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宋辽双方开始了历经太宗、真宗两朝，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

在此过程中，北宋的对辽军事策略经历了三次转变，从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那么，这三次转变都是什么？宋朝为何改变策略？

雍熙元年（984）十二月，借辽景宗驾崩，圣宗刚刚即位。

承天太后掌控朝政之后，任命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总南面军务，以便宜从事”，他“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

也在数年之内表现出了防御姿态，没有再度发起南下攻势，双方边境上出现了少有的平静然而就是这短短数年间的平静，却使宋太宗和他的臣子们再次错误估计了形势。

宋太宗错误地认为辽方的克制是软弱怯战的表现。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乐观气氛中，太宗朝以解决幽云领土争端为目的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雍熙北伐就此展开了。

在战事开始之后，宋方在三条战线上一度取得较大程度进展。

在西线，潘美出雁门西陉与辽军交战，经过激烈交战，先后进抵寰州、朔州城下，迫使守将投降。

东线的曹彬所部取道岐沟、新城、固安，在涿州城东与辽军展开激烈战斗，乘胜占领涿州，与辽将耶律休哥形成对峙；

中路田重进部出飞狐口，经历恶战，俘获辽骁将大鹏翼以下千余人，蔚州开城投降。

在三线作战开始之初，辽方仓促应战，再次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但很快辽廷就做出应对。

进行大规模部队征召和扩检马匹的行动，同时从东北的高丽前线抽调主力部队西下支援，并专门安排部队戍守平州海岸以防宋朝水师登陆，至三月末四月初，各方面的援军配备到位，开始投入到与宋军的交战中。

此时东路曹彬所部“粮馈”，曹彬率部退回雄州就粮，米信也在曹彬接应下退回雄州宋方境内。

辽方在山前地区承受的重大压力顿时消失，整个战局转而向山后地区倾斜，田重进、潘美两路陡然之间成为了战局焦点。

宋太宗听闻曹、米退兵，大惊“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乎？何失策之甚也！”再次命令曹彬、米信率部进入辽境，保持对幽州地区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曹彬、米信的部将们听闻中西两路军均已获得了重大胜利，“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

作为主帅的曹彬面对已然不利的战局和上下两方面压力，不得已再次携带粮秣，重新进攻涿州。

在辽兵的袭扰战术和炎热缺水的环境下，花费四天时间重新攻取涿州，但此时在涿州东北方向休整的辽方援军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亲自率领下已经到来。

曹彬所部士卒乏困，粮草殆尽，慌乱之中再次弃城南撤，至岐沟关被耶律休哥追上并发生激烈战斗，宋军大败，被逐至拒马河边再次受到辽军冲击，乱军之中人畜自相践踏，溺毙甚众，主帅曹彬见大势已去，与副帅米信抛下大军率亲兵夜渡拒马河，驻扎于易水南岸。

另一部分败兵奔高阳关，为辽军追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

六天之后，宋太宗获悉兵败，下令召回曹彬、米信，并下令潘美与田重进退兵还守代州与定州。

至此辽方完全解除了宋方的军事威胁，宋太宗筹谋许久的雍熙北伐至此以失败告终。

在雍熙北伐失败之后，宋辽军事角色随之倒置，辽方转入进攻并就此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宋方转入防守态势的初期尚表现的较为主动，但在君子馆战役失败之后，就放弃了积极防御策略转而以消极防御策略应对辽方攻击。

在君子馆之战前，宋太宗很可能并未意识到辽军是大举进攻，只以为是小规模的袭扰作战，所以既没有进行兵力集结，也没有调动更多的后备部队向前线支援，只是命令定州都部署田重进率兵进入辽境进行牵制。

但战事的发展超出了宋军将领的预期。

辽军人数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萧排押、萧达凛等辽军主力将领均在军中随行，同时《辽史》还记载称“甲辰，诏南大王与休哥合势进讨，宰相安宁领迪离部及三克军殿。”

