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

为摆脱政治危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他以惊人的魄力掀起了一场覆盖整个朝堂的系统变革，史称“庆历新政”。

但遗憾的是，改革只维持了不到两年，便以失败而告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北宋王朝经过前四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到范仲淹步入政坛时，宋初经济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

但是，从太祖时就潜伏的种种社会矛盾，在真宗朝已经萌芽，到仁宗亲政时就集中爆发，而到庆历初年已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北宋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争取更多阶层的支持,不断地增设机构，扩大仕途统治机构臃肿，官员冗多而办事效率低下，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

宋代入仕途经大致有科举、恩荫、举荐、吏人出职等，一般而言，官员素质不尽相同。

因为各自的利害关系，或勾心斗角，无事生非，或结党营私，党同伐异。

范仲淹指出:“才与不才，一途并进。故能政者十无二三，缪政者十有七八”。

这种人浮政滥旷职废事的宋代官僚机构的通病，到仁宗时已经恶性发作，而且愈演愈烈。

更为可怕的是吏治日益败坏，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使得官场腐败之风尤其是请托之风弥漫朝野，“权贵之家子弟，亲戚因缘请托，不胜数”。

不仅如此，宋朝高级官员与下级官员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宋初制禄原则为厚上薄下，重文轻武。

与侍从以上官员待遇优厚、俸禄高得惊人相反，占文官总数约 4/5的下级官员，其官俸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大量胥吏，除三司等中央机构有少量吏禄外，地方吏员几乎没有康给。

比如，县令月俸不到十贯，尉只有3.57贯文，这其中还有三分之二折支茶、盐、酒等;而武官三班体职仅月俸 700 文，驿券肉半斤。

仅靠这些收入根本难以糊口的下级官员只能靠“受赇为生”切，或经商或巧取豪夺等来养家糊口。

这种鲜为人知的状况，客观上为宋代的吏治败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奸吏猾胥舞文弄弊，大权旁落的宋仁宗则只能听之任之，这更助长了腐败的气焰。

北宋王朝惩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拥兵自重之弊，建国以后采取了强千弱枝、守内虚外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

太祖言:“纵使文人犯法，亦不过是贪污舞弊，为祸远不及谋朝夺位的武人严重。”

在现实当中，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能进身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气。

应该说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位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导致全国性军备废弛和边防空虚。

当时军人的地位低微，良家子弟都不愿意从军，于是加入军队的不少是走投无路的无赖或者是罪犯:投考武举的考生，又多为科举考试中失败的文人，因此军纪败坏，素质参差。

另外，中央过度集权的军事制度又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宋朝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主力军，厢军则是地方军队。

中央经常将各地精兵编入禁军，只留下老弱病残充任厢军，负责地方上的劳役。

宋初，有正规军队37.8万人，其中用于驻守京师的就达 20万人。

北宋军队最多时达到 116.2万人，其中用于驻守京师的竟然高达 100多万。这样,地方军便无力叛变,但同时也丧失了作战能力。

另外，宋朝对禁军推行“更戌法”，规定禁军定期移防，统兵将领也要经常调换，使将领不能与士兵建立长久联系，使上下级之间缺乏了解，作战时互不协调，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而且宋军作战往往根据皇帝事先制订的作战阵图，扼杀了将领灵活处理战场情况的权力，使其难以捕捉瞬息万变的战机。

如此，面对西夏和北辽的节节进逼，北宋君臣畏战，节节败退，坐看燕云十六州等战略要地丧失，最后以屈的“岁赐”和满足辽的勒索增加“岁币”而换得和议就不足为怪了。

宋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的杰出领袖、羽翼渐丰的元吴称帝，立官设制，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秉承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战争又是政治的继续，任何战争的原因，离不开策动战争统治者的经济利益”。

这一千古不变的真理，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垂涎赵宋的富有和经济的发达，踌躇满志的元吴经过屡次试探后，旋即展开军事行动，揭开了大规模侵宋战争的序幕。

有着了不起文治功绩，又具备很高的军事素养、机动灵活的战术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元吴，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几乎是所向披靡。

很快横山以南到延州一带，诸堡砦多已陷落，大片肥沃土地被侵占。

元吴在西北大肆掠夺财物、人口、牲畜，不但使得边境经济受损，民怨四起，最为主要的是使宋朝西北防务的一翼失去了屏障，从此西夏拥有了进退裕如的主动权，之后西夏对宋一直虎视眈眈。

范仲淹临危受命，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虽然扭转了岌岌可危的战争形势，迫使西夏签订和议，但所付代价也是巨大的，是以 25.5万物的代价赢得了暂时的表面和平。

