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祖立宋到澶渊之盟的达成，宋朝内外局势 渐渐由战转和，中央统治政策亦由“重武”转为“尚文”。
在此形势变幻之际， 以“军功授爵”的诸位武臣也不得不改变政治态度和策略，逐步向文官方向发展。
四代为将的李允则一族即是如此。
仕宦生涯李允则生于后周广顺二年（953），其父李谦溥与宋宣祖同里闬，以战守智勇深受太祖赏识，叔谦 升与太祖为布衣之交，太宗即位后又将谦升之女纳与次子元僖。
李允则以衙内指 挥使荫补入仕。但在太祖、太宗朝，李允则并未如王承衎等功臣子弟般备受优待。
究其原因，或在太祖立势时，李谦溥尚守丹州，未能参与太祖立势之事。
其次，李谦溥长期在隰州，太祖建国后亦未能进入权力中心，成为开国大臣。
除此之外， 宋太祖、太宗对武将亦有掣肘，“多为武臣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 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
而众多 以恩荫补官的功臣子弟“因父兄财力，率豪横奢纵，”也受到太祖、太宗的抑制， “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骄纵放肆者“以贱职覊縻 之。”
这些政策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允则的仕宦迁转。
太宗即位后，李允则尽管凭借自身才能，在宋辽关系依然紧张的情况下，前 往边境第一线典静戎军榷场。
然随着宋辽战事的再次爆发，李允则被迫易职。
随 后，李允则作为皇帝亲从官，多次被临时特派地方，检察地方事务，东奔西走迁转于南北，不再担任长期性的地方职务。
但李允则也借此在这四处考察和督事中， 更详细地了解了宋初各地的社会情况，使其在以后治理政务时，能够快速有效地 安抚百姓，稳定治安。
知潭州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亲征北汉，自此宋辽双方和平关系终结。
高梁河之败后，太宗对辽由进攻转为防守态势，一方面，太宗在宋辽边境加大守备，强 化治理机构.
如在太平兴国六年“析易州遂城三乡”合静戎县为静戎军；另一方 面，为缓和边寇关系，宋朝政府对边境将士的活动亦加约束，边境贸易仍然时断时续。
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月，太宗“遣使献犀带请和”，辽以无正式文书拒绝。
同年，太宗在镇州等榷场外，再置“榷场于静戎军” ，试图进一步缓解宋辽紧张态势，并谨慎选用主事人员。
就此，李允则被派往静戎军，主持境内与 辽贸易往来的相关事务，负责规范市场，严格禁榷货物，打击走私，以及防御辽 军间谍借机进行的刺探行为。
尽管在此期间，太宗规定北宋主要以“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市”，但因缺乏完善的贸易制度，走私活动仍然十分猖獗。
北宋一朝，良马奇缺，太祖 至太宗初，为获得强壮马匹，补充战争所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
但相较西夏，辽朝马匹更加优良，“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
因此，宋人往往“私过北界”购买马匹，1 3 辽人也常越界“冒禁来诣榷场求市”，以求高利。
其他如硫磺、焰硝等涉及制造军器的物资和涉及民生的粮食、铜钱， 以及朝廷垄断的矾、盐，也属于长期禁榷品。
如从幽州私贩矾入境，在太祖时期 便予以“所犯至十斤处死”的惩罚，1 5 然因榷场随宋辽战争的变化而时废时立，所禁之物或是生活必需，或是价高利厚，加之士兵、官吏的参与，其走私活动仍屡 禁不止。
由是，打击走私成为李允则在静戎军榷场的主要任务之一。
打击间谍
虽然史料对 这一时期宋辽边境贸易情况记载不详，不过从《长编》所述来看，太平兴国七年 （982）末至雍熙三年（986）北伐前，宋辽关系始终处于平稳状态，宋辽边境也 较安宁，边境民间贸易亦当持续发展。
在复杂敏感的边境关系中，李允则还要监管榷场中的间谍活动。诚如田锡在 《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所指：“今之御戎，无先用谍”。
在御辽过程中，募“边 鄙之人”“识外帮之情伪”一直贯穿宋朝治边始终，特别是以榷场中贸易往来进行情报的交换和汇总是最为保险的方式。
但也随之产生了情报冗杂，虚实难分的 问题。
李允则对此需要负责“考其侦事虚实”， 以供朝廷边将断决形势。仅此工作，便是对边境官员一项巨大的考验。
与此同时，作为边境重要的治政官员，李允则还需时刻防范榷场牙人向辽国商人获取情报， 警惕辽朝间谍借边境贸易活动 入宋境刺探军事机密。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高阳关守将便“捕得契丹生口送至 阙下”，其所捕契丹人，可能便是辽朝间谍，以至宋朝边将特意将其送入京城。
