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叶

鹿钟麟，字瑞伯，系西北军著名将领。他曾在“北京政变”中，率部先行入城，没费一枪一弹就控制北京全城;接着，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废为平民。北伐后，曾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次长及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长等要职。1949年1月，在天建迎来了解放，获得安定的晚年，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1954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称其为“街道工作专家”。是年，任国防委员。

弃文投军立志反清

鹿钟麟，河北省定县北鹿庄人，生于1884年3月12日。他为长子，下有弟兄5人，四岁时过继伯父为麟，与孀居之伯母及其女儿共同生活。

鹿家为本村大族,以务农为业,家境尚佳，设有家塾，聘有文武教员，其家族子弟均在此读书。鹿钟麟初入学时，老师为其起学名“泮芹”，学友们便以“半斤”呼之取笑。老师又将其名改为“钟麟”。他除读书外，还好习武骑射，常以弓箭、大刀、石锁等器械苦练，如此十年余。1905年为科举末年，他赴科未中，遂在本县罗庄铺村教学。1908年，县督学巡视学塾时，责其教学不力，遂辞去教职，经其伯父鹿全珍介绍，到新民府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化东)入伍学兵营。

第一混成协学兵营教官多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其教练以系统严格而著称。鹿钟麟在此受训三年，由于勤学苦练，好学深思，所获颇多，尤其对于战略战术研究很有心得。他所在班被誉为“龙虎班”，而他又是该班优秀学兵之一。

其时，革命党人正在全国各地加紧反清活动。第一混成协的青年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受革命党人的影响，组织武学研究会，把学兵营作为活动重点，以读书为名联络官兵，传播革命思想，密谋推翻清朝统治。于此，鹿钟麟初识冯玉祥，并阅读了秘密流传于军营中的《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等书，初步接触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对清政府反动卖国、祸国殃民有了深刻认识，遂立下“先驱清廷，后御外侮”之誓言。

1910年9月，鹿钟麟被分发到第二十镇三十九混成协八十标任副官，以其才智和稳重深受长官车震之赏识。这时，武学研究会为掩护反清活动，扩大联系面，又成立“山东同乡会”。他以非山东籍成员列为“名誉会员”，并曾奉武学会之命，与张树声、李子峰、戴锡九等人先后潜入奉天、北京、唐山、天津地，借山东同乡会联络会员之名,扩大革命联系，建立革命机关，以联络和积蓄革命力量。

辛亥革命爆发后，二十镇革命官兵谋借滦州秋操之机起事，为清廷所觉察。鹿钟麟等官兵在统制张绍曾被迫辞职、冯玉祥所在部队被滞留情况下，促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于1912年1月发动滦州起义，建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长，鹿钟麟任右路军司令。1月4日，鹿率领右路军随义军乘车直驱天津、北京，意在捣毁清朝统治大本营，但行至雷庄车站与清军曹馄部遭遇，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官兵英勇就义。随即，曾参与密谋的官兵受到追查。鹿钟麟在其长官车震力保之下得以幸免，于1912年2月任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祯)第二团第二营营副。

护国附冯 南北征战

护国战争期间，鹿钟麟所在的第四混成旅驻防于四川。1916年初，该旅被护国军刘云峰部击败，他所在的第二团拨归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不久，冯玉祥公开倒袁，所部改称为护国军第五师，鹿钟麟升任营长。从此，他长期追随冯玉祥，并因其“对国家对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冯玉祥语)得到冯的重用，成为冯的左膀右臂。

护国战争结束后，鹿钟麟随冯玉祥率部由四川回师直隶廊坊驻防。该部仍改称为第十六混成旅，他任军械官。1917年7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役，旋任炮兵营长。不久，随部南下进攻护法军，次年1月，升任炮兵团长;冯玉祥在武汉通电主和后，于3月率部驻守常德，成立军官教导团，鹿任团长，对全旅官兵进行轮训。教导团分军官和军士两个教导队，设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课目。鹿钟麟克尽职守，严格训练，以讲话幽默、练兵办法多而深得人心。这时，第六混成旅军饷颇为困难,官兵生活艰苦,但他把教导团办得有声有色，官兵素质得到提高，受到冯玉祥的赞扬。

1920年，鹿钟麟随部南下汉口。在这期间，孙中山曾派人与冯玉祥联系，并赠送大量革命书籍。鹿受冯委托将书保管起来，得便阅读，加深了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认识。直皖战争爆发后，随冯北上赴陕，参与攻打原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在围攻西安之役，他令炮兵猛轰城墙，陈军不支溃败，冯玉祥进入西安。是年8月，冯玉祥接任陕督，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他仍任炮兵团长。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以陕军援直名义出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兼任该省督军，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南省警卫处处长兼开封警察厅长。任职期间，他实行冯玉祥的十条施政大纲，大破封建迷信，改庙建校，禁赌禁娼，平定匪患，安定社会秩序，扭转社会风气。

同年10月，冯调任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南苑，扩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鹿钟麟任第二十二旅旅长兼教导团团长。这时冯军处于较为安定时期，鹿除主持教导团训练之外，还自订课程表，于业余时间读书写字绘画，通过勤学苦练，以隶书较有成就，绘画之竹、兰、梅、松也颇可观。是年冬，永定河决堤，威胁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奉冯令率二十二旅驰赴河堤，冒着狂风暴沙，昼夜抢修。在堵住决口后，又苦战数月，开挖了30丈宽、1丈深、90丈长的河道，疏浚旧河床，受到北京市民的称赞。

