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2016年全国新生儿出生人口数为1786万，是自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

从2017年开始，全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

2017年为1723万；

2018年为1523万；

2019年为1465万；

2020年为1202万；

2021年为1062万，本年48万人的净增人口数量（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创下近60年来的新低，全国总人口已快达到负增长的警戒线；

2022年为956万，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07，一孩生育率跌至0.5，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我国人口首次负增长。

Ⅱ

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2022年全面放开三胎，但目前来看“催生效果”相当有限。

“鼓励生育”成为频率最高的“热点词”——

希望放开四胎或全面放开，国家让出更大的生育自主权；

各地出台鼓励二胎三胎的措施，包括现金补贴、教育倾斜；

随着一胎生育率暴跌，又提出不能只鼓励二胎三胎，本末倒置，没有一胎哪来二胎三胎？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出：

“到本世纪中叶，印度人口有可能发展到中国的3倍左右，印度的科技可以借助人力资源的优势超过中国，除非中国能够逆转现在的人口低生育率”；

“影响科技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减少会最终将影响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会影响每个人的收入。因为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研发人员，研发人员越多，产生的科学家越多，顶级设计者和企业家也越多。”

梁建章的话，是把“人口”与“国运”紧紧的绑在了一起，这背后其实就四个字——“人口红利”！

Ⅲ

公知们普遍的观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得益于“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通俗的解释是——劳动年龄人口充足，保证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于是，维持这个“黄金时期”，一直拥有“人口红利”便成为公知们眼里，我国经济能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唯一选择。

一方面，宣传失去“人口红利”的危害性，包括“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减少”；“消费品需求大量减少”；“房价难以维持”；“经济发展停滞”，最新的解读是“影响科技创新和国运”。

另一方面，“催生”成了近几年最重要的政策导向，从国家层面的放开二胎、三胎，到各地方奇招频出的把“生孩子多少与买房、买车、贷款、教育”相挂钩。

但，“生不起、不敢生、不想生”的思维意识似乎并未改变，是老百姓的思想觉悟太低，没有长远眼光，不明白“人口红利”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国人的重要性吗？

Ⅳ

回答上述问题，要明确两个事实——

一、“人口红利”能长久持续吗？

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个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这个阶段即是“人口红利”阶段；第三个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

当经济飞速增涨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凸显；独立、自由、平权思想的觉悟；人口变迁的速度加快，人口出生率便会逐渐降低，所谓的“人口红利”时代就会渐行渐远。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向“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是依靠人口红利成为发达国家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共性——出生率低。

所以，“人口红利”本来就不能长久持续。

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

202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占总人口数的64%，国际共认的人口红利期的认定标准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0%以上，即进入人口机会窗口。照此数据，我们将长期处于所谓的“人口红利”期中。

事实上，我们不是缺少劳动年龄人口，而是劳动年龄人口明显过剩。9亿劳动年龄人口，真正在“劳动”的不到六成，其他人在哪呢？

一部分是“毕业即失业”，到处在找合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一部分是城乡里吃低保，不愿意劳动的人；一部分是城市里食利者阶层，靠出租房屋或拆迁暴富获得收入；一部分是宁可待在家里，一心啃老族；一部分是躺平在家，不学无术，或是抱大腿，傍大款的人；当然，还有大量的官二代、富二代、吃空饷者。

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众多，没有危机，只有严重的大量浪费。

Ⅴ

既然如此，为何一味鼓励生育，一味强调人口危机呢？

因为确实存在“人口红利”，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确实得益于“人口红利”，只不过，这个“利”，是牺牲的“利”

——牺牲大量农民工，抛家弃子，进城务工的“利”；牺牲大量底层打工人有限生命的“利”，牺牲大量个体幸福指数的“利”。

——牺牲大量自然资源的“利”；牺牲大量优质生存环境的“利”；牺牲大量农村边缘化的“利”。

客观而言，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代价，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必然，是追求幸福的奉献。不必谴责，不必痛恨，也不必愤怒，在向前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都值得敬佩，值得尊重，值得学习，包括牺牲者，也包括获利者。

但，时至今日，还在一味追求所谓的“人口红利”，通过“廉价的、大量的劳动力”，形成“有限劳动岗位的竞争”，达到“最低成本，最高收益”的效果。那这时的“人口红利”的“利”，便是最残忍的“利”了。

Ⅵ

鼓吹“人口红利”，滥用“人口红利”，让“人口红利”带血。“还富于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基础思维。

202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逐年增长的受教育年限，说明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将有力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才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终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