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进犯豫东来势汹汹，河南省成为交战前线，半月内国军节节败退，连失数城。直至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沦陷，日军下一个目标郑州岌岌可危。一旦郑州失守，日寇沿平汉路南下，只需7到12天便可拿下武汉，届时整个抗战战局形势将剧烈恶化。
在日军进攻郑州前夕，第一战区长官部呈报“掘堤阻敌”的方案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开会讨论后批准了这个“以水代兵”的方案。
这就是黄河伏汛期间，花园口决堤的背景，目的则是阻敌前进，为后续战役争取准备时间。
当权者弹一弹指甲灰，都有人人头落地，何况在黄河河水暴涨时期扒开一个口子这样大的一个决定。
蒋介石知道会死人，也知道会死很多人，却不知道死人的数字，远远超乎他对自己残忍程度的承受极限。说他是疯子或刽子手，也不为过，他的决策导致的结果是，黄泛区淹死了89万人，1250多万百姓流离失所受灾逃荒成为难民。
那么由谁来当刽子手的刀？自古以来大开杀戒坑杀无辜的决策命令派到下面，只不过由利益无甚攸关的喽啰小卒来执行，他们与贩夫走卒无异，但搭把手干的却是滔天的罪恶，可若不是军令如山，谁愿意干？谁干之前，良心又不会打一个冷颤？
蒋介石的决策层层下批，具体执行炸黄河大堤的任务落到了53军头上。53军新8师参谋熊先煜就是炸大堤的指挥官。他接到任务到现场勘察时，大喊晦气：“蒋委员长是想让我陪他当千古罪人。”
此次任务固然是极其秘密的，一般军官不会获悉任务的用意，但在场的勘察工程师再到基层工兵，都明白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将意味着一场怎样的灾难。熊先煜又不傻，他明白自己即将要干的，是罪孽深重，十恶不赦、丧尽天良的畜生事情。可恨的是，决定不是自己做的，却要脏了自己的手。他认为历史将定义他为参与者之一。
怀着复杂的心情，熊先煜带着部属来到河堤上的一个关帝庙里跪拜祷告。他自己对着关二哥“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说：
“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很惨。我们打不过他们，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跪地不起，又举眼向天长叹无言。一众军官似祷告，又似请罪，他们未必知道扒开花园口大堤能对敌人起到多大的阻挡作用，但真真实实能预料得到的是，会死很多无辜的平民，就在他们手上。
熊先煜回忆说，大家都是呆滞的，有人像哭丧似的嚷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6月9日，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汹涌无比，所到之处，尽成泽国，不稍多久，满目浮尸，惨状不堪入目，目不忍睹。幸存下来的人成为难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
奇怪的是，灾难发生后，竟无一百姓谴责国民政府。其中原因，就要扯出蒋介石计划中的猫腻了。
由于扒开黄河大堤的目的是要阻挡日军，所以自当然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否则让日军知道后换一条线路进攻，那还得了？既然日军拥有那么强的情报能力，对蒋介石要扒开大堤的计划都一无所知，那么老百姓就更加蒙在鼓里了。
如此一来，“真相”完全掌握在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手中，国民政府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按计划是这样操作的，大堤扒开后，第一时间把锅甩到日本人头上，对外获取国际舆论同情，对内转移老百姓的怨恨。所以新闻上，国民政府的报纸是这样写的：
“敌机30余架，12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
蒋介石的心腹大将陈诚专门在武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把花园口决堤的屎盆子扣到了日本人的头上。那时我国仍没有外援，国际社会对日军的侵华暴行采取姑息态度，而此消息一出，英美果然在舆论上声讨日本。日媒随即发文澄清反击。
料到日本会“死口不认”，国民政府又补刀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还不知忏悔，把掘河毁堤的罪行，竟移到我们身上。”
这话就相当于告诉河南老百姓，要杀要剐要恨，都冲日本人去，他们才是罪魁祸首。一边是杀我同胞的仇人，一边是守土抗战的自己人，河南百姓当然选择同仇敌忾，但凡有一个人出来质疑，都怕是要被骂个狗血淋头再掉脑袋。