1923年春，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回到阔别十五年的家乡，聘请原江苏省长王瑚先生到冯军中任教。他在家乡逗留数日，扫墓祭祖，看望长辈。村中父老乡亲对他殷殷叮嘱:“你现在做大官了，不要忘记庚子年间，百姓遭受洋鬼子烧杀抢掠，吓得东躲西藏的苦难。要把他们打跑，永不再来。”鹿钟麟激动泣泪地回答说:“决不敢忘。”在村里，他着到幼年所栽之树已长成材，感慨万千，说:“树已栋梁材，报国定有日。"

北京政变 率先入城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鹿钟麟奉命率部先行入城，仅三天时间，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北京全城。

在这之前，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为争夺权力，扩张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不断地进行武力扩张，并于1923年通过臭名昭彰的贿选，将曹锟捧上总统宝座。同时，关外的奉系军阀不甘心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大力整军经武，企图卷土重来。孙中山先生为反对直系军阀的统治，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派人与冯玉祥联络倒直。冯玉祥早就反对连年军阀混战，不满吴佩孚的飞扬跋扈，而又不见容于吴,遂向孙中山表示:“一俟时机成熟，定有所举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令冯部担任在古北口、热河一线的作战任务，企图将其调离京畿，并使其部消耗在贫瘠荒凉的长城以外。这时，冯玉祥便决定反直，出发前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商定了具体部署。

这年9月下旬,冯玉祥部队向古北口进发，一路动作缓慢，有意拖延战机。鹿钟麟率领二十二旅从南苑抵密云，走了整整四天。随后即奉冯命停顿不前，每日向着北京方向进行军事演习。

10月中旬，直军前线吃紧，吴佩乎亲率精锐部队，前往督战。北京城内只有孙岳之留守部队。19日，冯见时机已到，召集所部将领在古北口开紧急会议。会上，冯首先表示对国家对军队前途的担忧，以做试探。鹿钟麟早有准备，立即表示:“我们患难相从，甘苦与共，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跟你干，任何危险在所不计。”其他将领也都表示赞同。这时，冯才把班师回京，推倒曹吴，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之意图告知诸将。随后，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决定由鹿钟麟部先行入城，控制北京，并将部队正式改名为国民军。

20日晚，鹿钟麟返驻地，召集各团长进行部署。随后令四十四团一营长张俊声带领一营及机枪连，赶着全旅的骆驼、大车，以领取给养为名混进北京城内，张颇为不解，问道:“回北京做什么?”鹿说:“我们不做吴佩孚的走狗，一定要推翻他。”张说:“国家岂不多事了吗?”鹿严肃地说，“少多嘴，行动要机密迅速，不要误事!”张领命而去。

21日，鹿钟麟率部以昼夜二百里的速度驰赴北京。22日下午，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遇会合。晚8时，率部由北苑出发，轻装简骑，静悄悄地来到安定门。这时，已近深夜十二点，夜幕沉沉，城内一片寂静。守军孙岳部早已得到命令，大开城门，迎接鹿钟麟。事先混入城内的部队，已按原定部署，于11时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电话线，并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及火车站等要害部门。各处守卫警察因事变突如其来，莫知所以，均乖乖缴械。

曹锟

鹿钟麟入城后，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动作在北京全城布防。封锁了各重要交通路口。他见总统府卫队长官正在通宵打牌，对外面所发生之事全然不知，便不去惊动他们，只令张俊声加强警戒，严密看守，先派人将曹锟之心腹李彦青、曹锟之胞弟曹锐逮捕。

23日凌晨5时，鹿钟麟就把北京全城控制在手中。6时许，他请孙岳派人将总统府卫队缴械。整个政变过程，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惊扰一个北京市民。清晨，市民惊异地发现满城皆是佩戴“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北京政局在夜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禁纷纷议论:“真是神兵。”后来，冯玉祥称北京政变“如此神迅机密，多是鹿钟麟妥慎周到之功”

废除清室 驱溥出宫

“北京政变”后，鹿钟麟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黄郛摄政内阁成立后，又被任命为京畿警卫司令。:

这时，清室残余，即废命溥仪小朝廷，依仗与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所订的《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尚在北京紫禁城内。鹿钟麟早就认为这是中华民国之耻辱，是各种阴谋动乱之祸根，欲将其拔除。

11月3日，国民军将原故宫景山之守卫部队缴械，调北苑听候改编。这引起清室极大惶恐，自觉难保，便暗中与外界联系，以谋对策。鹿钟麟知悉此事后，立即报与冯玉祥、黄郛，并指出：驱逐溥仪，须从速进行，否则迟恐生变。黄郭当即召开国务紧急会议，决定派鹿钟麟以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为名，会同警察总监张璧、知名人士李石曾共同完成驱逐溥仪出宫的任务。鹿钟麟接受任务时对黄郛表示,“故宫里积有无数奇珍异宝和金银，我执行这项任务难免瓜田李代，招人物议。故宫之宝里价值连城，而我的人格却是无价之宝。”

李石曾

11月4日晚，鹿钟麟以兹事体重大，与张璧、李石曾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张璧问需带多少人马前往，鹿钟麟伸出两个手指。张问:“两万?”他摇头，张又问:“两千?”他仍摇头说:“有军警各二十人就够了。”是夜，他又召国民军第一旅旅长韩复榘即速布置好故宫外的警戒。

5日上午9时，鹿钟麟与张璧、李石曾带着军警，乘车直至故宫神武门，下令预伏国民军将门警缴械，即长驱直入宫内，每过一道门，他即令军警监视值岗卫兵不得走动。

进入旧军机处后，即召内务府大臣荣源、绍英来见，正在召开御前会议的溥仪闻知大惊失色。

鹿钟麟向荣源、绍英宣告，限溥仪两小时以后必须废除帝号，迁出故宫。绍英听后极为恐慌，以前清遗老之口气目视李石曾说:“你不是李鸿藻故相公子吗?何至如此!”李笑而不答。绍英又转而对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之本家吗?何必相逼如此?”鹿钟麟严正回答说:“我们奉命前来请溥仪出宫，并不是我们的私意，而是全国老百姓的要求。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年，在北京故宫里还有退位皇帝，称孤道寡，封宫赐谥，岂非遗笑天下!”

