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洪流中，有些事件令人痛心疾首，久久不能释怀。井冈山袁文才与王佐的遭遇，便是其中之一。

当年毛泽东单刀赴会，首先做通了袁文才的工作，接着又派何长工与王佐谈判，何长工谈判成功后，毛泽东又亲自到山上与王佐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是被官府吃掉，就是跟手下人火并。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天下。 　

王佐深受教益，他和袁文才都立志要跟工农革命军合为一体。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县的大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隆重召开。工农革命军张子清营长代表前委，宣布两支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组成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作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此后，袁文才和王佐紧密配合，他们为红军主力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还安定了后方，使得红军主力能够专注于前方的战斗。

对于这样的同志和战友，本应倍加珍惜和团结才是，然而，在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却走向了不幸的结局，同时也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一些决策往往过于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而忽视了实际情况和人的因素。在处理袁文才和王佐的问题上，我们党没有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盲目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 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所以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9年初，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和龙岗县委的负责人龙超清，在红四军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按中央精神歼除袁文才、王佐的意见。以前他们俩就极力主张杀掉袁文才和王佐，这次有了中共六大的尚方宝剑，便再次提出了解决袁王的动议。

毛泽东是反对杀袁王的，他说对于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首领一律加以歼除的条文，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和执行。因为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帮助我们安了家，红军医院和修械处不都是设在茨坪王佐那里吗？他们两人现在是中共党员、红军领导人，我们能杀自己人吗？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赴湘赣边界巡视。这位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

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这个行动很秘密，即便一些高级干部，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有此部署。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们带着部队火速赶往永新县城，一方面参加边界特委会议，另一方面部队要升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被伏击者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后，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地跃入一条河流，结果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事实上，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会造成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部属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了永新县城。之后，这批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全部了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军队。于是，这些几天前还在同国民党军队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们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晓红军的作战方式，红军开始处处被动挨打，井冈山最后也彻底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