如果属实，那么随行的高级将领还应当包括有耶律海里等人，可见辽军规模之大。

相比较之下，宋军虽然也有数万之众，但规模就小得多，在君子馆正面对敌的最高级将领只是两位都部署一级的刘廷让和李继隆。

两人在战前似乎曾有过混编军队之举，但在临战之前两人却最终仍然分兵，这固然是由于两人等级相同，合兵不便指挥。

但也能体现出刘廷让和李继隆已经在这个时候意识到辽军兵力超过自己，分为前后两阵更为稳妥当决战于君子馆爆发时，宋军不仅数量处于下风，恶劣的天气也造成了直接影响。

由于在严寒之中无法拉开弓弩，无法形成对辽军骑兵的有效杀伤，事先与刘廷让“约为后部”的李继隆在战斗开始阶段便已经率部退往乐寿，种种因素导致这场战斗一开始宋军便处于绝对劣势。

加上先锋将贺令图已经被耶律休哥诱擒，更是对宋军士气造成了打击。

刘廷让的部下、御前忠佐神勇指挥使桑赞苦战不支，首先溃败，战局随之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宋军此战损失之大，约与岐沟关之败相当，而且此战败后，河北边防大开，辽军先后攻掠邢州、深州、祁州，甚至还超出河北路范围攻破了京东东路境内的德州。

史称“曹彬及刘廷让等相继败覆，军亡死者，前后数万人。缘边创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

河朔震恐，悉料乡民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尝习战阵，但坚壁自固，不敢御敌。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卤士民。

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

君子馆战后，北宋对辽军事策略全面转向消极防御，这有以下数点具体体现。

第一，北宋朝野上下反战呼声更加高涨。

君子馆战后，大臣赵普、李昉、张洎、赵元僖等相继上书，对边防发表意见，如陈王赵元僖明确认为“深沟高垒，炳燧鸣刀，来则御之，去则勿逐。

”赵孚认为应当“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立誓明着，结好欢和。”

这种反战议和的思想在两年之后发展更甚，端拱二年（989）正月，太宗向群臣征询对辽的防御策略。

张洎建议宋太宗“思安危之大计，念攻守之良谋，内修政经，外勤戎略，罢天下之不急之务，停土木之功，减官吏之宂员，省锡赉之优泽，收聚财货，训练师徒。

”等到休养生息之后徐图北伐；王禹偁则明确指出宋太宗发动的对辽战争并没有得到人民支持，“而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

这些意见的共同之处，就是建议宋太宗打消或者暂时放下收复燕云的想法，专心恢复国内经济巩固防御，对辽维持防御态势即可。

第二，对辽的军事防御部署开始变得呆滞消极。

君子馆战后，北宋虽然加强了河北路边境驻军，但是在部署上，逐渐表现出以定州为核心，环绕周边的两条主要河流唐河、徐河，加强周边的保州、威虏军、静戎军、雄州、霸州等州军城的驻军，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定州大阵的雏形。

这样，一方面是城防守备部队的兵力加强，另一方面，已经受到重大损失的野战机动部队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补充和休整，这就明显体现出了宋太宗要进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意图。

第三，宋太宗对武将的不信任愈加上升。

太平兴国八年（983）弥德超诬告曹彬的事件，颇具有代表性，足可见太宗对于太祖时期留下的旧臣和武将颇不放心，必要借机打压以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君王地位。

雍熙四年起，宋太宗逐渐加大了文官统军的比例，雍熙四年（987）五月“以侍御史郑宣、司门员外郎刘墀、户部员外郎赵载并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的事件可以看做是标志性的事件，为文臣换任武职，说明太宗更多地希望任用文臣而非武将。

从这一点来看，太宗已经不再将恢复疆土作为己任，而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稳固自身统治，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五代十国时武将尾大不掉、威胁皇权的情况。

作为专制政体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思想倾向表明他对军事形势感到失望。

在整体军事策略转向消极的情况下，对辽战事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消极色彩。

宋太宗时期在对辽军事策略方面“积极进攻—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的转变，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在这一点上，宋太宗仍然不失为一位合格的、成熟的政治家。

宋初，尤其是太宗朝与辽基于“领土纠纷”导致的军事冲突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重塑有着重要意义，并且对中国十世纪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宋）李攸：《宋朝事实》，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3】（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