鹿传麟

绍英继续狡辩，说清室“以宽仁为政”并摆出《民国优待清室条件》。鹿钟麟驳斥说，“清兵入关以来到处杀戮，残害百姓，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海深仇，至今老百姓还记忆犹新，你的宽仁在哪里!再说张勋拥戴逊帝复辟，时虽短暂，但清室叛乱祸国，违背优待条款，以恶报德的罪恶行为，老百姓能不愤然要求严惩你们吗!”他告诉绍英，若两小时后不答复，将命军队炮轰故宫。绍英数次往返内宫与溥仪相商，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

鹿见清室如此不识时务，将面孔一沉，从怀里掏出两枚空心炸弹，用力扔在桌上，绍英立时吓得浑身发抖，荣源狼狈地寻找藏身之处。鹿钟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这炸弹不是炸你们的。因为时限已到，我要在外面开炮之前先把自己炸死!”绍英等见再也赖不下去，只好答应所有条件。随后，鹿钟麟令绍英遣散各官太监宫女，摘掉宫内悬挂的宣统十六年之牌示。下午4时，溥仪迁出故宫。从此，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被废为平民。

鹿钟麟与溥仪

鹿钟麟驱逐溥仪之举遭到封建反动势力的非议和攻击。次年10月10日，他发表声明说:“有人指责我去年所作所为是‘逼宫’。但是,从我国历史上看到的'逼宫’，都是为个人谋取帝位,行其改朝换代，谋取个人升官。我所作的'逼宫’是为中华民国而逼宫,是为神州四亿人民而逼宫。逼宫之名里同,逼宫之实则异。”

迎孙北上 坐镇京畿

11月24日,鹿钟麟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兼国民军第一师师长,直辖韩复榘的第一旅和过之纲的第二旅，并辖刘汝明的警备第一旅及门致中的警备第二旅。

鹿钟麟就任后的首要任务是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北京政变”之前,冯玉祥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达成协议:奉军不入关，以孙中山先生主持政府。但政变后，张、段对冯进行围攻，逼其让步，将段推上台。

段祺瑞获悉孙中山于11月13日从广州动身北上，急忙就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宣布《临时政府条例》，规定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陆海军”，这样就使孙中山到达北京后无过问政权的机会。

冯玉祥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便示意鹿钟麟以武力推翻段祺瑞。鹿看到段大权在握，又有奉军为后盾，便婉官劝冯道:“算了吧，现在主客观形势已变，我们的想法恐无济于事了。”冯见事不可为，将接待孙中山任务交与鹿钟麟，自己辞职退居天台山暂住。

鹿钟麟早在滦州起义时对孙中山先生就十分景仰，这次能亲自迎接保护孙中山更加感到荣幸，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他就致电欢迎。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京。鹿钟麟提前赶至前门火车站布置警戒。他见欢迎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唯恐秩序难以维持，便赶至永定门火车站,候孙中山到达后上车问候,请孙在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孙以不能辜负民众的热情婉言谢绝，他便随孙中山至前门，待孙中山下车与群众见面谈话之后，才护车离去。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他全力承担孙中山住处的警卫，并亲自巡视检查。

1925年1月，孙中山病情恶化，确诊为癌。鹿钟麟极为心焦，每日与冯玉祥通长途电话，报告病情。3月12日，孙先生病逝，他协助孙的治丧处办理丧事。段慑于孙中山的威望，百般阻挠在中央公园(中山公园)社稷坛公祭，而指定在天坛。鹿钟麟为说服段，便亲往执政府。一进门，就向段道贺，段不解其意，鹿说:“孙先生是执政的政敌，现在死了，岂不是值得道贺吗?”段哼了一声，无话可答。他又说:“孙先生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生前有人怕他，现在死了还有人怕他。”段不得不答话“谁怕他?”他答:“执政，你不就怕他吗?”段否认，以怕学生闹事为借口搪塞。经过反复力争，段才同意在中央公园进行公祭。

事后，鹿钟麟指挥安排国丧中的各项警卫事宜。3月19日他亲率一连人护送孙中山先生遗体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4月2日，又护灵至西山碧云寺。

段祺瑞

孙中山逝世后，鹿钟麟面临的是京师治安和北京民众的游行集会。段祺瑞对外实行“外崇国信”的卖国政策，对内实行军事独裁，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这时，鹿钟麟通过苏联顾问在东早洋溢胡同私宅，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深徐谦多次取得联系。此外，还与进步新闻记者邵飘萍私交甚好，常在一起谈论时局，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他对学生的集会游行抱同情态度。常以“维持秩序”为名派军队前往保护。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学生们白天集会，晚上又赴教育总长章士钊家请愿，被警察捕去18人。他闻知后，即往警察局交涉，将学生释放。

