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明末农民战争的硝烟笼罩下，一位少年英才挺身而出，他就是孙传庭。
出身于代州孙氏望族，从小便怀有报国凌云之志。
读书无日不勤，习武无时或缓，终于功成名就，中举进士。
初入仕途，他以苦民心计，兴利除弊，很快就声名鹊起。
然而，朝局黑暗，阉党专横，他不得不暂时归隐，以尽孝道。
可家国危亡时刻，英雄该如何抉择?
少年英才孙传庭，明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
代州孙氏家族，起先并非是本地人，据清人孙仙锦所修的《代州孙氏家乘》载：“雁门，吾孙姓自前明洪武时光山迁来，至今十五世矣。”
表明孙氏祖贯今河南信阳市光山县。
而孙传庭这一代，则是家族迁代后的第十世。
代州孙氏的始祖是洪武初年“以从戎徙雁门”的振武卫百户孙成。
成生二世祖顺，顺生三世祖广，广生四世祖凤。
凤字应时，号云翔，因为是次子，所以振武卫百户的世袭职轮不上他，他只好走读书入仕这一途，于弘治初中进士，是孙氏自迁代以后首位获得功名的家族成员，为后代开了一个好头；他后来做到滁州守，育有五子：岐、峒、嵋、崐、岷，而传庭正是这位五世祖孙岐的直系后裔。
岐为正德二年丁卯举人，也做到了莒州守。
其长子宗派后中嘉靖十三年甲午举人，家乘上并未记载其曾入仕。
他的第三子汾秀又于嘉靖二十五年中丙午举人，官绛州学正，是传庭的曾祖父。
他生有三子，长子嗣约，号观城，中隆庆四年庚午举人，他就是传庭的祖父；其虽未入仕，但“懿行载州志”，曾参与编修万历《代州志》。
嗣约长子元震，号复阳，为万历丁酉举人，先后娶妻刘氏与吴氏，吴氏即传庭之母。
传庭生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乙巳，字伯雅，“貌甚魁伟”“仪表颀硕”。
同时，也许是长于边塞之故，传庭练就了“能左右射”的本领，这样的“才武绝人”，为他日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仅有很好的武艺天赋，传庭在读书上也超过了乃父乃祖，所以终身只是举人，且未得入仕。
而传庭则从小就“颖异绝伦”，六岁入里塾，十三岁即“出应童子试，辄第一”，“自是，与群诸生大小数十试，无弗冠军者。”
二十六岁时就中了举人。
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绩，除却传庭的天资外，与他后天的勤奋也是极有关系的：为求得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传庭曾在距“州西北三十里”的白人（或作“仁”）岩读书，此地“因有白谷仙人坐化成峰，峰顶巨石为炉，飘然独立而名。”传庭号“白谷”，即当取意于此。
至今，传庭当年读书的地方仍在，因他后来做到兵部尚书，故而称为“尚书洞”，是代县白人岩景区的一处名景；而为了享有更好的教育条件，传庭也曾走出家乡，“负笈汾水”，这是在他新婚不久的事。
能毅然为学业放弃洞房花烛之缠绵，可见传庭的优异，这也是他日后能成为代州孙氏骄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历四十七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不是个好年头。
因为在上一年，辽东的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正式同明朝开战，攻取了重镇抚顺、清河，揭开了长达44年的明清战争序幕；而在本年，努尔哈赤更是大破明军于萨尔浒，不仅粉碎了万历帝企图四路合击、犁庭扫穴的计划，也迫使明廷此后在“辽事”上转入被动防御。
尽管这一年于国家而言并不美妙，但于传庭个人，却是值得纪念庆贺的：这一年的乙未科，传庭赴试，高中三甲第41名，总第111名进士，成为了家族中继云翔公之后的又一个天子门生，而他日后的成就，则远出这位先祖之上。
此科的状元是庄际昌，因此俗称“庄际昌榜”。
这一榜与之前万历三十八年、四十四年的两榜一样，都是人才颇盛，前两榜中先后出了杨嗣昌、洪承畴这样的风云人物，这一榜中也有许多明末的名人。
如探花陈子壮是日后南明的“岭南三忠”之一，二甲第4名何吾驺、第7名梁廷栋、第56名姜曰广、三甲第135名吴阿衡俱在崇祯朝出将入相，二甲第59名丁启睿、三甲第83名甘学阔、第122名杨文岳、第191名刘宇亮、第227名余应桂、第272名邵捷春则与传庭一样，均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或抵抗清兵入寇。
其中丁启睿任过潼关兵备道，是传庭在陕西修筑潼关工事的副手，甘学阔是传庭任前的陕西巡抚，杨文岳是传庭推荐接替自己任保定总督的人，刘宇亮则是传庭入卫抗清时的督察大学士，余应桂在传庭战殁后接督了陕西军务，都是和传庭直接间接有过关系的同僚；而此榜中真正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除传庭本人外，还有二甲第19名马士英以及三甲第40名袁崇焕。
更值得一提的是，袁、孙的名次前后紧挨，他们一个是日后明廷在辽东的擎天之柱，一个是崇祯对义军的最后王牌，二人虽从未共事，却都关系着所效忠王朝的兴衰存亡，这样的境遇，加上中第时的巧合，可谓是历史的绝妙安排；而让传庭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份高中，亦可谓是时代将赋予他重任的前兆。
