年主要的朋党是诸皇子为了争夺储位而结成的政治集团，这种党争的危害非常大。

上行下效，许多科甲士人为了争权夺利也以同年（中举）为标准而结成若干个小集团，在朝廷上以荐举和弹劾为手段互相勾结，党同伐异。

康熙末年政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诸皇子之间围绕储位而进行的朋党之争。

康熙皇帝原本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时候就册立了皇二子允礽为皇太子，但是由于太子在朝朋比结党、骄奢淫逸、意图政变夺权，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被废黜。

太子被废以后，其他皇子为了争夺储位展开了激烈争斗，使得康熙皇帝颇有悔意，于是在第二年（1709年）的三月又重新册立允礽为皇太子，但是允礽复立以后仍然不思悔改，照旧纠集党羽，胡作非为。

康熙皇帝忍无可忍，终于在五十年（1711年）再次废掉允礽，此后一直到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逝世时都没有再册立新太子。

储位的长期空缺，不可避免的使康熙帝的其他皇子们纷纷燃起继立之心，他们为能继承皇位或者确立在新朝的地位而结成了若干个小集团，其中最活跃的是皇八子允禩集团，其主要成员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礻我）、皇十四子允禵和一些内阁大臣，他们人数较多，又善于在诸大臣中邀结人心，因此势力较大；另一派是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集团，其主要成员是皇十三子允祥，掌管京城治安的步兵统领隆科多，手握一方兵权的川陕总督年羹尧等，这个小集团虽然相比允禩集团人数较少，但是由于胤禛工于政治斗争，善耍两面手法迷惑康熙皇帝和政敌，在斗争策略上略胜一筹，集团成员也多是在关键时候能够用得上的政治力量，因此实力也不容小觑。

除开这两派之外，还有“积极营谋”的皇长子允禔集团和借开馆修书拉拢一班文人学士“希翼储位”的皇三子允祉集团，这两派势力较小，政治活动不是十分激烈。

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处理索额图等太子党主要成员算起，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帝继位为止，诸皇子们的储位之争绵延了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这些皇子集团为了能够继承大统彼此争斗不休。

他们在宗室中拉党结援，对大臣们封官许愿、曲意拉拢，同政敌们钩心斗角、彼此排挤陷害，不仅如此，还在朝政中各抒己见，互相攻击。

储位之争不仅大量耗散了康熙皇帝勤求治理的精力，也在朝臣们中间造成了分裂，除了宗室王公和内阁满汉大臣不得不在各个派别之间作出选择之外，中央和地方的一些中小官僚也要表明立场，甚至连一些西方传教士都被牵连其中。

诸王争位，不仅牵涉范围广，其政治影响也十分恶劣，到康熙末年，朝廷上下朋党林立，政令不行，吏治废弛，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严重影响到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转，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危机。

这种争斗最终以胤禛集团的胜利而宣告终结。

雍正皇帝的得以嗣位是否合理合法，这个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件备受争议的事情。

但是我们只能接受历史赋予的事实，那就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四子胤禛正式继皇帝位，是为雍正帝。

在诸王争储斗争中胜出的雍正帝为人精明强干，性格刚毅，有综合治理政务的能力又怀有较高的政治抱负，主张加强君主皇权，“以一人治天下”。

即位以后决定对康熙末年诸事废弛的局面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肃运动。

他对康熙末年的弊端败政有着清醒的认识，雍正帝自己说他自己事事都不如他父亲康熙皇帝，

他在继位两个月以后的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日即颁布了十一道上谕，明确的指陈了康熙末年政事废弛的诸种弊端，对各省文武官员进行了针对性的训谕。

另外对中下级文武官员也进行了严厉的训诫，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之中存在的各样弊病颓风，并明确的提出了对他们的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胤禛在继位以前就对康熙末年的政事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继位以后打算一改康熙末年的“宽仁”政风，力主严猛为政，整顿吏治，厉行新政，希图在政治上能够清除积弊，扭转康熙末年诸事废弛的局面。

但是厉行新政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庞大的政治工程，雍正帝不仅要制定各种新的治国方针和政策，更重要的是需要一支忠诚可靠、精明廉洁的官僚队伍来推行新政。

雍正帝崇尚“有治人，即有治法”的治国观念，认为再好的政策制度，如果所用非人，就会变成“贪营取巧”的工具，即使法规并不完善，只要用人得当，自然会“因时制宜”，加以补充调整，使之成为善法。

因此雍正帝厉行改革，首重用人，继位之初即大力提拔重用忠诚可靠的能臣贤吏。

雍正帝清醒认识到康熙末年积重难返的弊政，上位后志在一改前朝"宽仁"怠政的陋习，他决心整饬吏治，振作政事，厉行改革，扭转朝政颓废的局面。

然而，这项庞大而艰巨的政治工程，需要一支高效忠诚的官僚队伍作为坚实后盾。

为此，雍正帝励精图治，大力任命忠勇可靠之臣，以期开辟一个新政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