随着段祺瑞政府的统治日益不得人心,鹿钟麟与段更为离心。11月中旬，他将暗通奉系的段之心腹曾毓隽、姚震逮捕。段大惊,派人与冯玉祥商讨进退问题。冯当时正与奉军将领郭松龄、直隶督办李景林密谋反奉，恐段离去，一时无人代替，北京将成无政府状态，于国民军不利，便表示拥段不变。同时，令鹿钟麟收束人民群众的游行。段为笼络鹿，任其兼署京师警察总监及京都市政事宜。

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反奉，兵败身亡后，鹿钟麟坐镇京师，密切注视各方面动向，以防备对国民军不利之举动。12月27日，素与冯玉祥有仇的段祺瑞心腹干将徐树铮由日本回国见段。陆承武(其父陆建章为徐所诱杀)受冯派遣从张家口赴京刺徐要求鹿协助。鹿恐招物议，未允所请。29日，徐离京赴津，陆仍未得手，鹿即以电话告冯。当时徐乘火车已过丰台，鹿促冯道“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干他,可用电话令张之江执行。”经冯同意，即用电话转告驻守廊坊的张之江，将徐枪决。随后令陆承武连夜赶至廊坊，充为父报仇的角色，并将已拟好的新闻稿通知各报社，借以掩人耳目。

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将京师一带防务交与鹿钟麟。这时，国民军的处境极为不利。在河南，吴佩孚正进攻国民二军；在直隶，直鲁联军分十路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在东北，奉军为策应直鲁联军，举兵入关。北京成为攻击之总目标。

1月中旬，鹿钟麟被推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国民军十三个师对敌作战。2月下旬，李景林部沿津浦线大举北进，天津告急。28日，鹿亲赴唐官屯前线督战，在静海设立前敌指挥部，迅速整顿部署部队，决定反守为攻，三面与敌作战。当晚，令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战在唐官屯击退直鲁联军。随后，乘胜追击，收回马厂、青县，进逼沧州。

正当鹿钟麟继续指挥津南战事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军,以兵舰运送奉军至大沽口，并开枪打死打伤国民军官兵。鹿下令封锁大沽口，却遭到帝国主义国家领事团的反对，以违背《辛丑条约》为口实，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段政府外交不力，反责饬军方解决。鹿钟麟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接受最后通牒。大沽口事件后，国民军处境更加不利。吴佩乎沿京汉线迅速北上，并与往日之敌张作霖结成联军;张宗昌、李景林亦分任吴的“讨贼”军之鲁军和直军总司令。各路军阀以“讨赤”为名,联合攻打国民军，向北京逼近。为缩短防线，鹿钟麟于3月19日下午令国民军撤退京郊及通县、固安等地设防，集中五个军二十万人的兵力迎敌。

但是，鹿钟麟一返北京，就发现新的阴谋，段祺瑞为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正与张作霖暗中互通款曲，并欲将国民军及其部队解决。鹿采取断然措施，于4月9日包围执政府。由于走漏风声，段及安福要人避逃于东交民巷租界内。这时，鹿钟麟争取吴佩乎抗奉，将囚禁了一年半的曹锟释放，并发通电，请吴入京主持一切。但吴恨极冯、鹿发动“北京政变”，反致电张宗昌、张学良等人“从速进京，扫荡赤巢”。4月14日，国民军防线被突破，鹿为顾全地方安全，下令国民军退至南口防线。

激战南口 败退西北

南口地处北京城北昌平至居庸关之间，东、西、北三面山峦迭嶂，地势险要，是长城著名要塞。冯玉祥在出国前拟定计划:国民军退出北京，可依据南口天险作战，若胜，可南下直取京津；如失利，则可沿京绥线退向西北。据此，在南口车站附近及居庸关左右两翼构筑了坚固工事。鹿钟麟将部队带至南口后，于4月21日赴张家口与代冯指挥的张之江举行了会谈，商定了国民军的作战计划。鹿为东路总指挥，负责南口、居庸关的战事；中路和北路分别由弓富魁和宋哲元担任。

23日，鹿将部队设于居庸关地下掩体之内，以郑金声为前敌总司令，在南口、居庸关、岔道设三道防线。刘汝明师守南口正面阵地，佟麟阁师守左翼延庆，陈希圣旅守右翼怀来。部署既定，于26日就任察哈尔都统。

5月间，按联军商定的作战计划，直鲁联军率及吴军一部进攻南口正面阵地。奉军进攻北路多伦，吴军主力则分路进攻怀来和蔚县。但吴军主力进抵门头沟后，持观望态度迟迟不动，使奉鲁大起疑心，遂将前线部队撤至清河一带。国民军趁机追击至昌平，万寿山附近。这样，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二十万国民军与五十万直、鲁、奉、晋联军，激成四个月之久。

6月中旬，直鲁军及奉军接连不断向南口发动总攻。鹿钟麟率国民军依据坚固工事奋勇抵抗，以步炮交织成火网，阻击进攻之敌。7月下旬，他见刘汝明师阵地告急，即令其撤退至二道防线居庸关，但刘执意不肯，只好将身旁季振同手枪团调至前沿增援刘师。8月1日，直、奉、鲁军再次向南口正面阵地发动总攻。在阵地惨遭奉军数十门大炮轰击的情况下，鹿钟麟将预备队全部调至前线，带领国民军奋力防守。这时，奉军万福麟部趁北路宋哲元主力赴雁北作战之机，已攻取多伦。晋军也在晋北加紧进攻，以断国民军后路。8日，举军又派出飞机和铁甲车队掩护步兵冲锋。鹿看到阵地外壕被突破，主要防御工事被摧毁，部队支撑不住，于11日下令刘汝明师退至居庸关、岔遂防线继续抵抗。

