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126 年，立国 167 年的北宋王朝，就在这场历史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闹剧中落下了帷幕。

随北宋一起被消灭的，还有持续几十年的有关变法的党争。

宋朝变法到底只是聚敛搜刮，还是真能富国强兵？王安石到底是大诈似信的奸慝，还是一心为国的“三不足”英雄？

对于虎口余生的赵构来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始终回避不了的，那就是：到底谁应该承担起为北宋最终落到国破家亡下场的历史负责？

其实，任何和北宋皇室及宋徽宗赵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都能看出。

除了制度上多年积弊之外，赵佶执政时期在“丰亨豫大”假象下，肆无忌惮地荒淫，对北宋末期深入骨髓的腐朽衰败负有最直接责任；

而在处理金辽战争和北伐燕云等涉及国本的重大问题时他轻佻的态度，更对这场悲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事实真相显然是南宋政治上不可承受之重，只能尽量将问题都归咎到大臣身上去，因此道君天子清白无罪，错的都是蔡京等奸佞误国，就成了官方洗白的主要思路。

作为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其专擅误国毋庸置疑，但他上台打击政治对手，又无一不是打着绍述神宗和新法旗号，迎合徽宗的表现。

因此，对他的批判，也很快就向新法和新党开始转移。

早在宋钦宗时期，右正言崔鶠就公开表示，蔡京误国的源头就是王安石；以程门立雪闻名于世的杨时也上疏提出，蔡京“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首开乱阶的就是王安石。

总之，罪魁祸首虽是蔡京，但他“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私利”，因此，造成宋末糟糕局面“实安石有以启之”。

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经朝廷允准削去王安石配享，王安石从大成殿被挪出来，到两庑从祀。

不过，宋钦宗朝代对变法和王安石的批判调门都并不高，基本停留在王安石变更了传统的正常政治秩序，使得像蔡京这种小人能顺利上台之类的抽象问题上。

真正要从政治总路线高度上彻底否定王安石和新法，还是在南宋时期。

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南宋君臣，迫切需要一个“背锅侠”来减轻自己或者父辈的罪责，而对王安石的批判论调也越来越高了。

绍兴四年（公元 1134 年）八月，当南宋政权略为稳定之时，赵构就迫不及待地把负责重修《神宗实录》的范冲找来，要求给王安石和熙丰变法定调子。

当着赵构的面，范冲表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

”这种好处全归功于神宗、过错全归臣下的切割法让赵构龙颜大悦，当即拍板表示“极是，朕最爱元祐”“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这也代表着南宋官方给王安石和新法做出了组织结论：不仅变法是完全错误的，王安石本人也是一个大奸似忠的超级奸佞。

祸国殃民的黑锅让王安石来背，富国强兵的好人让皇帝来做，这种近乎无耻的论调虽经不起任何严肃的推敲，但却是南宋君臣政治宣传的稻草。

一方面，宋高宗迫切需要有人来为北宋国破家亡这个重大历史和现实事件负责；

另一方面，蔡京垮台后，朝中官僚都和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需要借攻击变法派以洗白自己方。

将北宋倾覆的大黑锅扣在王安石和他那些变法派小伙伴身上，从而洗白皇帝和保守派，就成了南宋君臣共同的诉求。

也就是从南宋开始，王安石的负面形象在历史上被塑造定型了。

经过了一年又八个月的修订之后，绍兴六年（公元 1136 年），长达二百多卷的《神宗实录》编撰完成。

这本实录的最大基调，就是王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是北宋亡国的最大元凶。

不仅是《神宗实录》，就连涉及新旧党争的《哲宗实录》也被大幅度重新修订，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也被赋予了“以母改子”的理论和道义依据，变成了“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小皇帝哲宗，“有安社稷大功”，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贤后！

朝廷通过修撰《神宗实录》给予王安石官方结论，只是政治上的否定，并没有对王安石的思想路线做出判断。

而南宋理学家们则非常自觉自愿地接过了这个任务，以批判王安石的新学为标志，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了一场肃清王安石流毒的大围攻。