辽(公元916-1125年)，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国北半部达两个多世纪，其强盛时所辖地域幅员万里。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号辽，历史上又称大契丹。

辽建立以后，同样不断滋扰生事，挑起边境争端，在这一点上辽做得比西夏更为过分。

如果说，北宋与西夏的斗争中，西夏一直未对宋构亡国的危险，而仅仅要求与宋进行经济交往和商业贸易，那么辽不仅曾多次对宋加压以讹索而增岁币、拓土地，而且还有亡宋的企图，使宋面临亡国的威胁。

辽乘西夏侵扰之际趁火打劫，提出割地、求婚、增加岁币等讹诈条件，后又以宋夏和议调停人自居，骗取了北宋大批钱财，其用心已昭然若揭。

总之，就像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所指出:方今之世，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国势岌岌可危，“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

范仲淹同样认为:“今四夷已动，百姓已困，仓库已虚，兵旅已骄，国家安危，实未可保”。

就在所谓北宋的盛世，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集中爆发。

正是有着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有识之士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才使得庆历新政得以开启，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是北宋中期重要的一次政治革新运动，新政在仁宗皇帝的所谓支持下得以推行，又在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态度的摇摆不定中归于失败。

围绕庆历新政，朝廷内部分为两大阵营，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反对派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两派之间的是非之争与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

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被解除参知政事职务，导致新政县花一现，无疾而终。

这次变法的失败，除了具体的方案设计和操作中的种种问题外,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

首先，范仲淹的改革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所采取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他的改革基础是极为薄弱的,主要依靠的是以仁宗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由于具体执法的组织仍是那个曾经用旧法虐民的腐朽的官僚体系，而贯彻新法的官员仍然是那些只知道利用变法措施作奸犯科，而不愿意用此来利民的贪官污吏。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如明黜陟、抑侥幸、覃恩信等也只不过是促成了大官僚大地主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

范仲淹虽是第一个向恩荫动刀子的政治家，但是他的这把刀子并没有往致命处砍去，只是砍了些枝叶，仍承认它的合法性。

事实上，范仲淹本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不少恩荫的好处，他的叔伯弟兄仲温，他的长子范纯佑、幼子纯粹，儿纯诚，都因范仲淹的恩荫而当官;

而有关减徭役，也因为措施的实施不当，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而这一切的结果只能是使新政违背了范仲淹当初的种种本意，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益处，而且也未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王朝存在的种种社会危机。

其次，范仲淹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在所辖地区之内，根据社会的需要，顺应民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推行过局部的改革，理、势、情协调一致，因而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但因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进行的过于急迫，朝廷与地方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而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并无控制全国的政治力量，故在一地能成功的改革，施行于全国时未必取得同样的效果。

我们知道，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并非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这仅仅是一种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恰恰是北宋政府本身所存在弊病的恶性膨胀发展所致。

范仲淹不对原有的体制补偏救弊，反而选择了一条改革阻力较大的路径，使改革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使得范仲淹一系列的变法政策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甚至使得原有的体制更为混乱。

因此新政在短暂的时间内便宣告结束。

再次，北宋的政治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官僚群体的政治心态，注定了改革思潮终归于事无补。

造成北宋政治痼疾的根本原因是君主过度集权，使得地方行政部门委琐不足恃。

范仲淹作为一代改革家虽然认识到了这个病根，但是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又把强化君权、强化军事官僚体制、强化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行政干预作为改革的目的和策略，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相悖的。

因此，尽管某些改革措施在改善吏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取得了实效，但是他毕竟只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的修补，治标不治本，对于基本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不想动、不能动也不敢动，这就注定了庆历改革的历史悲剧性。

每一场大的变革，都伴随着观念的变革和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新分配。

没有观念的变革，行政改革就会显得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更会让行政改革的推行难上加难。

范仲淹行政改革思想之所以不能够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抱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反对。

当前，影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行的旧观念很多，诸如因循守旧、求稳怕乱观念;“干部能上不能下，只能升不能降”、“无过便是功”、“官本位”的等观念。

同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既得利益者，或是传统体制下取得利益的政府官员，或是经济转轨中取得利益的那部分人，或是政府部门之间利益矛盾的存在，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的行政权力，保护其垄断地位，禁止或限制竞争者的进入。

因此，观念与利益分配问题是我国在推行行政改革中值得深入思考的难点。

[1]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府三年应诏封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2] 宋祁.景文集·卷二六·上三冗三费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M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