万福麟

但是,国民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官兵久战力疲,伤亡甚重，土气低下，弹药又不足，从库伦补给的子弹，每人只有二、三粒。同时，北路和中路的战事相继失利。为保存实力，鹿钟麟与张之江等决定全线撤退。13日，他率东路部队从居庸关经张家口，沿京绥线撤至绥远的包头一带。这里人烟稀少，贫瘠荒凉，官兵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在此艰难境况下，他振作精神，严格约束部属，亲自带队查街，遇有扰民之事，立刻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使部队一度混乱的秋序得以恢复。

赴苏商援 参加北伐

是年9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回国，鹿钟麟与邓哲熙等人率手枪连赶至五原相迎。他听了冯玉祥介绍访苏见闻及今后的打算后，积极赞同响应国民政府北伐的主张。17日，冯玉祥在五原警师北伐，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他任总参谋长。

10月间，鹿钟麟受冯玉祥委派，以观光名义率代表团赴苏，接洽商谈援助问题。在苏联,他除了参观考察外,还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1927年2月，他赴布鲁塞尔参加反帝同盟大会，就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事实做了发言，受到与会者的声。5月，接受了苏联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后回国。

6月初，冯部占领郑州，与北伐军会师。冯玉祥被武汉政府任命为河南省主席，鹿钟麟任河南省民政厅长，后代理河南省主席。6月中旬，宁汉分裂，鹿按冯玉祥的授意，负责将冯部的中共党员刘伯坚、刘志丹、宣侠父、南汉宸等人“礼送出境”，给任民政厅主任秘书的南汉宸馈赠了五百元路费，说:“这里不能留你了，请你避往他处吧。”

7月8日，鹿钟麟被委任为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底，奉冯玉祥之命担任东路军总司令，率杨虎城部及新编之李元藻、王鸿里、王珏芬、常好仁各师约二万五千人，自豫南陕州出发，日夜兼程，抵达目的地，配合蒋介石部队会攻徐州。8月4日，与直鲁联军徐源泉部相持于马牧集、杨集之间。但蒋放弃进攻徐州，此役作罢。

10月9日，豫东大战战幕拉开。鹿钟麟率东路军杨虎城、庞炳勋、玉金韬、刘他华等部与直鲁军在杨集、马牧集之间展开争夺战。正当他指挥各部顽强抗击直鲁军褚玉璞和袁家骥部合力进攻时，刘镇华部的旅长姜明玉勾结鲁军，倒戈内变，掳走副总指挥郑金声。国民军的后路被切断，一时阵脚大乱。

12日，鹿率部退至归德;14日，又撤到皖北。11月初，直鲁军乘胜兵分三路，倾其全力攻豫。冯玉祥部队分路迎敌。鹿钟麟担任杞县至太康之线的作战任务。直鲁联军败后，又从济南调集大军，分三路反扑。

11月24日，他奉冯玉祥命令任右路军总指挥，率部进攻自夏邑向杞县、太康一线侵犯的张敬尧部。27日，将张部击溃，占领睢县，12月1日，进入夏邑。豫东大战之后，冯部挥师南下徐州，以策应晋军和北伐军作战。鹿钟麟率部抄袭徐州西南肖县，攻克该县后,即向徐州挺进。这时,直鲁军调集援军反攻。鹿见部队不支，便退至李庄黄口之线扼守。12月16日，冯部攻克徐州。

1928年1月，鹿钟麟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十军军长，率领八个军继续北伐。

2月至3月，奉军、直鲁军将兵力集结于彰德以北，全力对付冯部。

3月7日，鹿钟麟被冯玉祥任为北路军总司令，指挥彰德以北战争;8月，奉冯令为中路军总司令，协同东路刘镇华部和西路孙连仲部进攻大名。酣战三个小时，冲破直鲁军第一道防线，逼近大名城。因敌方据城顽抗，久攻未下。4月5日，鹿亲临前线指挥豫北各军，迎战奉军在彰德方面突然袭击，战斗极为激烈。所部子弹奇缺，鹿向冯电告请援，但冯让其自行解决。这时，他看到司令部尽是各部领取补给人员，便指着村旁公路上往来奔驰的汽车，面带微笑的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的车少，子弹一时运不过来，请耐心等待。”人们见汽车奔忙，尘土飞扬，都信以为真，其实均为空车，乃是鹿钟麟安定军心之计。

29日，他组织左右两路军同时出击，于5月1日将张学良指挥的奉军击溃，乘胜连克彰德、濮阳、观城、大名、磁州，占领顺德，并沿京汉线迅速北进。6月2日，张作霖见各路奉军败退，大势已去，发出通电退出北京。

北伐战争结束后，鹿钟麟任军委会北平临时分会委员:7月11日，受蒋之邀请参加了北平汤山的军事善后会议，通过裁军方案；24日，参加冯玉祥在开封召开的裁军会议，受命与刘郁芬一起统辖整理各部;9月2日，任豫鲁剿匪总司令兼河南剿匪总指挥;10月26日，任南京军政部次长;年底，结束河南剿匪战斗，于1929年初赴南京上任，兼办编遣事宜。

