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些弘扬真理、秉持正义的贤士人物，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做人之道。
杨廉他自幼受教于家学渊源，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在仕途上秉持"修己教人，惟以复性为务"的为学宗旨，勇于直言敢谏，先后在三朝四帝任职，为国朝赡养疆场、整顿吏治、推崇理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一生，正是官箴人纪的杰出写照。
家世生平杨廉，字方震（一说方正），号月湖，一号畏轩，江西丰城人。
生于景泰三年（1452）八月十一日，卒于嘉靖四年（1525）三月十三日，享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杨廉出身于一般家庭，据《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记载，杨廉的户籍类型是“军籍”，“军籍”亦称“军户”，是沿袭元代户籍分类而来，主要是为确保军源，延续军队战斗力，但“军籍”的社会地位是低于“民籍”，需要承担更多赋税劳役。
在杨廉文集中对于本家属于“军籍”由来也有说明。
“洪武初法令严峻，一日悃客来取驴下，家童箠之，词连府君，吾家得军之由，实原于□配张氏孺人，性刚烈，或谓家僮之箠佃客，实出孺人之命。永乐初，遇例始还乡里。”
直至其父杨崇于景泰元年（1450）中举，虽然在会试中屡遭挫折，但是进入太学后更加潜心励志，学问得以精进，天顺六年（1462）部试第一，授桂林府同知，后又历任柳州府知府、永州知府，才成官宦之家。
杨廉母亲刘氏为刘家长女，“生有贤行，事舅姑孝，姑老病风，饮食兴居痿不自力，宜人为之节宣调护，历十年如一日”“抚育子女深至爱”，杨廉深受其影响，其弟子孙存也赞其“天性孝友，事亲以养志为孝，待弟侄如手足”。
早年致力于科举学问杨廉出生于江西丰城贤能坊，幼年颖悟绝伦，看书只需一遍即可知晓书中大意。
其父杨崇早年曾从学于吴与弼高弟胡九韶，深受程朱之学影响，任职桂林府期间，杨廉随之。
此后渐懦吴与弼之学，“以六经为正宗，四书为嫡传，周程张朱为正派”，熟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经典著作，而这幼年的学习也为今后举业打下基础。
但他的举业并不是一帆风顺，成化十三年（1477），江西省乡试共取士九十五人，杨廉中乡试第一，但次年会试不利，落榜。
杨廉于是返乡筑室收徒讲学，其父题“时习”二字于堂上，以此来警醒杨廉要时常精进自己的学问，杨廉亦不负所望，一意于程朱之书，反复求索。
在此期间杨廉还曾应当时武宁县知县冯琦之邀，编成《武宁县志》八卷，后已佚。
杨廉面对失败并没有放弃举业，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再次参加会试，此科共录三百五十人，中会试第三，廷试赐同进士出身，后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掌院学士，有机会尽读中秘书，自身学识积累愈加丰富，后以抱病为由，请辞南还回乡，直到三年后才出仕。
中年仕途顺利孝宗一朝，杨廉多担任言官，先后担任南京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等职，致力于时务，为官正直清廉，敢于直谏，多次向朝廷举荐人才。
据程彩萍统计，杨廉在《明孝宗实录》中有记载的上书谏言就有八条。
弘治三年（1490），杨廉被任命为南京户科给事中，施行后湖查册法与部参伍籍，此后军民户籍紊乱的弊病得以尽除。
同年，杨廉拜于娄一斋先生门下，先生“出示以春秋之注疏，而谓公穀左氏之可无，且极论出处之道与为学之工夫，悉取证以晦翁之语录，而一一堆叠于座隅，使人于亲炙之际，若聆点瑟而风舞雩。”
杨廉受益颇深，对于程朱理学有更深理解。
弘治四年（1491），举荐张元祯、吴宽、李东阳、王鏊、刘戬等人，日讲《大学衍义》。
参与南都灵应观同年会，此会共有四十三人参加，前两次分别会于京师朝天宫、南都永宁寺，杨廉都因故未参加，此次杨廉应彭廷评之请，作《同年会试序》。
弘治五年（1492），上书言六事，其中“治两浙、三吴水患，停额外织造。”的建议更是直接关乎江浙百姓生计，此策减轻此地织户的生存压力。
弘治六年（1493）夏，吏部尚书王恕遭人诬陷，杨廉连连上疏为其进言，认为王恕是朝中不可或缺的贤臣，请求明孝宗疏远馋邪小人，优礼大臣。该年冬天，杨廉母亲去世，丁忧返乡。
弘治九年（1496）任刑科给事中后，上疏请祀薛瑄，建议从山东章丘县取《读书录》版本，贮于国子监，刊布天下，使六馆诸生都能学习。
弘治十一年（1498）春，杨廉改南京兵科给事中，为更好赡养父母，想接他们到南京来，但其父杨崇不想去，于是便把自己官奉都寄回去用以供养父母。
由此可见杨廉事亲至孝。同年冬，上章言布政使周瑛、按察使周孟中、佥事王鸿儒、知府张吉、知州王云凤等政绩卓著，可以按照旧例，破格提升，以尽其才。
当时宦官李广获罪自杀，从他家中搜出了收取朝中官员行贿的账单，朝中官员纷纷弹劾涉事官员，明孝宗因涉事人员较多“欲究而终止”。
但杨廉依旧率同僚据理力争，虽未被采纳，但可以看出其不畏权贵，勇于直谏的言官精神。
杨廉十分推崇宋儒，于弘治十二年（1499），上书建议将孔庙中周、程、张、朱之牌位移置汉唐诸儒之前。
