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炎炎夏日，天津北洋戏院里，演唱声娓娓道来：“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正在演出的是《闺房劝婿》，戏台上的女主角唱得酣畅淋漓，一颦一笑入木三分，台下观众看得也是如痴如醉。
到达高潮时，女主角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半圈还未转完，身子便软了下来，缓缓地倒向一边。
“啊！血！是血！”有人掀开她的戏服，只见那汩汩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淌，很快就染红了台上的毛毯。
女主角被人架了下去，脸色惨白的她虚弱地吐出一句：“我是唱戏的，就是倒也要倒在台上！”
此女，便是有着“评剧皇后”之称的白玉霜。
白玉霜，1907年生于河北滦县。她4岁时被亲生父亲卖掉，给了李卞氏当养女，养父母为她取名李慧敏。
精明的李卞氏有着自己的盘算，买下李慧敏只因她样貌不凡，是一个“潜力股”，待把女孩养大一些后，李卞氏是要再转给妓院大赚一笔的。
年纪尚小的李慧敏，哪里会懂人心的险恶，她只晓得养父李景春在一家戏班里唱评剧老生，自己从小被戏曲声环抱，耳濡目染，渐渐地也对这门艺术产生了兴趣。
跟着李景春走南闯北的日子，种种新鲜感覆盖了童年的悲惨记忆，极度渴望温暖和爱的李慧敏，觉得养父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见养女学到了一些戏剧皮毛，李景春尝试着让她唱一段《马寡妇开店》，李慧敏一开嗓，婉转的戏腔惊为天人，李景春大喜过望，决定重点栽培这个好苗子。10岁那年，李慧敏正式进入了养父的戏班。
字正腔圆、唱念做打有模有样的李慧敏，无意间被戏班班主孙凤鸣发现，听过李慧敏最拿手的《马寡妇开店》之后，孙凤鸣一拍大腿叹道：“这是一个可塑之才！”
孙凤鸣告诉李景春，要收李慧敏为徒，李景春却觉得一个女孩子家抛头露面有失风化。李卞氏更是一百个不乐意，她还指望着把李慧敏卖给妓院呢。
孙凤鸣早已看出这夫妻二人的心思，拍着胸脯表示：“跟我学戏，将来出人头地了，等着赚大钱！”
刚才还拉长脸的李卞氏，立马喜形于色，连连点头回应：“有这等好事，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呢？同意同意！”
众人一拍即合，只有李慧敏没在场，也没人在乎她的想法。于是女孩跪在孙凤鸣面前磕响头，得了一个艺名“李桂珍”，完成了拜师仪式。
孙凤鸣开始教李桂珍唱《王少安赶船》、《花为媒》、《秦雪梅吊孝》几出戏，师父教的认真，徒弟也练得比谁都勤，寒来暑往，除了初一、十五不练功，其他时间都不敢懈怠。
12岁时，李桂珍迎来了登台唱曲的机会。第一次亮相，就唱了《马寡妇开店》，惊艳四座。
虽然老天爷赏饭吃，可惜李桂珍学的是评剧，与当时最正统的“大戏”京剧相比，评剧只是个“不入流”的玩意儿，内容又多半是家长里短、男女情爱，为了迎合听众喜好，还夹杂着一些荤戏。
李桂珍积累了一些人气，却并不开心，她发现自己花费大量心血的作品，在别人眼里根本成不了艺术。更让李桂珍深受打击的是，14岁时，养父李景春撒手人寰，家里瞬间失去了顶梁柱。
李景春还活着的时候，李卞氏不敢轻举妄动，现在丈夫不在了，她又打起了李桂珍的主意。李卞氏看不上孙凤鸣给的那一点补贴钱，觉得既然李桂珍这么能唱，还不如搭建自己的戏班。
就这样，由李卞氏和她家兄弟当管事，李桂珍担任台柱子，弟弟李国璋拉二胡，又找了小桂花、小菊花几个熟悉的小演员，“玉顺评剧团”便成了。
李卞氏看到了养女的价值，李桂珍由此逃脱了再次进窑子的厄运，可是成为了养母摇钱树的她并不轻松，每日的戏排得满满当当，演了才有饭钱，亏了就会挨骂。为了不被卖进花楼，李桂珍根本不敢懈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待在戏台上，兢兢业业地演着。