计脱虎口 中原反蒋

鹿钟麟任军政部次长不久，因冯玉祥抵制编遣会议的裁军决定辞职，便代理其军政部长。4月，蒋介石制订了《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在蒋冯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鹿感到在南京难以自处，于4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避居租界，除西北军人员外，任何人一概不见。蒋屡次派人赴沪劝他回宁，均不见其行踪。5月2日，鹿和冯玉祥等人被蒋介石宣布开除国民党籍，并撤职查办。

7月底，因冯玉祥表示愿意接受蒋的指挥,鹿被蒋介石召回南京恢复其代理军政部长职务;8月6日，鹿参加蒋召开的编遣会议第七次大会，补任常务委员;16日，被蒋特任命为署理军政部长。他返南京后，为防不测,每到星期六就回沪,星期一再赴宁。

不久，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蒋。9月下旬，西北军将领刘郁芬前来南京，一方面表示拥蒋，另一方面要求军饷给养。鹿钟麟见时局十分紧张，迅速将二十列车皮给养配好，将军饷汇走。10月10日,宋哲元等将领发出讨蒋通电,推阎、冯分任讨蒋联军总、副司令。鹿知道南京不可再留，设法将二十车皮军饷发往西北，并安排了脱身之计划。

当晚，同刘郁芬以观钱塘江潮为名赴上海，蒋为监视他们，派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同往，并在上海饭店设宴招待。酒至半酣之时，鹿钟麟假称酒醉上厕所混出门外，登车直往黄浦江而去。他事前已令人买好船票，随即登船赴日本横滨。蒋获悉后，即下通缉令，称其“图谋不轨，离职潜逃”，“均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机关一律体拿”。

鹿钟麟在日本稍事逗留，又搭船至天津。天津码头戒备森严，特务警察盘查甚紧。他改装为阔商人，身着绸缎马褂，带着四个装满石头的红木箱子，大模大样上了岸。随后，避居于天津日租界内。

1930年1月，鹿钟麟接冯玉祥密令，从天津赴山西。这时，冯玉祥尚被阎锡山软禁，为防遭冯之命运，他精心筹划，印制假名片，冒充阔的“赵参议”,顺利的通过阎的监视。鹿见到冯玉祥经过密谈，决定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先联蒋倒阎，夺取山西，再待机反蒋。鹿当即被冯任命为西北军代理总司令，全权代冯主持一切。

随后，鹿直抵风陵渡口，仍以“赵参议”的身份，通过阎锡山在此设立的警备，抵达潼关西北军驻地，就任代理总司令，立即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接着，又派人到南京见何应钦，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友，仇则不共戴天。”何当即表示，西北军若讨阎,立刻可得到中央的接济。与南京接通关系后,鹿钟麟便联合西北军将领向阎锡山发出通电，迫其送回冯玉祥，否则将采取行动。同时，还派人安抚韩复榘、石友三共同讨阎。面对这种情况，阎权衡利害关系，被逼与冯玉祥达成讨蒋协议，将冯放回西北军。

冯玉祥回陕后，即召开西北年将领会议，商讨反蒋事宜。鹿钟麟和其他西北军将领一样，恨阎背信弃义，阴险狡猾，不赞同联阎讨蒋，但最后仍依冯的意见。会后，他婉言向南京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明情况，请其返回南京。

3月15日，鹿领衔联合西北军五十七名将领发出反蒋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鹿即任第二方面军前敌总司令，率西北军二十六万人马进入河南。4月初，任第二方面军(西北军)和第三方面军(晋军)及第四方面军(石友三部)前敌总司令，以协调各军作战。5月初，设司令部于开封五龙亭，就近指挥陇海线正面作战。

5月11日，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令刘峙部以优势兵力向陇海战略要地归德发动进攻，在归德守军万殿青、石振青，宁陵守军刘茂恩投蒋，晋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鹿钟麟按冯玉祥之部署，派劲旅庞炳勋、孙良诚、吉鸿昌等主力，突然向刘峙部发动四面攻击，歼灭其大批有生力量，缴获大量物资。

6、7月间，与蒋介石部队相持在定陶、民权一带，展开拉锯战。7月初，当蒋介石部队重新发起进攻，向开封进逼时，鹿令孙良诚、吉鸿昌、庞炳勋等部在高资集、龙曲集等处将其截成数段,致敌惨败。随即，他要求晋军策应追击，但晋军陇海线总指挥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让他们守一个地方倒是有办法，让他们进攻，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这样使蒋介石部队退至民权、内黄、守陵以西固守，双方又成对峙。

这时，因于亳州的孙殿英部弹尽粮绝，鹿钟麟奉冯玉祥令进驻太康，指挥亳州之战。7月中旬，又令孙连仲部会同孙殿英部直取蚌埠，扰乱蒋介石部队的后方，断其退路。但二孙皆以连续持久战，需要休整为借口，不肯再战。他以此报冯，冯同意，致使陇海线的第二、三方面军的进攻停顿。

8月15日,蒋介石在津浦线击败晋军后,将部队调往海线，在平汉线、陇海线连续发动总攻。

9月中旬，张学良率部出关助蒋作战。为保存实力，阎锡山、石友三将都队撤离前线，西北军的庞炳勋、吉鸿昌、梁冠英、吕秀文纷纷倒戈投蒋。冯部兵败如山倒，纷纷向黄河以北撤退。

10月中旬，鹿钟麟将总指挥部从开封退至郑州，随即退到焦作。10月17日，他和西北军部分将领向蒋发出通电:“军事善后，静听公平措置。”原来冯玉祥打算将军权交给鹿钟麟，命其接洽善后问题，但蒋不允，坚持冯、鹿均须同时下野。

