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轩
在抗日战争中，冀中抗日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到一九四〇年已经构成对侵华日军，特别是对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石家庄的敌人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初起，日寇开始对冀中解放区进行越来越频繁的“扫荡”，并采取由北向南，由外向内的办法，逐步“蚕食”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到一九四二年初，冀中抗日根据地差不多缩小了三分之二。
为了粉碎日伪的“蚕食”,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和冀中军区党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部署，于一九四二年初组织了三支武装工作队，向八分区的边缘地区挺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群众，骚扰打击敌人。为了迷惑敌人，分别给这三支武工队起了三个番号:一个叫渤海支队，主要活动地区是青(县)、沧(县)、交(河)地区;一个叫清河支队,主要在大清河及大清河以北地区开展工作;一个叫津浦支队(以后改称津南支队)。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津浦支队及以后的津南支队的一些主要情况。
一、津浦支队的组成和任务
津浦支队成立时，主要由三个部分的人员组成，一是当时的冀中军区第八分区武装侦察连，大约一百人左右;二是八分区三十团的便衣侦察队，约五、六十人;三是从八分区政治部，主要是从敌工科和锄奸科抽调的一部分人员，大约二十余人，当时，分区领导指定我担任津浦支队的政治委员，吴刚同志任支队长。分区领导给我们的任务是，以文安洼为基地，向敌人的“治安区”，即王口、子牙以东地区和静海、独流一线开展政治攻势，骚扰敌人，宣传群众，开展伪军工作。
二、津浦支队活动地区的范围和形势特点
津浦支队当时活动的地区大体是:西自子牙河两岸，东到渤海边，天津至塘沽铁路以南，青县娘娘河、捷地减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津浦铁路纵贯其中，又把这个地区分成路东和路西两个部分。
日军占领天津和津浦铁路以后，特别是控制了子牙河两岸以后这个地区就成了敌人的“治安区”。敌人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各种武装,实行严密的统治。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上层人士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汪精卫投降日本后，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又分裂成蒋派和汪派两个派别。另外，这个地区靠近天津，又有苇塘洼地为依托，所以又是武装土匪的活动地盘。日军占领这个地区以后，一部分土匪武装投降了日寇，一部分潜伏下来，暗中活动。这个地区大部分是盐碱地，土地贫瘠，除少数大地主外，广大的农民群众都很贫困，很多村庄是佃户庄，许多农民没有立锥之地，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因此这个地区的阶级阵线又是很分明的。根据以上形势特点，我们进入这个地区以后，从始至终都是按照“打击恶霸，争取伪军，团结上层，扎根佃贫农”这个方针来进行工作的。
三、邓家庄子战斗
津浦支队进入这个地区以后，以文安洼为基地，向子牙河以东的地区开展工作。由于敌人的统治比较严密，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情况又不了解，所以我们的活动采取夜行晓宿，封锁消息的方式
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我们决定在子牙河以东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活动，震动一下敌人。
在一个晚上，整个津浦支队涉水渡过子牙河，进入静海县西南距津浦铁路只有八、九华里的邓家庄子。部队进村后集中在一条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胡同里，并且对这条胡同实行封进锁，只准进不准出，以防走漏消息。
我们原来打算熬过白天，晚上把部队分成若干分队和小组，到各个村庄去召开群众大会，搞一次大的政治攻势，震动一下敌人。我们的封锁，引起村里敌情报人员注意并报告了静海县的敌人。因为过去这个地区从没有来过这么多的部队，敌人估计只不过是八路军的几个工作人员，所以静海的伪军接到报告后，就通知王口、黄庄子据点的伪军一同对邓家庄子进行合围，并派出静海的特务队骑自行车先赶到邓家庄子。
敌人本来打算先把这几个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抓住，等静海、王口、黄庄子三股部队进入村庄后，召开群众大会，以抓到的八路军示众。
上午十时左右，静海几个便衣特务进村后，径直闯到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当时，我们的岗哨在院子的大门里面，我住的房子面对大门。这几个特务闯进大门一看，满院子都是部队，傻了眼，没敢动武。我当即命令哨兵把先头的两个特务的枪下了。后面的特务见势不妙，都跑掉了。
我们对这两个特务进行简单的教育后，把枪还给他们，放走了。刚放走这两个特务，哨兵便报告静海的敌人已经靠近村庄。我们很快把部队拉出来。因为这个地区经常闹水灾，村庄的地基都比较高，大约比周围的地面高出一丈左右。我们把部队沿村边展开。等敌人进入村边开阔地，离我们只有百把米，我们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没想到会碰上这么多的部队，这么强的火力，很快就乱了阵脚，趴在地上纷纷枪把朝上，举枪投降。
这一仗，我们俘虏了六、七十个敌人，我方无一伤亡。这时已到中午时分，我们决定回文安洼，押着俘虏向子牙河以西转移。当时我们有二百余人，加上六、七十名俘虏，在洼地里一走，队伍拉得很长，所以王口和黄庄子的伪军赶到后都不敢动手，就在我们两侧不远的地方看着我们渡过了子牙河。
我们回到文安洼基地后，对这些俘虏进行了教育，也全部释放了。
邓家庄子战斗是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后的第一个大的战斗。这次战斗不但大大地鼓舞了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对整个地区的敌伪军，以至天津的敌人也有很大震动，使一些伪军、汉奸有所收敛，当地群众也敢主动同我们接触了，对我们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开展政治攻势