弘治十三年（1500），上疏荐引刘大夏、谢铎、林俊、曹璘等名士。
后又上言：“圣祖重律轻例，而今应该遵循其立法贵简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杂。”
明孝宗听取其建议，对现行繁琐的条例重新进行修订，选择便于施行的条例290余条，与律并行。
不久，升南京光禄寺少卿。
杨廉为官清正廉洁，上任即书“张天棋监司竹监，举家不食笋”十二字于其屏上，以张戬的清正时时警醒自身。
八月，同乡蒋振之卒于南雍，为其挽诗写序。
在任期间，于闲暇时搜罗翻阅陈年公案，查找自洪武至今，于光禄寺为官的人员姓名，排序刻印出来以记之。
弘治十四年（1501），入宫贺千秋节，上言辅导皇太子，需要先留心《大学》、《论语》、《孟子》，而后《中庸》、《尚书》等书，要谨慎选择宫僚，只有性情端谨之人，才对皇太子傅德保身有所助益。
弘治十七年（1504）孟春，省亲南还。
秋，礼部建议用经官主持各省考试，浙江乡试选聘南京光禄寺少卿杨廉，山东聘刑部主事王守仁。
浙江通过初试四书五经义、再试论诏诰表判，三试时务策，得士九十人。
杨、王二人后遭南京御史王蕃弹劾，所以这种选京官来主持乡试只施行一科，此后以“词林谏垣及部属中行出典省试”为成例。
武宗在位期间，不理朝政，信任内监，吏治混乱。杨廉感慨于官场黑暗，多次上书乞休，都不被允许。正德二年（1507），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四年（1509）春，其父杨崇卒，乞致仕，未允，以学行奏留。
正德六年（1511）秋，升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正德七年（1512），杨廉升为顺天府尹，在此期间杨廉勤政恤民，平徭减役，还上奏请求减免本府夏税一万五千余石，设置“岁办簿”防止州县官员巧取生财，贪赃枉法。
正德九年（1514），乾清宫灾，皇帝谓“好大一棚烟火也”，杨廉直书“言主上当一主敬以修人事以弥天变”。
第二年时，升任礼部右侍郎，不过此时其在顺天府尹六年任期尚未满，实是一种明升暗降。虽然如此，不过听闻武宗皇帝要南巡，依然极力劝谏。正德十一年（1516）秋，荫其子放为国子生，以三年考满。
正德十四年（1519）春，署南京工部，世务繁杂，著有《令官举要》一卷。
冬，武宗皇帝车架到达南京，下旨让百官着戎服朝见，杨廉上奏着日常朝服为宜。
此后杨廉多次乞休，但都被勉留。
杨廉在仕途中，不仅为官有道，能够为民请命，而且致力于礼法学问。
在为母亲丁忧期间，当时朝野都在讨论宋儒杨时是否能够从祀孔庙，而他“面对众人都以朱熹对杨时的评价来争论其是否能够从祀的情势，采用给朱熹所著理学道统系谱的标准之作《伊洛渊源录》作“新增”的形式，塑造了杨时乃二程唯一真传的学术形象。”
这为杨时最后成功从祀孔庙提供道统文本支持。
次年，杨时得以进入孔庙从祀诸儒之列。杨廉非常推崇本朝名儒薛瑄，认为其“学识纯明，操守固完”，“一意于宋儒之学，凡其微词奥义靡不精究，修己教人惟以复性为务。”称薛瑄为本朝理学第一人。
后又请祀薛瑄，虽未成功，不过也使薛瑄著作得以广刊，为今后薛瑄祀孔庙的成功提供条件。
晚年致仕家居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升南京礼部尚书。
世宗皇帝和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一派在继统和继嗣问题上发生争议，世宗皇帝想尊自己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杨廷和等则主张世宗为孝宗继子，应考孝宗而以兴献王为皇叔父，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大礼议起。
在这次论争中，杨廉与大多数廷臣站位一致，且于嘉靖元年（1522）引程颐、朱熹言论。
“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襥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
来劝戒世宗要尊信孔孟程朱之礼，不要被其他人所诱早择亲藩之子为兴献帝后。
嘉靖二年（1523），辞官归家，杜门谢事，读书教子，名厅堂上匾额为“颐保堂”，可见其想要脱离于世俗之心。
嘉靖四年（1525），卒于家中。
结语纵观杨廉一生，可知其生活在明代中前期，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讲，此时正处于心学渐起，传统程朱理学受到冲击并开始发生演变之际，再加上杨廉籍贯江西，而江西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受到理学影响很深，有着“好经学”之风俗。
杨廉早年生活于此，所接受教育与环境熏陶都为对后来坚守程朱理学有着影响。
但他对渐起的心学并不是一味去否定，也在积极了解、学习，这在他与主张心学的王阳明、席书等人交往中就可以体现出来。
杨廉二十六举于乡，三十六举于省，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常年的为官生涯，也使得他拥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有自己的为官准则。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