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数十载，战火蔓延全国。

福建虽避开中原沦陷浩劫，却也难逃厄运魔掌。

东南郑氏割据残余力量久扰闽南，清廷为破其根基，竟下令"迁界"沿海，迫使居民远离家园。

与此同时，水师羸弱无以自保，又不得不"海禁"阻隔商贸，草菅人命。

内陆亦不太平，三藩叛乱中，耿氏武力镇压闽中，加征暴捐杂税。

官逼民反，遍地狼烟，战火糜烂物力人力，民不聊生。

此间社会经济文化，无一不受到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重拾生机？

明清易代几十年，战乱与天灾的频繁发生，都严重破坏了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福建社会经济与文化。

如南明隆武政权主要活动于福建，隆武政权灭亡后，部分南明遗臣如郑成功势力一直活动于福建的东南沿海，与清军反复争夺数十年，对福建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

明郑集团长期活动在闽南厦门地区与台湾岛，频繁登陆袭击清军，同时对福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明郑集团与清朝政治对峙，军事对抗，其军队组成人员较为复杂，时常出现扰民之举：郑芝龙侄子郑彩在福建海坛，横征暴敛，因民怨沸腾而滥用武力镇压民众；郑芝龙部将杨耿，败退至浯洲，威逼居民筹措巨额军饷未果，居然纵兵决堤，良田成为泽国，百姓生计无所依。

三藩叛乱时，明郑再侵扰福建地方，“漳州龙溪县班山、泉州南安县五都、同安县三保峪等地方，逆贼立营结寨，盘踞山谷，骚扰百姓，为害己久”。

清军驻于福建，也对福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如侵占民房，清初战争频繁，东南沿海屡为明郑集团侵扰，故清初福建军事地位较为重要，大量清军驻扎地方，但军纪败坏，军士侵占民房为军营，“清初镇将驻兵兴化，无不霸占民房”，“州内民房，一被占据，就永作兵营，相沿不改”，“清军每次换防，均拆毁房屋，以木材充燃料，房屋倒塌无数”。

清军还骚扰民生，肆意勒索，“福建回京官兵，所用船只人夫，皆借端勒索，恣意骚扰，往往额外多派，折价入己。沿途生事，毒害地方”，对此，康熙帝也十分清楚：“向来驻防镇江、杭州、福建等处汉军官兵，皆恣意妄为，侵霸厘市、擅放私债、多买人口。”

长期的战争导致大量的军饷需求，更加大了对民生的剥削，清制：“各省军需，俱取之本省”，在经历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与天灾后，福建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而战争急需的军需粮饷，依靠正常的赋税摊派已无法供应，地方官吏加紧了对民生的剥削。

对此，福建籍官吏严沆上疏：“至僻远小邑，督抚见闻稍有不及者，皆均摊地亩，加派催征”气康熙帝也承认：“各省大兵往来，凡米豆草料及供应等物，闻皆派之民间，不给价值。”为供应战争，福建百姓负担更重，御史徐元文上疏：“百姓供应军需，极为困苦”，请求“敕令总督、提督暂行停止。”

三藩中的耿藩驻于福建，长期以来对福建地方剥削甚重：三藩之耿继茂进驻福建，麾下军士万余，及军士家属等超过十万，且耿氏父子生活奢侈，所耗巨大，故“以税敛暴于闽”。

耿藩在福建加征田赋，滥收私税，遍设关卡征私税放高利贷，肆意剥削百姓，福建沿海地区有“迁界”与“海禁”，负面影响只在沿海部分州县，在大部分内陆地区虽为有迁界的破坏，却受耿藩如此倒行逆施，对民生肆意剥削，极大的阻碍了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

福建民生的困境，让时人陈鸿感慨：“连年用兵，军队过境，杂派不息，夫役差繁，富贵贫贱，都不免破家荡产。”

除侵占民房、剥削民生，清军还存在掠民为奴的野蛮习俗，在关外时的八旗军队就有掠民为奴的风俗，入关后，清朝虽下令禁军队劫掠百姓，但将叛军及其家属掠夺入旗，编入包衣却被承认为合法。

