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这部经典小说感染了中华儿女几代人，还翻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其中的很多情节都能使人留下深刻印象，歌乐山就位于重庆沙坪坝中部，1939年国民党军统在此处设立了“特区”，把白公馆、渣滓洞建成秘密监狱。

很多被关押在这里的革命斗士都倒在了黎明的前夜，而2007年渣滓洞被山洪冲毁后，更是再度将那段惨烈的历史摆在世人面前。

山城红岩

2007年初，重庆接连暴雨，洪水使得渣滓洞受损严重。

当后来雨声减弱时，工人对渣滓洞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不过在修缮到2号女牢时，大家无意中看到这里有个洞。

这个小洞原本没有被发现，历经半个多世纪又重新浮现在众人眼前，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于是工人们立马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上级部门，上级同意后，工作人员赶来查看这个洞的具体情况。

短暂的搜查后，洞中的内容就全部能看到了：一些铁制工具。

专家根据那段历史分析：“这些铁制工具就是监狱中的革命者为了越狱而准备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使用。”

相关历史文献也同样能证明：江姐他们就是准备了越狱，最后未能成功，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后来一直没能找到，直到现在才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种绝望的感觉，只有那些已经献出了生命的革命者才能真正体会。

白公馆原本是四川军阀白驹在郊外修建的别墅，抗战期间，军统把别墅给征用了，就变成了看守所，里面的十几间房屋全部被改成了牢房，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也成为了地牢。

而渣滓洞原本只是个小煤窑，由于渣多煤少而取名，军统为了能占据这里干脆把矿主给逼死，渣滓洞就成为了监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美军为了收集日寇的军事情报，决定与军统合作，双方在1943年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协定中也规定的很清楚：只要抗战结束，中美间的合作也宣告结束。

抗战结束后，按照协定合作所本就不具备原本的意义了，美方也就将所有设施移交给军统。

可国民党却觉得这个地方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位置，可以用来关押革命者，而且过去由于此地经常事关机密，因此没多少人会对此地产生特别多的怀疑。

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地方就被军统设置了十几处监狱，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白公馆和渣滓洞，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和张学良都被关押在此处。

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被关押的革命者都等待着胜利的曙光。

红背面被做成了国旗，大家都焦灼地等待着重庆解放的那天，日子越近，与特务的较量就越紧迫。

这其中，有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共产党员徐林侠夫妇还有爱国将领黄显声等，军统最为残暴的年头，有300多人都被关押在这里。

狱中的革命者都没有放弃，他们在等待着那个时机：重庆解放。

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这宣告着国民党的统治终结，仅仅几个月后，刘邓大军就进军西南直逼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撑不了太久了，于是便想着搞破坏。

可那会，所有狱中的革命者早都已经受过酷刑了。

比较知名的江姐是于1948年6月中旬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她被军统特务以钢鞭、电刑等手段反复折磨，而江姐始终保持着不屈，以钢铁般的意志对抗着反动派。

还有很多革命者的遭遇与江姐类似。

胜利的那天很快就来了，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江姐对负责在狱中看守的黄茂才和狱医刘石仁做了思想工作，两人也动了心，为了不让手上沾着太多鲜血，他们也联系了歌乐山游击队，并把名单带了出去。

江姐决定走一条“里应外合”的道路，游击队的劫狱计划失败后，江姐他们偷偷用工具拆除了牢门上的钉子，并挖出了一个深90厘米的洞，等待着游击队的下一步行动。

重庆的局势异常复杂，营救行动屡屡失败，而那个洞一直到2007年才被发现。

当年的11月27日下午，特务开始了在白公馆的屠杀，渣滓洞的屠杀也同样在进行。

由于军统的特务行动缓慢、路线远，他们到深夜才提出了20多人送到松林坡枪杀，那会狱中还有近百人。

敌人觉得这样下去肯定没法完成任务，于是以“移交”为名，将所有男牢的革命者集中在楼下的7号牢房，将女革命者集中在8号牢房，并用铁索锁住了房门。

突然，一群手持冲锋枪的特务冲进了院子，站在屋外向里面猛射。

大家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倒在黎明的前夜了，身为共产党员的胡作霖挺身而出，冲上前去用身体贴紧了大门，以自己的身躯抵抗罪恶的子弹。

7号牢房的张学云也同样如此，他死死抓住敌人的枪膛向里拖找机会还击，可由于门框把枪筒牢牢卡住，他牺牲在了门边。

牢内已经渐渐没有了声音，军统的指挥官徐贵林见状后命令：“都把门给打开，挨个仔细搜查。”

负责搜查的特务很快在墙边发现了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孩，他本是在外流浪的，可军统特务却把枪口对准了他。

孩子大喊道：“我是小孩啊，为什么要杀我。”

听到这句话后，徐贵林反而下令：“给我打！”

孩子就这样倒下了，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隔壁的第8室，身受重伤的罗娟华挣扎着艰难地向孩子爬去，想用自己的身体把孩子护住，刽子手却同样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