邓家庄子战斗之后，我们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在各个村庄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同时向各个据点的敌人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战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号召敌伪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应付敌人，帮助八路军，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号召社会的上层人士，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不同的形式支持和掩护我们的工作。
随着政治攻势的开展，我们在基本群众中和独流、静海等城镇的上层人士中分别建立了一些关系。当时在静海县城里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情报站，有一个名叫张子威的教员，就采取各种方式向我们送情报。在独流镇也有我们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可以了解天津敌人的一些情况，并在天津购买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对王口、子牙、滩里等据点的伪军工作也有了进展。因此，在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拉网式的“五一大扫荡”中，我们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没有遭到什么损失。
五、回分区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八分区受到很大的损失，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同志和政治委员王远音同志以及分区二十三团和三十团的一些负责同志都壮烈牺牲，分区领导机关转移到白洋淀。
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间，我们遵照分区的指示，回白洋淀分区。正当我们把部队集中到文安洼准备返回分区时，兰馨斋、郭遵义等同志带领的清河支队也遵照分区的通知，从大清河以北把队伍拉到文安注同我们会合。我们会合后，一起向白洋淀转移。
文安洼
一天，到达文安洼中心的司吉城住下，吃完早饭，发现从西南方向过来几条船，船上满载部队，当时，我们以为他们是这个地区活动的兄弟部队——文新大队，就派几个同志迎上前去喊话联系。为预防意外，我们把队伍拉到村南展开，隐蔽起来。正当我们派去联络的同志呼喊来人时，对方开枪了，这才知道是敌人。我们立即还击。敌人在我火力阻击下，不敢前进。我们因为要返回分区，不准备在这里打仗，加之敌人的火力和兵力相当强，消灭他们也不容易，所以我们打了一下就转移了。敌人也不敢追击。这次战斗，敌人死伤二十多人，我方只有一人受点轻伤。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们到达白洋淀同八分区领导机关会合
六、重返津南地区，津浦支队改为津南支队
我们到白洋淀同分区领导机关会合后，对敌人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情况进行了检查、总结，研究分析了敌人“扫荡”之后分区各个地区的形势。分区领导认为，津南地区在敌人的“五一大扫荡”期间，人民群众和部队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当地人民群众的情绪也没有发生大的影响，所以决定让我们这支队伍重返津南地区，继续开展工作，扩大解放区，在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
我们大约在一九四二年十至十一月间返回文安洼。但部队力量有所调整，原来的分区武装侦察连留了下来，但增派一些工作人员充实工作队，加强工作队的力量。
一九四三年春，我们接到分区命令，将津浦支队改为津南支队。同时分区任命我担任津南支队的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吴刚同志则负责工作队的工作，主要负责开展津南地区的地方工作。
七、苇塘基地
我们第二次进入文安洼时，我们的任务和这个地区的形势，都同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安洼，主要是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进行活动，开展政治攻势，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骚扰敌人，争取伪军;而这次返回津南，是要在这个地区长期存在下去，同敌人争夺这个地区，把敌人的“治安区”变成游击区和解放区。
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地区是以文安洼为依托，当时这个洼地还有水，水对我们小型武装活动没有什么困难，敌人“扫荡”就不那么方便，而这次回来后，文安洼的水逐渐干了;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地区时，敌人还不大重视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扫荡”冀中解放区而我们这次回来，敌人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已告一段落，同时由于我们在这里的影响不断扩大，所以敌人就对我们进行越来越频繁的“扫荡”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文安洼这块基地就不那么可靠了，必须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地点作为我们活动的依靠。
我们选择了大清河以南的苇塘作为活动基地。这个苇塘介于:大清河以南，安里屯、滩里以东，黄岔、茁头以西，东西长约三十华里，南北宽约十华里。苇塘的苇子很密，我们曾经做过试验，用步枪射击，子弹只能穿行一、二十米。苇塘里除少数几块高地外都是水，行动很不方便，这便于我们隐蔽，而不利于敌人的进攻。苇塘四周虽然都是伪军的据点，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他们不但对我们没有构成什么威胁，而且还起到一些掩护的作用。每当日寇准备对我们发动进攻或“扫荡”时，往往能从这些伪军中得到情报，事前有所准备。敌人几次想在苇塘里消灭我们或把我们撵走，但都没有达到目的。有时，日寇驱使苇塘周围据点的伪军向我们进攻，这些伪军也只是应付一下朝天放一阵子枪，就撤回去了。敌人明知道我们在苇塘里，但也毫无办法。