清军在福建常有掠夺无辜百姓之举，兵部尚书宋德宜指出：“大兵掠获子女，其间真正从贼者固多，无辜悮掠者亦复不少”，即使如此，地方官吏对清军却无能为力，“所掠人口，时移岁久，皆不可问”，“或变卖资用，难以追求”。

明郑集团强势的海军实力，使得清朝不得不采用极端的“迁界”与“海禁”政策与之对抗。

清初，面对东南沿海明郑等反清势力的侵扰，而清军水师羸弱的局面，部分官吏提出了海禁政策，意图用经济手段来围困海外叛军，魏裔介提出了“择知兵大臣，沿海防御，坐而困之”气郑氏降将黄梧又提出迁界，认为目前“海禁实则不严，省际水陆不相统一”。

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指责沿海居民与厦门（时明郑占据）有贸易往来。

次年，清朝颁布大规模迁界令：“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令迁移内地。”

在学者顾诚看来，这种手段“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惨无人道的暴行”。

这一政策，影响了清初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恢复，通过人为的经济隔绝手段，意图实现军事上的围困目的。

“海禁”与“迁界”出发点在于削弱明郑在东南沿海的活动，但实行起来极大的损害了东南沿海居民的直接利益：“迁界”强行迁走沿海居民，破坏沿海居民的财产，据载：“檄下，民尽徙。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当播迁之后，……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

地方官府推行迁界令十分急进，却缺少妥善的安置手段，清朝虽下令：“地方督抚务须亲身料理，迅速安插迁民，酌给田园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不得但委属员，草率了事。”

但地方官府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敷衍，御史李之芳指责：“各省督抚，将上谕置之不理，催赶日促”。

强行的“迁界”与敷衍的安置，造成迁徙的居民，死者甚多，“民死过半，枕藉道途。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己在目前。”

其他沿海诸省，不可尽言，如谢国桢言：“大抵迁界一事，福建受祸最甚。”

“迁界”范围内的土地，则全部荒芜，极大的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人口损失，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荒芜，如海澄县划在界外的田地共八百余亩，漳浦县荒芜的田地达一千多顷，莆田“计去地三之一”。

“迁界”同时，还执行“海禁”政策，更加阻碍了沿海的经济发展：福建山地多，耕地少，人口的不断繁衍，众多的沿海居民依靠海洋生存。

“海禁”对沿海渔、盐等经济生产的影响可谓巨大，“濒海之民，多以渔盐为业”。在严格执行海禁与迁界后，沿海地区最重要的鱼盐产业遭到重创，盐场多有废荒废，如漳浦盐场“迁界，盐丘俱在界外，税银一概无征”。

同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遭受损失，福建总督范承谟上疏：“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

总督姚启圣上疏：“沿海鱼盐、洋贩之利，阻绝不行，民生已困，国计更绌。”

百姓困苦，士人叹言：“自迁界后，不独五省之民失业流离，伤损国家赋税，二十年来何止几千百万。”

“迁界”与“海禁”同时打击了沿海的对外贸易活动，私人海上贸易的受限与官方主导的市舶贸易几乎停顿：明末繁荣的沿海港口市镇，迅速萎缩倾颓，如在迁界前的莆田秀屿有海船四百余，贸易收入，每年达数十万，迁界后，秀屿化为焦土。

时人伍常作诗感慨：“觉罗无计退雄师，下诏迁居策亦卑。卅里田庐成赭土，哀鸿遍野叹流离。”

福建地形山多地少，历来粮食不能自足，依赖邻省的粮食贸易供给，迁界海禁令使得福建粮食问题进一步恶化，使得外省入闽粮食减少，粮价上升。

此外，清初福建地区军事地位重要，所驻军队众多，所需粮饷如前文所述，多就地摊派福建，使福建地区粮食问题屡现，粮价腾高，总督姚启圣上疏：“粮料价贵，兵民困苦。”

“迁界”与“海禁”的实行，极大的破坏了福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人口的减少。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对于沿海居民而言，海洋便是田地，海禁政策断百姓生计，迁界则强迫居民离乡背井，使得沿海地区经济恢复进程遭到打击，如漳州海澄县的惨况，“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从三万减少至一万余人，人口损失达一半以上。