初入官场传庭中进士后，随即被授予永城知县一职。
对于祖籍河南的传庭而言，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传庭到任后，“兴太丘社作养人才，惠爱百姓，击豪猾，百务振举。”
当时因为“辽饷”加派数年，且“永独极重”，于是他“激烈具申，曲折数千言，列小民苦状如睹”，表现出一片急民之苦的拳拳用心，而“当事靡不嘉允”；除了“访民间疾苦，首问钱谷”，关心民生外，“性简傲，不畏上官，而能廉查非常事”的传庭，又能巧妙打击县里的恶霸，为民除害。
谋定而后动的风格，不仅让传庭在办案中高效，也是他日后刚投笔从戎即能迅成大功的成功之道；而他在此案中处死的，是一个“其势熏天”的阉党六卿之子，这种不畏强权、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将为传庭以后的仕途带去多样的影响。
传庭在永城一年左右，天启元年即“以才调商丘”，仍为知县。
商丘和永城一样，也都因“数年加派，民乃重困”，尤其是种种的勒索火耗，更是百姓的大害，传庭遂“晓然示以亲输之法”，“严谕平等交纳”，又上奏请免了许多苛捐杂税，还自出俸禄以苏民力，终使民众安定；又，传庭甫一上任，蝗灾与黄河水灾相继来袭，传庭先“为文祷于社”，令“蝗即出境，民乃有秋”，随即面对洪灾，一边“急请详发帑修筑”，一边“即令徼惠河伯，得免泛滥，又浚壕之役，不惮艰难，以其素所佐县官费之公田，易金一千四百有奇，以供民力，金汤之险，恃以无恐。”
不想，刚应对完天灾，人祸又至：当时山东爆发了徐鸿儒起义，商丘的一些无赖刁民就想做内应，传庭急忙“严保甲，练乡兵，创栅栏，缮重门，制战车，备火器，不避暑湿，单骑巡历诸隘口，相度地形，指陈要害，而防御始周，擒缉渠魁”，这才令内忧外患都得以消除。传庭的军事才干也初步得到体现。
同时，传庭为防战时有难民涌入，又亲自主持重修了县里的养济院。所有这些，都令传庭声名鹊起，本县人称他“英才卓荦，文武兼资。
其所措置，恢宏博大，非俗吏比”；因“所至著赫赫名”，故“台使荐牍上，必以公为循卓首。”这样，靠着出色的政绩，传庭为自己赢得了进入中央历练的机会。
天启五年，传庭入朝述职，因此前积下的令名，得以“留擢吏部主事，旋擢稽勋郎，以覃恩予诰命。”
能进入中央吏部，传庭此时可谓官运亨通。但不久他就辞职了，且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其原因，则是明廷此时正处于最黑暗的时期。
避祸归隐传庭入职中央的时候，正值魏忠贤的阉党与东林党人斗争最激烈之际，阉党由于得到了天启帝的支持，从而彻底击败了东林，并肆意打击与己异见者。
见此情景，虽非东林却嫉恶如仇的传庭，恐怕自己无法适应这污浊的朝局，便以尽孝为名，辞职回乡了，结束了自己六年的首度为官生涯。
传庭的告假，虽为避祸，但其理由却也并非借口。
自其读书求取功名以来，对于家庭生活已忽视良多。
而到万历四十三年，传庭又遭丧父之痛，此后便由母亲吴氏独立督责他完成学业，孤儿寡母的苦状甚为可悯。
传庭后来所以能一举高中，与母亲含辛茹苦的教导实大有关系。
这一切，“性至孝”的传庭看在眼里，牢记心中，但苦于一入仕途便难有闲暇，所以一直无以为报，反倒是初进官场。
如此恩德，传庭自然无时不欲回报，便在天启五年述职时，为父母都争得了诰命，但这样也无法尽报母恩，于是传庭索性就在这朝局昏暗之时辞官而去，家居奉母以尽孝。
传庭回乡后，想着一时半刻也不会再复出，便与继室张氏陪母亲游晏玩赏。
看似一副悠然世外之态，实际上他却并未忘怀国事，而是时时关心着民生疾苦。
当时辽事日益不堪，朝廷四处征丁赴辽参战，弄得民不聊生，山西亦是大受其害：
传庭这首仿杜甫《石壕吏》所作的《邻翁叹》五言古诗，再现了明廷乱抓壮丁的景象，表现出他对国事日非、民生时艰的忧虑同情，以及对无能将吏的厌恶谴责，也说明了传庭此时虽身在江湖，却心系庙堂。
除了对远方辽事的担念，对近在身旁的战乱，传庭亦以实际行动表现着自己的殷切关怀：就在他归乡的第二年，陕西爆发了王二起义，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烽烟火种。
最初，义军只在秦地蔓延，不料从崇祯三年起，义军突入山西，在四年至六年的三年中，晋省更是成为官军、义军角逐的主战场，传庭所在的晋北自然难免烽火。
而作为地方望族，又是在籍官员，传庭对此自亦不会袖手旁观，他在乡中“缮垣犒士，定乱全城”，“慷慨谈兵略，有澄清天下志”，因之被目为“边才”，也为日后的复出积下声名。
不仅如此，即使在独处或与友人欢笑宴饮中，传庭仍不忘现实的战乱。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后金是从大同、张家口入塞的，这些地方都是宣大总督辖区，而当时的总督正是日后与传庭纠葛不已的杨嗣昌。
传庭后来不以杨之“十面张网”战略为然，其缘由，当始于这次家乡在杨的防守下仍遭蹂躏的事故：传庭对杨的军事才能产生了怀疑。
然而不管怎样，家乡的被兵，最终坚定了传庭马上复出、效命国家的决心。
于是，就在次年，他再度投身于官场中去了。
结语归隐之后，传庭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对农民起义虽有同情，却更希望能为明室效命。
当看到家乡遭后金蹂躏，他对当朝宣大总督杨嗣昌的防务策略产生了质疑。
最终，农民起义的硝烟愈发浓重，国难当头，传庭下定决心重新复出投身军旅。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