想要赚更多的银钱，需要更多的粉色情节，《小老妈开唠》《苏小小》等充斥着大量荤段子的剧目，粗俗浅显，观众格外买账。演多了这类角色，免不了招来了一些骚扰。
有一次，几个醉酒的看客拉着李桂珍，说了一些十分挑逗的话，李桂珍直接与他们发生了肢体冲突。
李卞氏赶来后，不但没有维护养女，反而破口大骂起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赶紧给人道歉！”在李卞氏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钱是赚到了，并不是李桂珍的志向，她想让大家认可评剧。用她的话说，演出一定要有规格。
李桂珍修改了台词，加强了表情和动作管理，还请来导演给演员排新戏。她发现演员很少记唱本，容易忘词儿，便在后台盯着，一幕演完了及时和演员对词儿。
不出意外地，李桂珍独创的低弦低唱风格火了起来，她趁势将自己的艺名改成了“白玉霜”。
唱得越红，引来的目光就越多，1934年，白玉霜在北平开明戏院演出，北平市长袁良看过戏后，按捺不住了，他当场提出请白玉霜去家里吃饭。
袁良垂涎白玉霜已久，明面上是请吃饭，实际上是贪恋美色。白玉霜心知肚明，委婉拒绝道：“袁市长，小女子只是一个演戏的，我这身份恐怕不便去您府上。”
袁良没有放弃，又数次派人传话给白玉霜，谁知白玉霜根本不给他面子，一再拒绝邀请。
见这女子过于刚烈，袁良将茶杯往地上狠狠一摔，怒气冲冲道：“区区一个下九流，给脸不要脸！”
之后的一天，白玉霜在台上演着《贫女泪》，突然闯进来一队背枪的士兵，领头的来势汹汹，拿出一张公文说：“接市长指示，你们的戏内容低俗，有伤风化，不能继续演了，现在请马上离开北平！”
话音刚落，士兵们冲上前来，不由分说把白玉霜他们一路“护送”到火车站，领头的不耐烦地挥挥手：“赶紧走人！”
出了这档子事，戏班里的人跑了一大半，玉顺评剧团随时面临散架危险。白玉霜领着余下的成员继续漂泊，直到第二年，她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上海恩派亚大戏院演出。
纸醉金迷的上海滩，成为了白玉霜东山再起的希望，她按照南方观众的喜好，规范了口语化唱腔，将戏中唐山话念白改为京白，将粗俗剧名改得文雅了一些。
图 | 白玉霜剧照
艺术总是相通的，白玉霜主演的《花为媒》一炮而红，征服了观众。趁着热度她又推出了《桃花庵》《潘金莲》《空谷兰》《珍珠衫》《马震华哀史》等戏，同样大受欢迎。
当时上海有一个生意能人，叫魏廷荣，他不仅拥有烟草公司，还是几个戏园子的大股东，魏廷荣嗅到了商机，便用“白玉霜”的名字推出了一款“白玉霜”牌香皂，外包装上印着白玉霜模样的美女，内里是白色圆形的香皂，产品一经推出，立即成了抢手货。随着戏院客满、香皂热销，“白玉霜”这三个字响彻大上海。
那两年可谓是白玉霜的事业高光时期，戏剧名家们送了她一个“评剧皇后”的头衔，等到1936年白玉霜受上海明星公司邀请，主演她的处女作电影《海棠红》，一经放送又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有纪念意义的是，在这部电影里，流传民间乡野的评剧，从“不入流的玩艺儿”摇身一变成为了“值得欣赏的艺术珍宝”，被《大公报》整版报道，并且拥有了新派别：“白派艺术”，白玉霜也多了一个“电影明星”的新身份。
图 | 白玉霜剧照《北洋画报》刊
事业上风生水起，白玉霜在生活上则是被老爷太太们围绕，只要不演戏，她总有饭局、牌局、舞局，吃喝玩乐时间一久，白玉霜对这些庸俗无聊的娱乐方式产生了厌倦，可是迫于人际交往的需要，她也无法摆脱。