人口的减少，还体现在曾经人口繁荣的沿海州县频繁出现野兽伤人事件，如“虎患”。

虎噬千余人，料想有修辞之嫌，也足以说明社会人口的减少，地方治安混乱局面下所面临的“虎患”威胁。

福建社会的地方矛盾也长期限制着福建的发展，如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以及明清易代间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福建社会的地方矛盾，阻碍了福建地方的发展。

福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人口却不断增长，粮食问题严重，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便有饿殍遍野，易子相食的惨况。

明清易代数十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与动荡中，北方中原地区长期遭受农民起义战争的浩劫，社会经济早己崩溃。

顺治元年（1644）七月，天津总督骆养性上奏中阐述了清初天津的社会经济的困境：“当此民穷财尽之秋，田野荒芜之日，使小民经年力作，无以赡生”，北京附近州县也陷入困境。

明末农民军活动的重点地区河南境况更甚，数个府县己是千里无人烟，巡抚罗锦绣上疏称：“各省遭残流寇，无如河南更甚，……河南五府城郭拆毁，竟成废墟。

长江沿岸的南方地区受明末受农民军战火的波及较小，但在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后，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擒获南明永历帝，南明与清军在南方的长期拉锯战争使得南方也陷入困境：清军南下，南京弘光朝廷投降，清军入城后虽未屠城，南京却是“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弘光朝廷忙于“征兵措饷，民不聊生”，地方秩序混乱，“地方徒棍四起，抢劫率以为常”。

在江南的其他地区，清军的南下遭到了明朝遗民的强烈抵抗，如扬州屠城十日，“扬州士民死者尸凡八十余万”，以上数字虽有夸大之嫌，但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清初江南社会经济的崩溃事实。

南方的其他地区如湖南，社会秩序也是荡然无存，湖南是清朝与南明永历朝廷及农民军重点争夺要地，受战火摧残甚重。

与福建、湖南毗邻的江西的情况也尽如此，赣州附近，“沿途之庐舍俱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府库“因兵马残毁，焚掠一空，仓吏竟无一人，仓廒尽成瓦砾”。

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帝被擒，宣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基本停止。入关后，清朝采取各种政策，重建封建经济秩序，如废除三饷，减免赋税，意在减轻人民负担，以稳定人心，刺激人口的增长，达到巩固新朝统治的目的，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社会秩序得到稳定。

但由于清初剿灭南明战争的财政需要，加派的“三饷”虽明令废除，但不得不暂时征收，赋税“悉复明万历间之旧”，劳动人民的负担并未得到真正的减轻。

可见清廷虽有意调整赋役制度以恢复民力，但清初长期战争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清朝对农业十分重视，采取招徕流民，鼓励垦荒的措施：康熙帝曾说“国之大计在农”“农事，实为国之本”。

加上清初频繁战争的需要，对后勤粮饷的需求更使得农业粮食产量的恢复成为迫在眉睫之事。至康熙后期，全国耕地数量己基本恢复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康熙帝对此十分自豪曰：“崎岖之地，己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明末吏治败坏，社会秩序因而崩坏，对此清朝统治者自然吸取教训，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康熙帝在位时间内多次巡视地方，了解地方吏治与民情是重中之重，他提出“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吏治的澄清比平定葛尔丹更加重要，“今后澄清吏治，如图葛尔丹则善矣”。

清初几代帝王如康熙帝与雍正帝都重视整饬吏治，遏制了自明末以来吏治败坏的趋势，促进了清初社会与经济的恢复与及辰。

明清易代之际，福建地方社会的现状：久经战乱波及，清初福建社会在经历了东南明郑的袭扰；以及清政府的应对之策“迁界”对民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三藩之乱中耿藩对福建的剥削；福建社会的地方矛盾，集中在人地矛盾与自然灾害的压力下，使得福建社会向外移民进行商业贸易传统比较浓厚，有助于福建地方社会走出清初的困境；加上台湾平定后，清初东南地区的战争逐渐结束，社会更趋稳定，为清初福建社会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福建地方文化事业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