比如邵伯温，他不仅在《邵氏闻见录》和《邵氏闻见后录》中起劲儿地收集各种攻击王安石的段子。

更为恶劣的是，他还杜撰了一篇影响很大的《辨奸论》，在文中抓住王安石的一些生活习惯细节，大肆攻击其为“凡是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然而署名苏洵，制造出老先贤慧眼识奸佞的轰动效果；另一方面，他还言之凿凿地编造历史，说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宋辽土地争端上主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然后用笔在北边画了一个圈，命令韩缜画押将圈子里五百里土地割让给辽国。

这些抹黑段子流毒极大，《辨奸论》被收入《古文观止》中，成为学生必读的名文，王安石卖国的事迹更是被许多后世史书沿用，几成定案。

但对于这个过于不近情理的卖国黑材料，就连同时代、态度也是否定王安石的李焘都不敢相信。

只是将这段材料收入自己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附录注解，没敢在正文中直接引用。

在南宋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王安石的反面形象总算是确立了起来。

宋亡之后元修《宋史》，不仅对南宋官方的资料一概照收，还采纳了不少民间私史段子。

让王安石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伪君子形象，成为封建王朝官方钦定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后世皇帝中对王安石最痛恨、指责调门最高的就是朱元璋和乾隆。

这两位都是思想上痛恨改革，骨子里维护农耕文明的皇帝。

但颇为讽刺的是，虽然从南宋开始的历朝历代都大骂王安石，但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一种“口嫌体正”的尴尬：首开批判王安石先例的宋高宗，只要在正式场合一提王安石和新法就是破口大骂。

绍兴五年（公元 1135 年），他和赵鼎在朝堂上又谈到王安石和新法，两人一起骂痛快了之后赵鼎就说，既然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那么坏，必然我们还是彻底禁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吧。

赵构听了之后就表示，爱卿你说的对，“免役法”简直就是导致“天下纷然”的刻法，但是“行之已久，不可骤变耳”。

这就相当搞笑了，在他口口声声最爱元祐时，司马光一声令下，十几年新法都可以毁于一旦，怎么到这里就变成了不能“骤变”？

无非就是新法虽然“聚敛”，但对他有好处，所以舍不得罢了！

不仅赵构，就是后来朱元璋、弘历等人，虽然口中各种贬低奚落王安石，但其治下的保甲制度、养马法，却无一不是祖法王安石。

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说明了新法的深远作用。

真正要跳出封建王朝君子小人和儒家“义主利从论”的窠臼，还是要等到近代变革之后。

在面临“三千未有大变局”之际，梁启超首先以近代思想的眼光来审视王安石，在他的《王荆公》一书中，首先为王安石和他的新法翻案。

这次翻案的局势也相当微妙：正值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家国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之际，内忧外患的局面和北宋有相同之处。

变革以求富国强兵的愿望，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正面意义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自此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就逐渐趋于正面，而等到西方现代经济学传来之后，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和王安石的理财思想颇有相似相通之处。

这也让王安石的“聚敛”罪名在无形之中消弭——不是王安石聚敛，而只是保守派太封建，无法了解王安石先进而已！

在现代，王安石变法研究一直都是宋史研究中的热点。

对于过去攻击王安石的几大罪状，考虑宋代当时面临的困境，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变法乃是大势所趋，对于王安石变更祖制导致北宋灭亡的说法，更是持否定态度：

首先神宗登基之时，宋代局面已经极其糟糕，如果不是王安石变法维新，恐怕等不到靖康早就垮台了；

另一方面，改革变法历来都是“不换思想就换人”，以此指责王安石引用小人，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的超然。

到了现代，在改革开放前，邓广铭和漆侠先生从抑兼并出发，全面肯定王安石变法；而改革开放初，王曾瑜先生又站在反聚敛的角度，否定王安石变法。

其实，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多地反映了时代差异所带来的史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变迁。

即邓广铭和漆侠先生的观点代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富国主张；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富民思想。

主张国家干预的人，会在王安石的改革中看到许多符合自己脾胃的措施，甚至觉得他就是“中国古代的凯恩斯”；而倾向市场调节的人，则可能更赞同司马光“国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

由此看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或许还会继续成为“历史大热帖”，持久地讨论下去吧。

【1】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

【2】《邵氏闻见录》：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 ，未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持国(韩维)学术尤高，大臣荐入馆。吕晦叔亦 与安石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 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3】《宋史·卷四百二十八·列传第八十七》：（杨时曰）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