23日，他发出通电下野，随后乘火车秘返天津。在彰德车站，他对部下说:“这次中原大战，西北军三十万人瓦解了。真叫人痛心。其原因:一是没有实行联蒋打阎，二是孙连仲、孙殿英取亳州后没有进攻蚌埠，三是西北军内部不和。”从此便隐居天津，以读书、字画聊度时光，

复出南京，参“审”张韩

鹿钟麟在天津隐居期间，曾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但他未加理睬。

1936年初，鹿钟麟接到蒋介石以抗日名义邀其出山的来信。但他对蒋瓦解西北军的阴险手法记忆犹新，未予置复。不久，又接到已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来信，请他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他不好再推却，遂赴南京，冯一见便问:“蒋先生请你来，为什么不来呢?”他半开玩笑答:“我已五十多岁人了，还能再嫁人吗?既然先生来了,我当然也可以来了。”在南京,鹿钟麟以中央委员身扮，替冯玉祥和各方面联系。这年秋，他和冯玉祥一起进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听课。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鹿钟麟和朱培德被审判长李烈钧指定为审判官。鹿对张学良深为同情，认为会审不过是蒋借以遮掩其险恶用心的“把戏”。有一次，李烈钩暗中征询他对会审意见。他说:“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力守上策，不得已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称是。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在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中，鹿钟麟为免张学良在审讯时的难堪，提出将例行要问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等项已知事不问，由会审人员代填。随后又到候审室见张学良，先与之握手，并请其有话尽管在法庭说。开庭不久，他见李烈钧与张学良渐成僵持，便请李暂时退庭。继续开庭后，李烈钧正颜厉色说:“你在西安所为根本目的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鹿当即打断李的话，插言道:“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你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审判结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蒋却假惺惺为其请求“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事后，鹿钟麟气愤地说:“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1937年春，鹿钟麟任北平绥靖公署高级参议，住石碑胡同。“七·七”事变爆发后，转赴保定，曾力促在天津的宋哲元坐镇保定指挥抗日。接着，随冯玉祥曾先后任第三战区副参谋长、第六战区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1月，调任军法总监。

1938年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丢掉大半个山东，被蒋介石设计逮捕，押至武汉军法总监。鹿钟麟任高等军法审判官，对韩久无好感。鹿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指挥韩复榘、宋哲元的部队，但韩、宋听信挑拨，根本就指挥不动。不久，鹿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赴曹县，打算接替韩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但蒋已令于学忠任之，韩的部下也不欢迎，只好返回武汉。这次参加审判韩复榘，是早知韩的死罪已定，便草草审讯，罗织罪名之后就收场。1月24日，蒋介石派特务将韩枪杀于军法总监部。当时，西北军的旧人纷纷议论鹿钟麟“中了蒋介石的奸计”。

河北抗日“磨擦"失败

这年6月，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党部主任兼河北游击总司令，是冯玉祥向蒋介石推荐的。鹿将省政府主要人员挑选后，于6月底从汉口动身北上。为体现国共合作抗日，省府委员中亦有中共党员杨秀峰参加。在动身前，通过冯玉祥接治与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周向他介绍了河北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战争形势，希望他能合作抗战。

鹿钟麟抵达洛阳后，筹备省政府机关、游击司令部及省党部，制定了四条施政纲领。9月15日，抵翼南抗日根据地——南宫县冯官村，受到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及民众的热烈欢迎。鹿情绪高涨，表示要打开抗日局面，收复失地。第三天，鹿召集省府委员会议，研究与八路军共同抗日及建立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河北省民政厅长兼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提出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由省政府重新委派。杨秀峰予以反击，坚持不能取消。鹿钟麟调解无效，会议不欢而散。

鹿钟麟到河北来，手中没有军队，仅有途经长治时张自忠拨给的手枪连。这时，他便大造声势，大力宣传，召募抗日力量，收编了侯如墉、赵云祥、夏维礼等游击队，还将前来投奔的爱国青年组成政治大队，深入敌后开展群众工作，自编自演歌舞话剧等节目，进行抗日宣传。共产党也发动民众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军民关系融治，气氛活跃。但在抗日政权问题上，他要以省政府名义委派，而共产党则不让步，虽经数次谈判都无结果。

10月中旬，日军对冀南发动“扫荡”，鹿钟麟率省政府各厅局处人员转移冀县淄村。这时，他率国民党重庆电令，即拟制布告张贴，宣布撤消冀南行政公署。杨秀峰率冀南行政公署转移在别处，未料到鹿有此举，十分气愤。这样，双方转为公开对立。

11月中旬,鹿钟麟撤换了束鹿县民主选举的县长,以省政府委派之。省党部书记长韩梅岑、民政厅长张荫梧也各自委任县长。一时间冀南各县政权一派混乱，国民党、日伪、抗日民主政权多达三、四个，各自派粮派饷闹得者百姓无所适从。鹿所收缩的杂牌部队，也时与八路军发生冲突，并杀害共产党员，驱赶执日政权。

是月，鹿钟麟成立冀察战区，任总司令。12月底，石友三的第十集团军从鲁南到达察南，他委任石为冀察战区副司令。石早已暗通日军，常与八路军发生磨擦。

1939年初，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鹿钟麟接到后，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八路军是中央统一命名的，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指挥,地方政权也是这样,凡河北境内驻军、政权统一由河北省主席调遣，不允第二政权存在。八路军、地方自治、敌伪三种政权一律撤销，否则武力解决。”自此后，其部的中共党员申伯纯、李新农、宋绮云等被迫离开。一些爱国青年也对前途丧失信心。尽管如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刘伯承、宋任穷等一再与他进行会谈，但他听不进去。