在典静戎军榷场约四年的时间中，李允则治绩如何，史料缺载，但太宗就边 境之势曾感叹曰：“今之边将，皆朕所推择，咸能尽心”， 可知李允则在静戎军 所行之事未有纰漏。
营缮雄州防御工事随着边境的安定，雄州北门外居民逐渐聚集，人口众多，而瓮城狭窄残破， 条件简陋。
为吸纳宋朝边境人口，扩大宋对边境的控制范围，李允则欲修葺瓮城， 将其纳入主城之中，与此同时，也要避免由此产生的辽朝对宋的外交质问。
于是，李允则按当地习俗在瓮城中建一东岳祠，“出黄金百两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 争献金银。
久之，密自撤去。声言盗自北至，遂下令捕捉，三以文北界”。
按宋 辽盟约，逃犯入对方境内，对方应当协助一方捉拿并遣回。
“时边郡有盗入北境， 彼皆即时擒付边将故也”。而此盗供器之贼，本就是无中生有，辽军也无法将其 捕捉归案。
就此，李允则“扬言以护祠。而卒就关城浚壕，起月堤，自此瓮城之 人悉入城内”。
旧瓮城之外的居民，亦被纳入宋朝管辖。
除此之外，瓮城被纳入 雄州城内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宋代主城之外，均可修建瓮城，以巩固城防。
新瓮城的修建，无疑可将主城的管辖区域向北延伸，扩大了宋军监视辽军的范围。
此外，李允则还命百姓重新整改房屋，加固防御，保障安全。
由于长期战乱， 州人多以茅草建屋，既容易遭到侵袭，也易引发火灾。李允则指导人们烧制砖瓦， 从太行山西麓砍伐木材，建造仓廪营舍。
还在城内规划了专门进行边境贸易的廊 市、邸舍，及供商品加工的水磨等公共设施，不仅促进了雄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而且规范了宋辽边境商人的贸易活动，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和谐。
在修整坊巷时，李允则又将城中僧人迁往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境内辽 人活动一览无余。
至此，“城上悉累甓，下环以沟堑，莳麻植榆柳”， 州城内 外秩序井然，防御完备。
然景德四年（1007）五月，因霸州边将亦在修筑城垒，辽朝遣使前来质问， 真宗不得不下诏河北边境禁止扩建边防。
“除依旧约修葺城池外，应移易寨栅， 开修河道，不以小大，并不得辄兴功役，致成事端”。
同时，河北缘边安抚都监 杨保用为拦隔辽民渔船侵越边境，在界河口内创置樁橛，落人口实，遭到处分。
守镇安军的石保吉在陈州也“因完葺城垒，疏牑于上”而“颇受众议”。于是， 真宗下令“其不得创盖亭台街道等事”。
但同年十月，真宗又诏“河北诸州军增 葺城池楼橹之具，令转运使、缘边安抚使、都监分往检校”，考察河北边境防御 工程的修筑情况。
真宗所行之事看似前后矛盾，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真宗遇 事不善决断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霸州扩建城池被辽人发现，“北虏之人有词， 过成忧虑。
兼据沿边州军言，契丹界每见朝廷于沿边兴作，皆多差人伺察动静。”，
可谓宋朝边境时刻处于被辽朝监视之中，这也更加凸显出李允则在此环境中机智 多谋的特点。
事实上，李允则扩修州城的行为也是得到了真宗的默许的。
景德四年五月， 在禁止霸州修葺城池时，面对大臣奏罢李允则浚治渠田的行为，真宗曰：“决渠 障边，乃防遏所须，然誓书旧约不可不守也”，也仅仅是令此后“开复河道，无 大小悉禁止之”，李允则所修筑工事依然保留。
直到仁宗庆历时期，这些边防设施依然发挥其作用。
结语李允则的一生经历了后周恭帝、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五帝，政治活 动集中在太宗、真宗时期。
他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北宋前期南北两个较为敏感的 政治区域，一是荆湖地区，一是河北两路。
面对荆湖地区少数民族在边境侵扰汉 人、冗税陈杂、制度混乱、天灾不断、文化衰败的局面，李允则励精图治、大兴 改革，消除弊政，促进了荆湖地区的平稳发展。
随着宋辽关系的日益紧张，李允 则又被真宗派往河北，镇抚一方。
在河北的二十余年，李允则无论是在沧州还是 雄州，其在任职期间所表现出的未雨绸缪的远见和大局观，以及机智谨慎的边防 意识都是令后朝大臣所赞赏不已的。
包拯曾多次赞叹其行事之缜密，能准确详细 探知辽朝情报，“大小必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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