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
中国历史上迎来了有数据记载的最热的一天，记录数据显示，北京城气温高达44.4℃。
庄稼大面积干旱致死，数以万计的臣民因中暑而身亡。身为一国之君的年轻的乾隆帝，一度以为这种反常的天降异象与其处理国事的好坏有关。
为此，年轻的乾隆皇帝只好下罪己诏，将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以祈求上天垂怜。
其圣旨中写道：
“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细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
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的高温，覆盖面很广，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武汉等地。光记载这起高温事件的史料，就有48处。
那一年从阴历五月开始，华北地区就出现了罕见的酷热。
据《浮山县志》记载：“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
浮山县，位于今天山西临汾，由此可见那一年山西的夏天也异常炎热。不过从中暑死亡人数上看，北京更加严重。
当时有山西临汾人在北京做生意的，也有因此毙命的，可见北京那年天气之热非比寻常。
还有，河北《高邑县志》中也记载：
“(乾隆八年)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当时就连躲到阴凉处，依旧炎如火灼；中午时分，连铅锡都会被热化；还有很多人因为喝不上水而毙命的，场景十分凄惨。
当时还有身居北京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哥比”，在写给法国巴黎的朋友的信中，也曾描述了当年北京城的炎热景象：
“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 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了”。
“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而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
“当时曾有官方数据统计显示，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也正因为当时传教士“哥比”带的有西方研发的温度计，并做了相关的温度观测和记录。
后来，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专家张德二根据其记录推算，从7月20日开始到25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连续6天超过40℃。
其中7月25日的气温更是高达44.4℃！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京在20世纪的极端气温记录——42.6℃（1942）和42.3℃（1999）。
无怪乎，清朝大型编年体史书《续东华录》里记载，六月丙辰（7月25日）这天，“京师威暑”。一个“威”字充满了多少恐惧和无奈。
要说起乾隆八年那场人心惶惶的“热灾”，其实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通过总结乾隆八年的种种情况，还是能找到一些大自然的“预警”。
要知道，乾隆在位的整个时期，旱灾就尤其的多。
尤其是乾隆五十年，出现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旱灾”，那场旱灾甚至比乾隆八年的“热灾”还要严重。
旱灾，常被看做一种自然灾害，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尤其是在古代，更是难以解决。
但是究其根本，除了诸多无法直接干预的客观因素之外，人为因素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因素。
在乾隆朝的历史记载中不难发现，乾隆时期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旱灾和热灾，有两方面的原因：
1、不重视水利
水利建设不仅决定着洪涝时期的水源问题，更是庄稼生长的根本，然而在修筑水利设施这一方面，乾隆处理的其实并不完善。
有史料证明，乾隆48年，国库预计拨下53万两白银，用以修筑山东境内的运河。一方面拨款53万两白银并不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利问题。
另一方面，最后实际花费了110万两，偏差如此之大，肯定是有不少银子落入了某些人的口袋之中了。不过乾隆最后也没有过多的过问。
2、水土流失导致
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为了解决庞大的人口带来的最基本吃饭问题，人们不得不纷纷开垦荒地。
尤其是那些原本属于森林、草原或其他自然生态的土地，被大规模的垦荒，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样一来，遇到洪涝的时候，没有植被固定，土壤流失，造成了水土流失现象。不仅土地肥力下降，还加剧了干旱的程度。
遇到干旱的时候，因水土流失使得土壤变得贫瘠，无法有效吸收和储存雨水，从而加剧了水分的蒸发和流失。
还有一点，乾隆八年的热灾之所以造成了那样的人员伤亡，超过了万例之多。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水利问题，使得关键时刻水源很少。
另一方面，就是有官员私自屯水，控制了水源。
那时候由于天气炎热，一时间水比油贵，一些商人便派人将水囤了起来。这也是很多人被热死的原因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年轻的乾隆帝面对如此灾难，还是做出了应有的应对之策：
他一方面派人在城门口发些去暑的草药和汤剂，一方面打压囤积粮食和水源的奸商，最终将可能的灾难缩小到了最小。
热灾之后，为了防止引发旱灾，乾隆又让朝廷拿出了救济粮，帮百姓渡过难关。
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祈雨仪式，不管是否管用，都给百姓带去了希望。仅凭这些，乾隆也不失为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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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日）田家康：《气候文明史》，马德：《气候颠覆历史》，郑大玮：《寒潮与热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