生活如此单调乏味，白玉霜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此人叫李永起，是戏班里一个打梆子的乐师，老实本分，脾气温和。白玉霜在台上唱曲，李永起在台上打梆，眉目传情之间，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白玉霜居然爱上了李永起！
穷小子李永起是公认的好梆子，但不是李卞氏眼里的好女婿人选，白玉霜刚一提出想与他交往，李卞氏立马就急了：“不行，这事儿绝对不行！”
白玉霜尝试着和养母谈条件，答应给她买房、买地、投钱做生意，但李卞氏显然更在意白玉霜这棵摇钱树，她警告道：“你休想嫁人！嫁人还能像现在这样？谁会花钱去捧一个有夫之妇？”
李卞氏偷偷给白玉霜下了药，让她再也无法生育。之后又雇来几个流氓，把李永起毒打了一顿。
白玉霜知道后，对李永起既心疼又愧疚，自由恋爱的新奇体验让她不顾一切，白玉霜头脑里萌生出了大胆的念头：和李永起一块儿远走高飞！
白玉霜平生头一次反抗，以私奔开始，惊动了上海滩，当时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样报道：“白玉霜和人私奔，究竟去了哪里？”
这两人去了哪里呢？原来他们一路到了天津，之后抵达李永起的老家河北省杨村，开启了一段隐居的桃源生活。
安逸的环境，暖心的爱人，与世无争的日子让人暂时忘却了烦恼。坐在青藤缠绕的瓜棚下，走在崎岖狭窄的田垄上，一身村姑装扮的白玉霜，变成了一个普通乡下女人。她用多年的积蓄为李永起买了地、盖了房，还学会了种地，之后又经营起了一间豆腐坊。
李永起做豆腐，白玉霜卖豆腐，友人刘二来探望他们，看到此情此景禁不住感叹：“表哥表嫂，干得真带劲呀！”
而此时，戏班失去了台柱子就像失去了灵魂，台下观众开始叫嚷，纷纷表达不满意，眼看着陷于市场困境，大家只好找来了一个女孩。
此女，正是白玉霜的养女小白玉霜。赶鸭子上架，小白玉霜拼命学习养母的长处，迅速成长起来，她虽然先天条件比不上白玉霜，但是也逐渐形成了个人特色。崭露头角的小白玉霜，靠着稚气未脱的唱腔承担了白玉霜的戏，勉强维持住了大部分的熟客。
白玉霜听说了小白玉霜坐镇，心情复杂，她既替养女高兴，又有一些惆怅之感，在她心里一直有遗憾，那是她始终放不下的东西，是她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尽管白玉霜厌倦了十里洋场的虚浮，但是她的人生离不开戏。
农村的一片黄土庄稼让人心生腻烦，杨村的村民们也看不惯白玉霜的大大咧咧，乡下人流言四起，粗鄙的话语传到白玉霜那里，格外的刺耳。
乡野容不下自由的灵魂，爱情的光芒也在变得黯淡，朝夕相处中白玉霜发现，那个“理想的男人”其实并不“理想”，表面上对自己呵护有加，暗地里竟然是一个赌徒，李永起的赌瘾又犯了，瞒着白玉霜将两人的积蓄几乎输光了！
这下白玉霜彻底寒了心，正巧李卞氏在寻找白玉霜的下落，虽然小白玉霜表现不错，上海观众仍然更想看白玉霜的戏。李卞氏便托魏廷荣跑到杨村去接白玉霜，还捎话给她说，如果不马上回来，便把小白玉霜卖掉！
魏廷荣的面子不能不给，小白玉霜的未来不能不考虑，顺着这些理由，白玉霜回到了上海。1937年夏，白玉霜重返舞台，身边不再需要李永起打梆子，曲终人散，被踢出局的男人只得灰溜溜地另找了戏班。
白玉霜回归后没多久，平静的水面又起波澜，她想要养活一个戏班，自然少不了打理各类关系，还要给各大媒体送一些孝敬钱，以免报界老爷们造谣生事。而《新民报》的主编吴菊痴早已对白玉霜虎视眈眈，见这个女人没有主动向他示好，便动起了歪脑筋。
这天白玉霜翻开《新民报》，一眼就看见了污蔑她的文章，里面不仅“揭发”了她的风流韵事，还评价她“摆架子、耍大牌、骄傲狂妄”。白玉霜一打听才晓得，主编吴菊痴是京城名票，背后是日本人。她只能联系记者韩宝臣出面，请吴菊痴到北京前门外的“同和轩饭庄”坐一坐。
饭席上，白玉霜毕恭毕敬地向吴菊痴道歉，然后递上来一个圆鼓鼓的钱包：“吴主编，这是一点小心意。”