1月7日，日军第十师团主力分十一路向冀南进行大规模“扫荡”。鹿钟麟率省政府西撤，于2月底至邢台山区的路罗川。一路上，省政府的职员大部分丢光，游击司令部只有参谋长张知行及二十多名职员，省党部除韩梅岑外亦散失殆尽，所辖各部自行其是。张荫梧率部进犯冀中八路军吕正操部，侯如庸部则在获鹿袭击冀西游击队，石友三却在南宫清河一带据地称王，自委县长。

一个星期后，鹿又从路罗川移驻贺家坪，重新召集人马，收集失散人员组织政治大队，开办各种训练班。在这里，他实际上无事可干，常令政治大队表演歌舞，独自观看，有时与青年队员们聊聊天，开开玩笑。有一次，地主房东向鹿钟要求减少共产党派给的合理负担，他说:“我的号令出不了门口，管不了你的事。”

6月中旬，鹿钟麟赴西下庄与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会谈。会后，彭德怀曾说:“河北问题不在鹿钟麟先生身上，两王(河北省秘书长王孝绪，河北省教育厅长王承曾，均长期跟随鹿)才是关键之所在，必须将这两个老顽固换掉，团结合作才有希望。”

鹿返贺家坪后，于11月24日撤去张荫梧民政厅长兼民军总指挥之职，任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杯冰为民政厅长兼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乔明礼任民军总指挥。朱率部沿太行山北上，进驻沙河、赞皇等地。

这时，蒋介石发动抗战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的“磨擦”加剧。鹿钟麟困于穷山沟中，蒋介石又已新断其给养，感到一筹莫展，势孤力单，便决定南撤;

1940年1月，令朱怀冰一同南撒，见朱不肯，便厉声说:“我是总司令，你是军长，你要服从命令!”朱只好率部随行。到洛阳后，将所有事务交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宫卫立煌,并辞去一切职务,搭飞机至重庆。

鹿钟麟到了重庆，即见冯玉祥，谈起在河北失散及蒋的《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时，冯埋怨他说:“我要你深入敌后与八路军合作，发展一些部队，谁要你管他那些混帐办法。”

不久，鹿钟麟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住歌乐山悠闲度日，常与进步人士来往，同中共党员也有所接触。1944年3月12日，他六十寿辰之时，周恩来、董必武送了贺词和一套马克思全集，他极为珍惜。

力整役弊 枉费心机

1944年9月间，鹿钟麟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兵役部部长。他知道改善役政非自己力所能及，一再力辞不就。但蒋介石、冯玉祥再三以抗日大义劝说。蒋又一口答应他所提出的放权、不得干涉用人、满足经费三个条件，便同意出任此职。

鹿钟麟上任后，首先在人事方面兴利除弊，拟定了兵役部编制，规定三条原则：一是兵役部各重要部门人选均由鹿亲自配备;二是次要部门可安插各方介绍来之人；三是属于军统和中统的人坚决摈弃门外。他在重要部门安排的多为西北军故旧和一些进步人士，还有中共党员梁霭然、王倬如、王冶秋、赖亚力等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次要部门也照顾了各方面“批条子”介绍来的人。随后制定了征兵具体办法，将一年两次征兵改为一次;划分区域，实行适龄青年登记抽签制度。再次，制定新兵的供给标准和措施，从被服、饮食、住所、卫生、医疗、交通、娱乐等诸方面改善新兵的待遇。

抓壮丁

征兵工作开始后，鹿钟麟亲自沿成渝线视察督促，给征兵人讲“带兵”、“待兵”的道理，却无济于事。所制定征兵办法到地方各行政机构便完全变了样。中签者都是贫苦子弟，有钱有势者不仅自己逃避兵役，还包庇亲朋故旧等等。改善新兵待遇之办法，也只有在兵役部直接控制下的重庆、成都、昆明、梁山等几个集训营实施，其它地区都鞭长莫及。他曾惩治了几个团级的不法分子，却招致各方的反对，甚至受到陈诚的攻击诬陷。而涉及到师管区副军级的不法分子，则因重重包庇，而不了了之。鹿向蒋介石反映这些情况时，蒋不过置之一笑。

抗战胜利后，鹿钟麟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为由，向蒋介石提出“即行撤消兵役部”、“暂停征兵一年，与民休息”的意见。并辞去兵役部部长一职。10月，鹿任华北宣慰使;次年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后返天津居住。他曾利用兵役部剩余的资遣费在北京开办长城印刷厂，供中共地下党员梁霭然、王倬如为秘密活动据点。

晚年新生 谦恭为民

1949年1月，鹿钟麟在天津迎来了解放，其时六十五岁。在饱经政治沧桑之后，获得了一个安定的晚年。他与邻里和睦，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热心从事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宣传防火、防盗。在抗美援朝中，又以极大的热忱带头捐献财物。他常对人说:“我为人人团结紧，人人为我共前进。”1954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鹿钟麟，称他为“街道工作专家”。同年，任国防委员。

1959年，周总理号召老年人士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鹿钟麟极以为是，积极投入提写工作，为祖国历史宝库留下十数万字的珍贵史料。他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曾数次在电台对台湾军政人员发表讲话，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为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贡献，

1966年1月11日，鹿钟麟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河北省及天津市党政领导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月14日，安葬于北仓革命公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