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人数为：小学专任教师558.5万人；初中阶段专任教师350.4万人。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共908.9万人；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人数为：小学专任教师662.94万人；初中阶段专任教师402.52万人。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共1065.46万人。
10年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增加了156.56万人。
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毕业及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比例为32.58%；初中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毕业及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比例为71.63%；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毕业及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比例为74.53%；初中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毕业及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比例为91.71%。
10年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小学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比从47.6%涨到81.02%，实现飞跃式提高。
Ⅱ
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达到1076万人。其未来走向大体为：
选择继续深造考研占比为：40.78%；
选择企业（国企、民企、私企）就业占比为：34.21%；
选择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获取编制占比为：17.57%；
选择创业占比为：4.25%；
选择出国留学及其他占比为：2.07%、1.12%。
考研、考编成为毕业生未来走向中，占比增长速度最快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我国教师资格考试热度持续攀升，报考人数从2012年的17.2万人，跃升至2022年的1144.2万人，暴增66倍。1144.2万人的教师资格考试报考人数已经和2022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193万人）不相上下了。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环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近几年对民企的各种显性和隐性伤害所导致的后遗症外溢，迫使很多毕业生想法的改变，首先考虑的不是“实现理想”、“勇闯天下”、“创业创新”，而是“稳定”。
而“专任教师”，有编制，收入有保障，是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毕业生的首选。
Ⅲ
水涨船高，教师门槛自然也就提高了。而这个“门槛”的高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学历的苛求日甚——
2019年，深圳龙华区教育系统进行秋招，共有3.5万人参加，通过者不到500人。其中，76人毕业于清华、北大；90%是研究生；23名博士；
2022年，浙江温州中学招聘新任教师，成功上岗共11人，7人毕业于清华、北大；1人毕业于上海交大；1人毕业于北师大；2人毕业于华师大。11人中有2人拥有博士学位，4人硕士毕业，还有1人曾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的子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2022年，重庆云阳县的4所小学，招聘4名语数任课教师，报考条件的学历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最低工作年限为三年；
2023年，广东珠海市8所中学招聘中学教师，报考条件的学历要求是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含国内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行业的学历要求，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现在普遍性的研究生，实现了“三级跳”。
Ⅳ
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而201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30%；
2022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而2012年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才3325.2万人；
2022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24.25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3.90万人，硕士生110.35万人；而2012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59.0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6.8万人，硕士生52.1万人。
以上数据，很明显的发现，近10年的大学扩招（本科和研究生扩招），高等教育普及，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来看，确实达到了目的。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学历贬值”，这也不难理解，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学历要求为什么会步步提高了。
Ⅴ
教师门槛高了，似乎是好事，特别是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大计，关乎千家万户将来，关乎个人安身立命之本的职业。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言，每年数以千万计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拥入市场，国民生产总值需要达到6%以上，才能创造出相应数量的岗位，基本满足毕业生“对口”和“合适”的工作需求。
但目前，显然是达不到的，这也是近两年失业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于是，高校毕业生迫于现实压力，就会“向下流动”，向原有的，门槛较低的行业拥入，例如：“游摊业”、“服务业”、“农林牧业”、“批发零售业”、“物流业”等。这就是“人才下沉”。
“脱下长衫”，“人才下沉”，会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但也会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
一部分有头脑的从业者，势必会通过自身的能力，推动行业转型；提高传统行业的创新性和知识性；行业的平均水平和细化分工程度会明显上升，行业管理模式、质量标准便会升级。
但，这样的规律，在教育行业中，却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大量的高学历人才拥入“中小学教师赛道”，更多的是，被浪费，被同化，被泯灭，并没有换来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的升级。
Ⅵ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用行政化方式进行教学管理。
当教育以“国家意志”为主时，教育就由“私事”变成“公事”，就必须要为国家发展服务。构建整个教育体系，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再到高中教育，至高等教育，明确各阶段的选拔分层方式，这是国家行政方式的职责。
行政方式更应该侧重于在整体上发挥作用，但行政化的管理一旦过界，渗入教育教学管理的各层面时，行政化本身存在的诟病，如影随行般，就会复制粘贴到教育教学中。
教育圈有一个说法：“200个学生、15个一线教师、15个中层领导。这些中层领导的工资待遇普遍比一线教师高，总是能优先享有各奖项、补贴，占有本就稀缺的事业编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教师安排任务，政绩的判断标准就是教师的事情一定要多！”
这样的说法，看似笑话，却一点都不好笑。
现实中，在教育教学管理上，各管理部门职责不清，重复布置，重复办公现象迭出。“除了畜牧局，教师几乎是所有庙堂之上的人的‘打工仔’”，刚刚结束的暑假，又有很多地方在驱使教师巡河去了。教师“工具人”化，一线教师负担重，且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办法花在教学研究上。
教育教学管理中，最需要的是专业化管理，而非行政化管理，外行管内行的情况，并不少见。
“空降校长”是常态化，我们的所有中小学校，有几个校长、副校长、行政管理者，是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一线教师位置上，选拔出来的？这是行政部门的共性——看重管理协调能力，忽略专业对口能力。在其他行政部门中，管理和协调可能很重要，但在“培养性机构”，专业性则更重要。比如教育领域，比如体育领域。
乱分配、瞎指挥、滥用权力，严重影响教师正常的教学研究工作。
行政管理中，一般优先考虑的是服务对象。这种管理思维，如果表现在教育教学中，以服务行业标准来对标教育领域，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缺乏对教师的正确定位和合适保护。
“教育惩戒权”迟迟不能落实，教师在教育学生时缺少必要手段；出现舆情时，管理者往往会坚定的站在教师的对立面，以“消除影响”为目的，不惜牺牲教师的正当权益。导致寒蝉效应，很多一线教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宁愿“佛系”，这种“大棒管理模式”，如何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Ⅶ
二、用统一化模式进行教学研究。
“公事”下的教育体系，庞大的教师队伍，统一化模式教学是保证教学质量底线的唯一方式。
于是，学校教育教学的进步，关键在于，在统一化模式下，如何关注一线教师个体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成果。
这种自下而上的教研模式，是可以促进统一化教学进步，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教育教研体系，根本没有这种上升的渠道。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的“规范”化——
每年寒暑假，消耗一线教师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进修模板式的统一规范教学；
各类只看表面的光鲜，不考虑实用价值，提前准备好的公开课表演；
无数校、区、市、省的标准化、模式化、计分化的赛课；
早已成为少部分人牟取名利手段，变质的“名师工作室”的免费宣讲人给出的所谓教学研究；
与职称、评级捆绑的参评论文，重理论轻实践，重成规轻创新；
......
整个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形式主义泛滥。
束缚，还是束缚，如八股文一般，绑得人喘不过气来，何谈教学提高。再加上，每学期制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快马加鞭的主科任教老师，能基本上完，就要谢天谢地了，哪来的时间去尝试和研究。
打破行政化管理、突破统一化模式，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动蛋糕”的。空喊口号、各种措施、形式方案、名义改革，不过搅浑一池水，那水，还是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