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但幽云地区仍陷于辽朝之手。
几次北伐战争的失败，宋主企图收复幽云的愿望破灭，最终最终两国达成“澶渊之盟”。
对于这个盟约，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耻辱，但是这次的盟约也让两国都迎来了恢复发展的时机。
那么，“澶渊之盟”究竟是好是坏？
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太宗平复北汉后，欲乘胜一鼓作气收复幽蓟之地，北伐辽朝。
乾亨元年（979年）六月，宋军由太原移师河北，所过之处，如辽易州、琢州等守城将领纷纷投降。
宋师连下数郡，兵不血刃。大军直抵幽州城下。先与辽军负责南京防务的北院大王耶律奚底遭遇。
两军战于沙河，辽军兵寡大败，退至清河以北。宋军立即包围了幽州。
幽州自古以来就是北方重镇，城高池深，易守难攻。而镇守在幽州的将领正是辽朝赫赫有名的将军韩德让。
他临危不惧，亲自登城坚守，使幽州城固若金汤，宋军屡攻不克。
在宋军昼夜攻城之际，辽国的援军也已到位。
耶律奚底兵败后，辽景宗就派惕隐耶律休哥领五院军的兵力援救幽州。先是南院大王耶律斜轸领兵伏击宋军。
然后，耶律休哥先以五千弱卒引诱宋军主攻，再选三万精骑，绕至宋军之南，猛烈攻击。
辽宋两军激战于高梁河(今北京市西北)。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夹攻，宋军惨败，全线溃退。
“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这次战役，对宋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宋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究其原因，首先，这次北征，宋主是在轻敌思想的指导下，不仅没有认真的作战前准备，甚至是在士兵疲惫厌战，“不欲行”的状态下，仓促地发动对辽战争。
其次，是宋军的攻城战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幽州城高池深，粮食充足，不易攻取。
宋军只顾攻城，未考虑到辽朝援军将至，应分兵应对。
最后，宋军纪律涣散。宋太宗在败仗后不能沉着应付，抛弃广大将士带头逃跑，狼狈不堪。
此战一开，“开宝和议”以来，辽宋短暂的和平局面被撕裂，围绕燕云地区的争夺拉开了双方战争的序幕。
辽朝大获全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接连几年南下侵宋。不过，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
乾亨元年（979年），九月辽朝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耶律沙为监军领兵攻宋。十月，辽宋两军列阵于满城。
辽军大溃。
乾亨二年（980年）三月，辽兵十万攻雁门关，北宋代州刺史杨业率兵击败之。杨业因此战一举成名。
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十月辽军围攻瓦桥关，辽景宗亲自督战，大败宋军。乾亨四年（982年）秋天，辽景宗在游猎途中突然病死。
皇位由他的长子耶律隆绪继任，是为辽圣宗。这位新皇帝年仅十二岁，由他的母亲景宗睿智皇后摄政，被尊称为“承天皇太后”。
雍熙北伐的失败
辽圣宗即位之初，政权未稳，内忧外患，“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
不但是辽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觊觎皇位，而且南面的北宋也一直虎视眈眈，企图伺机来袭。
北宋的臣子也确实看好这一时机，相继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非天威兵力决而取之，河东之师几为迁延之役。
且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太宗表示认同，“始有意北伐”。辽朝的情况，事实上并非完全如宋人所分析的那样。
“母寡子弱”不假，但母虽“寡”却不“弱”。这要从辽朝政权制度说起。
中原政权为防止皇权旁落，后妃是不得干预政事的。
而辽代的后族非常强大，他们不仅是政权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常直接参与政权决策。
这位承天太后是一位非常有才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早在景宗统治后期，因皇帝体弱多病，不能多顾政事，而让皇后代为处理。
在景宗病逝时，承天太后实际已经掌权多年，且拉拢了许多权贵重臣，如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和手握兵权的燕王韩德让。
因此，在圣宗即位时，契丹贵族暗流涌动的情况下，承天太后仍能从容应对，粉碎多次谋反活动。
所以，当时的辽朝并不是宋朝君臣想象的那般虚弱。而在状况不明的情况下，宋朝就贸然出兵，这就为北伐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宋军一开始进展顺利，连下数城，“岐沟、涿州、固安、新城皆陷”。
很快，辽朝名将耶律休哥看穿了宋军诱其出兵，趁虚而入的意图，便坚守南京，拒不出战，等待援兵。
这样一来，北宋东路军企图牵制住耶律休哥的任务失败了。
这时，承天后和辽圣宗的援军已到涿州东，辽军乘势夹击，宋军自涿州败退。五月，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歧沟关，辽军与曹彬展开大战，宋军大败。
耶律休哥引精兵追至拒马河，宋军“溺死者不可胜计”。宋军的主力全部败溃。
雍熙北伐，是宋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对宋辽双方产生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宋朝大败，损失极为惨重。
山西、河北等地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无人收获。“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田谷多躏于边兵。”“燕民疲弊，”不得不“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