这时，不禁要发出一个疑问，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国民党的保密工作真的做得那么好吗？至少花园口村的村民们应该目睹是国民政府出动军队扒开大堤的真相才是，难道花园口村的村民无一幸存，都被淹死“灭口”了吗？
事后有花园口村民说：“不对，我们的家被淹了，我们人没被淹。”
实情是，花园口附近的老百姓，根本没有目睹国军扒开大堤的过程，他们早被通知“日军来了”提前疏散，政府还大发慈悲发了每人5块钱的“逃荒费”。主要是下游的老百姓毫不知情，洪水淹过房顶，还在呼呼大睡。
花园口决堤一直被认为对整个抗战战局起到了战略性意义，迫使日军于平汉路以东停止前进，不至于迅速丢掉半壁江山，同时保住了陇海线这一苏联外援通道，又为武汉会战的筹备争取时间，奠定了长期抗战的基础。
然而，89万条鲜活人命成为鱼鳖，这一深重灾难，又是不可回避的。更恐怖的是，这一场人为灾难是具有延续性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指出，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改道，直接改变了河南的生态。
大水让粮食不复再生，豫东1200万亩肥沃良田成了荒滩。引发了后来的大旱灾和蝗虫灾，粮食颗粒无收，适逢天不下雨，这就有了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大饥荒。而那时，国民党还不自知闯下了弥天大祸，赈灾不力，贪腐灾款，以至于农民抢夺枪支给予溃败的国军倒戈一击，又生出百姓夹道欢迎日军进城这样惊掉下巴的事情。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国民政府道那是天灾作妖，姑且先放一边再说，却说天灾之后必有人祸。
彼时河南半省沦陷，三面环敌，前线驻守国军总数达50万到100万人。庞大的军队数量需要庞大的粮食给养，要养活上百万张嘴不可谓压力山大，加之重要的运粮交通线全落入敌手，粮食调度困难，偌大一支军队的吃喝重担就独独落到了河南人民肩上。这一年又是大灾之年，简直要从河南老百姓的牙缝里剔出食来。
河南人民将他们的天灾人祸用四个字概括——“水、旱、蝗、汤”，其中“汤”，指的是汤恩伯部队。论抗日，这家伙是有功的，但在河南却被诸多诟病。
首先横征暴敛，汤恩伯竟然在河南大荒之年大兴土木，盖建营房，修筑工事，所用工料无不向河南百姓强行征收。三十四个县的老百姓被迫向其部上缴数额巨大的军粮马料。
再而是苛捐杂税、敲骨吸髓。本已民生凋敝、不堪重负，汤恩伯居然还往老百姓家门口贴满税单，抓起壮丁来心肠极坏，连人家是家中唯一男丁亦不放过，照抓不误。不少兵痞子的行径更是令人发指，公然打家劫舍，缺钱就随便在路上抓个人绑起来，然后管家属要赎金。汤的部队堪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大户小户，吃光了地主家的余粮就吃贫农家的口粮，非要把河南吃个精光不可。
汤恩伯的13军子弟兵，巧取豪夺炉火纯青。在地方上将农民的猪、羊、鸡、鸭悉数畜生搜刮殆尽。最经典的是，一个兵抓人一只母鸡，农民挨枪顶脑门也就给他了，没想到这个兵还要狮子大开口勒索20个鸡蛋。农民大惊失色，这个年头，鸡蛋还能留着？就老实回答说：“母鸡下一个就吃一个，早就吃光了。”那兵暴跳如雷，立将枪栓保险打开呵斥道：“我把鸡蛋存你这里，你干嘛吃我鸡蛋？”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河南老百姓叫苦不迭：“宁要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李宗仁说，汤的部队纪律极差，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一点不见收敛。
1942年，河南粮食种植面积比1936年时锐减近3倍，由7800万亩缩水至2800万亩，能种的地本来就少了，还被大量地抓走壮丁，据统计河南抗战出兵丁260万，全国第一。可想而知劳动力严重削减对河南粮食生产有多大影响。
尽管如此，河南出人甚多，牺牲甚多，征粮也仅次于天府之国四川，他女马的，他们居然还这样对待河南百姓。贪官污吏天打雷劈！死不足惜！下地狱阎王爷都要给他们加到第十九层。
人祸天灾又人祸。老蒋娘希匹，打从扒开花园口大堤开始就锚定牺牲河南，饿死300万人仍吊儿郎当懈怠救灾，非要外国记者把证据怼在他脸上，才支开旁人自个儿缩一边流马尿忏悔，结果拨下来的赈灾款，又是被中饱私囊雁过拔毛，贪腐之风已无以复加叹为观止。
草芥草芥，老百姓团结起来把粮食抬上去，喂饱了这么一头白眼狼来对付自己。河南，饥饿中国的缩影，千百年后，仍然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治理之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