当补枪结束后，一些刽子手去拿汽油，其余刽子手纷纷进入牢内寻找能用的东西带走。

不久后，整个渣滓洞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江姐也在这个阶段牺牲。

那天，只有白公馆的杨姓看守于心不忍放走了19人，最终只有14名男同志和1名女同志活了下来，其余人几乎全部牺牲。

英雄永不朽

屠杀并没有随着渣滓洞的焚毁而结束。

军统特务的所有屠杀行动都是毛人凤直接安排的，他执行的是蒋介石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因此那些特务们都极为卖力，生怕得罪了这个军统头子。

11月29日距离重庆解放只剩下一天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了重庆南岸，囚禁在“新世界”旅馆的革命者已经能听到炮声，他们知道解放军已经来了。

可特务突然仓皇赶到，提出“城里不安全”，带着32位被关押的革命者朝着郊外驶去，他们的目的地依旧是松林坡刑场。

民盟盟员黄细亚就在其中，他被特务们拖拽着朝林中走去，接连几声枪声响起，黄细亚倒在了血泊中。

共产党员彭立人紧接着被推下车，他看到了刚刚的一幕，马上爆发出惊天地的吼声，特务们赶忙开枪。

一批又一批戴着手铐的革命者倒下了。

罗广斌是幸运的，他正是从大屠杀中逃出的一位。

在重庆解放28天后，罗广斌写下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后来还将蒋美特务如何屠杀革命者的事情写了出来。

随后，为了能让更多人记住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他与曾被囚禁在渣滓洞的杨益言等共同写下了长篇小说《红岩》。

《红岩》也塑造出了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英雄形象。

而那些作恶的人，必将付出代价。

徐贵林当时是渣滓洞的看守长，此人14岁就参加了军统，给特务头子戴笠当过勤务，由于平日里心狠手辣，监狱的人还给他起了个“猫头鹰”的外号。

11月27日他在指挥刽子手发起屠杀后，他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山穷水尽了，于是便乘车朝着广安方向逃去，路上他听说胡宗南的76军80师在三台县，赶忙带领队伍朝着三台跑去。

令他没想到的是，三台县的国军已经被解放军打垮，他来就当了俘虏。

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态度是：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在部队，不愿意的就发点路费回家。

徐贵林伪装成溃军领了路费赶紧离开，可他没有地方去，到处都是解放军，于是干脆就暂时先躲在重庆。

不久后，有一个在托儿所当所长的居民叶兰英走进公安局，汇报了一个重要消息：“今天买菜的时候听到一个菜贩子说的是河南话，于是就很警惕，仔细一看发现那是大刽子手徐贵林。”

过去叶兰英就住在渣滓洞附近，曾多次见到过徐贵林，当听说革命烈士惨遭杀害后，他更是深感悲痛，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菜市场碰到这个刽子手了。

公安局马上行动起来，暗中观察徐贵林的一举一动，看看他身边还有多少特务，摸清情况后再找准机会一网打尽。

1950年3月22日，几个搜捕队员假装与徐贵林讨价还价，随后突然出击抓住了徐贵林，他当时还假装大声抗议：“你抓我干什么？我只是个卖菜的。”

公安局马上就安排了8位知情人士前来指认，其中就包括虎口脱险的刘德斌。

刘德斌见到徐贵林后情绪非常激动：“姓徐的，我们都冲出火海了，正准备翻出围墙时，你安排了三条枪打我们，有17个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在铁证面前，徐贵林干脆低下了头，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猫头鹰”。

5月18日，解放碑召开了一场群众大会，徐贵林也被执行枪决。

而杀害了杨虎城、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是在1955年被逮捕的。

当年的大屠杀两天后，杨进兴逃到了四川南充的一处村里躲了起来，为了能在当地立足，他争着帮村民干脏活累活，所以还被推选为生产互助组组长。

1953年普选准备工作期间，人们发现这个“杨大发”身份可疑，因为他自称来自的原籍地查不到他的资料，公安局得知情况后便进村调查核实，经过多方取证后，公安局发现此人正是杨进兴。

刚被抓的时候，杨进兴就展示出死皮赖脸的那一面，企图通过装傻充愣的方式蒙混过关逃避惩罚，越来越多的人指认他就是那个恶魔。

经历了40天的审讯，他才承认了杀害杨虎城、罗世文等人的具体经过，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文化宫召开了宣判大会，将杨进兴判处死刑。

宣判大会刚已结束，杨进兴就被带到了刑场执行枪决。

这些恶魔被枪毙，也无法挽回那些革命者的生命。

江姐那份《红色遗书》也在全国解放后被披露出来，上面写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从入狱开始我们就下了坐两年牢的决心，我们会不断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

然而，杨进兴、徐贵林等人用残暴的手段夺去了革命者的生命，他们也没能等到阳光洒向重庆的瞬间。

歌乐山脚下，重庆修建了一个以烈士精神命名的“红岩魂广场”，包括主题为“浩气长存”的赤色花岗石烈士群雕、“11·27”死难烈士之墓、名为《不朽》的浮雕墙和刻有《红梅赞》词曲的喷泉音乐壁。

人们从未忘记他们，他们的精神也将永远指引着后来者的路。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