吴菊痴接过钱包，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盯住白玉霜，那目光恨不得将她生吞活剥了。白玉霜全身紧绷着，保持住笑容，内心里真想给他两巴掌。
酒足饭饱后，吴菊痴一脸满足地说道：“我是个不计前嫌的人，以后我们多交流就对了！”
两人在饭馆门口道别，吴菊痴依依不舍地放开了白玉霜的手。等他走到李铁拐斜街处，身后传来几声枪响，划破了天空，吴菊痴直直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汉奸吴菊痴当街被杀，此事惊动了日本人，他们查到最后和吴菊痴接触的是白玉霜，以怀疑她是凶手为由，不分青红皂逮捕了白玉霜，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韩宝臣。两人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在了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中。
一个年轻貌美的戏子，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其待遇可想而知。在幽暗阴冷的监狱里，白玉霜受尽了非人的凌辱与折磨，日本人将她的衣服扒光，架在棕毛绳子上面，使劲拉磨她的下身，血顺着绳子往下淌，白玉霜绝望地哀嚎着，可是无人能帮她。日本人五花八门的酷刑，整整折腾了白玉霜两个星期。
虽然白玉霜后来被放了出来，却落下了无法修复的病根，曾经鲜亮的主角肉眼可见的凋零，空留下一副遍体鳞伤的躯壳。即使这样，为了戏班的生存，她还得继续上台，强撑着唱戏。
1941年，白玉霜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一天两场的高强度演出被迫暂停，等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告知她患上了子宫癌！
这个确诊结果犹如晴天霹雳，白玉霜只能待在北京德国医院的病床上安心养病。说起来是养病，实际上哪能安心，不到半年，白玉霜的病情稍有缓解，李卞氏就急不可耐地催她回来挣钱了。
白玉霜只能拖着病体回到天津，抓紧时间排演新戏，有时候她需要靠人搀扶着才能下车，可是一旦走到戏台上，她又变得生龙活虎了。大家见白玉霜太辛苦不忍心，白玉霜反而安慰他们说：“我还坚持得住！”
白玉霜心里明白，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把几出抗日新戏排出来。
谁都想不到，1942年《闺房劝婿》演到中途，白玉霜的病变处突然破裂，导致了大出血，她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卞氏不得不把白玉霜送回医院，可惜为时已晚，她的病情迅速恶化了。
1942年8月10日清晨，白玉霜病体枯槁，躺在床上忍受着疼痛的煎熬。肿瘤细胞转移到了肺部与肝脏，她几度昏迷过去，醒来后突然又有了一些神气。
外甥王林俯下身，用手帕为她擦拭着不断渗出的汗珠。只听见白玉霜用微弱的声音说：“今世我不后悔，我相信她（李卞氏）于我是有情有义的。”
又竭力挣扎了一番后，白玉霜终于沉入那永恒的黑暗，年仅35岁。
依照封建礼教，成年未嫁女子不能列进祖坟，所以没有人肯收留她的孤魂，白玉霜只能埋在天津公墓的孤女坟下，石碑上潦草刻着“李桂珍之墓”，连“白玉霜”三个字都没有留下。
数年后，一个男人摸到了王林家门，说是李永起托他来的。王林一问才知道，李永起后来出了国，结了婚，有了儿孙，如今已经去世，生前曾经嘱咐这位朋友回国带一些美元给白玉霜，算是对这份感情的一点补偿。
王林将此事转告了李卞氏，李卞氏听完脸色大变，把水杯往地上一摔道：“她的一生，就用这几个钱来换么？”
文 | 筱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