宋太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宏愿，经历两次伐辽的惨败，终化为泡影。
此后，宋朝就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
“歧沟一蹶，终宋不振”，从此宋朝谈辽色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北宋的“守内虚外”政策宋太宗曾向近臣说过，“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俱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这就是北宋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北宋建国初期几大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安史之乱”以后的百年间，唐末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状况，给宋初开国者们留下了极深刻的教训。
若使文臣武将俯首听命，永无反叛，北宋王朝就必须强化皇帝集权，加强防范措施。
其次，宋太祖赵匡胤以军事政变夺天下，宋初政权不稳，有地方强权相继起兵反宋。
虽然反叛者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要从根本上解除危险，必须收夺将帅的统兵权、募兵权。
再次，宋初南征北战，民不聊生，农民起义连续不断，阶级矛盾始终尖锐激烈。
北宋统治者更要强化对内镇压的机能。
最后，北宋两次攻辽均失败的结果使宋太宗对收复幽云的信心全无。
北宋主和派臣僚纷纷表示，兴兵伐辽只能胜于一时，实为下策，“唯与之通好”，才是解决双方冲突的良谋。
所以，两次伐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宋主更加坚定地全面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
当宋太宗诏群臣言备边之策时就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事实上，北宋初期的“守内虚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的。
只不过后来矫枉过正，使北宋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的现象。
因此，有宋一代，国家始终未能完全统一，幽云失地也始终未能归复。
正是在这种消极防御思想的指导下，之后的辽宋战争中，北宋在战胜的情况下却委曲求和，这才有了后来的“澶渊之盟”。
辽、宋“澶渊之盟”
以前学者多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北宋屈辱求和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近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认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北宋战而胜之条件下签订的互利协议”，是平等的条约。
笔者也认为，盟约是在辽宋两国均势，互相都无法征服对方的状态下签订的。“澶渊之盟”以前，辽宋之间长年争战，双方都已疲惫不堪。
事实上，北宋之所谓“统一大业”只是想夺回幽云十六州，并不包括消灭辽朝，而是恢复石晋割幽云十六州以前的中原汉地。
随着宋太宗北伐的失败也宣告了宋主收复幽云愿望的破灭。
长年战争，剥削加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起义不断。
而且将士也出现厌战情绪。宋主重文轻武，压制武将的势力，使他们在战争中根本无法灵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宋朝君臣软弱畏战，所以在处于优势的状态下急于结束战争。而辽朝频繁南下经略中原，多是为掠夺汉地丰富的物资和人口。
此次，辽朝的大举南征也不是为了消灭北宋，而是怀有“以战逼和”的政治目的。
因为辽朝开始一面向宋进攻，一面却派使臣王继忠秘密与宋进行议和活动。
显然，辽朝是想使用武力胁迫来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
在议和活动中，辽朝虽然曾要求北宋割让土地，但被拒绝后，也没有坚持下去。
双方是互有让步的前提下达成的和议。
和议的内容上看，虽然显示出了不公，但是并没有侵犯到北宋的主权独立，因此，不能算是屈辱的条约。
结语“澶渊之盟”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停战的契机，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长年的战火硝烟中，辽宋双方都已疲惫不堪，厌战情绪充斥在两方的将士和君臣之中。
北宋北伐失败后，对辽的战争也转攻为守。
这种“守势”不代表和平，只不过是不会主动出击，但仍需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
何时才是战争的尽头，让辽宋军民痛苦不堪。
反战之声，和议之声四起，这便成为了一个停战的契机；然而，北宋收复幽云的计划未果，他们就不能轻易放弃北伐。
而北宋收复幽云之心不死，辽朝就无法安心发展内政。
所以，若要使北宋对幽云之地的幻想彻底破灭，辽朝就必须给其一重击。
这也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以战迫和”。
笔者认为，“澶渊之盟”虽然从条款上看似乎不太平等，但却不能视为屈辱的“城下之盟”。
它毕竟没有割让土地等破坏北宋主权完整、政权稳定的内容。
而且，盟约缔结后的百余年间，两朝和平共处，交流频繁，互通有无，相互促进，有利于加快民族融合的步伐。
其积极意义非常重大。
参考文献[1] (元)脱脱.《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州县记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聖皇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