敌人在武装进攻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就采取招降、收买的手段。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天津特务机关的两个特务带着日的“委任状”跑到苇塘里找我们，要“招安”,给我们下“委任”。当时我到分区汇报工作，不在苇塘里，后来听说这两个特务很不知趣，很狂妄，说什么“你们已经走投无路了”等等。当时的支队特派员梁永泰同志一气之下下令把特务处决了。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派人来招安”了。
苇塘里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非常困难。太阳一下山，蚊子就活跃起来。由于没有蚊帐，大家就准备两把苇缨和一条麻袋，钻进麻袋，上身露在外面，手里拿着苇缨，整个晚上几乎都是同蚊子作斗争。直到天亮时，蚊子隐蔽起来了，才能睡点觉。在苇塘里吃的倒不是太困难，比在文安洼活动时期好一些。因为部队在外面活动一段时间后回到苇塘时，总是带回一些给养，苇塘周围的据点和伪政权也向我们提供一些粮食。另外，苇塘里到处都是鱼、虾，还可以打一些水鸭子等野味，因此，吃菜问题也不太困难。
苇塘对我们开辟津南地区的工作起到了后方基地的作用。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外面活动一段时间后回到苇塘集中，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外面活动一个时期后回到苇塘休息和整训，并把俘虏带回苇塘进行教育，然后释放。苇塘基地还对支援友邻部队的活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友邻部队在敌人进行疯狂“扫荡”时,常转移到苇塘来暂避一时,或活动一段时间后，到苇塘里休息。当时的东挺支队和任河大区队都曾到过这里。
八、开展地方工作
津南支队返回津南地区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地区长期坚持下去，扎下根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区后，首先抓了组织群众和政权建设方面的工作。在组织群众方面，主要是在一部分积极分子中间组织“秘密抗日团体”,简称“秘抗团”。“秘抗团”是当时的群众性的秘密抗日团体，只要是积极支持抗日的，不管那个阶层，我们都吸收。当时就有一部分仕绅加入了“秘抗团”。“秘抗团”虽然是群众组织，但仍然是秘密活动。“秘抗团"最早是在子牙河以东、津浦铁路以西地区组织起来的，一九四四年春伸展到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到一九四四年底，建立“秘抗团”的村庄已达四十多个。
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我们在“秘抗团”的基础上，开始建党工作，发展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基本群众入党，建立党的组织。现在在静海县工作的一些干部和天津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是那个时期发展的党员。
在政权建设方面，我们根据当时所处的条件，对敌人的一套伪政权系统没有大动，主要是通过对伪政权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使这些敌伪人员逐步由忠于敌人、倾向于敌人转为不反对我们或两面应酬。同时，还利用各种形式，把“秘抗团”的成员和党员打入伪政权，参与内政权的工作，把这些伪政权改造为表面上支应敌人，实际上是我们控制的政权。到一九四四年底，这种两面政权共有五十多个。
至于少数死心塌地忠于敌人，坚决同我们为敌的汉奸和敌伪人员，在群众中又有罪恶的，我们就坚决给子打击，处决之后还要张贴布告，宣布罪状，以震动和威慑敌伪人员。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我们对敌伪政权都是采取这种利用、改造的方式。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作法是比较恰当的，使我们能够在敌人的“治安区”里面，在靠近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长期坚持下来，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随着地方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有了依靠，有了群众和组织的掩护，并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地区逐步扎下根来。
九、三堡战斗
三堡是从苇塘进入子牙河以东和进入津浦铁路以东地区的必经之路。在三堡村有一个伪军据点，驻扎有四、五十个伪军。这些伪军经我们做工作，仍不那么友好，不愿意帮助我们，不给我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因此，我们决定拔除这个据点，教训一下敌伪人员。
一九四三年秋的一个夜晚，我们奔袭三堡据点。我们借助黑天悄悄地把队伍拉到据点架起云梯对敌发动突然袭击。突击队员冯三等飞身登上房顶，以火力压住了敌人，逼使伪军缴枪投降。战斗很快结束，四、五十个伪军全部被我们俘虏。我们放火烧掉炮楼，把俘虏押回到苇塘进行教育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家。
三堡战斗不但拔除了我们出入苇塘的障碍，给津浦路以西的敌伪军一些教训，而且对津浦路以东的敌伪军和伪政权也有相当的震动。我们趁机捎信给这些伪军和民团，要他们为自己留点后路，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次战斗对开展津南地区工作同样是一次比较有意义的战斗，
十、伪军工作
三堡战斗以前，我们的伪军工作重点是苇塘周围和子牙河两岸的伪军据点，津浦路以东的工作还不多。三堡战斗以后，我们把伪军工作推向津浦路以东和津浦铁路沿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效果，我们的手枪队员和侦察人员可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活动。当时有个叫冯三的手枪队员，由于经常同伪军和民团打交道，一些民团和伪军见到他都称呼“三爷”。他可以在敌人据点之间来回自如，夜晚要通过敌人据点时，只要用手电打几下联络信号，伪军就派人护送他到下一个据点去。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几个手枪队员在天津市跑马场附近搞了德国领事馆的两匹大洋马，他们大白天骑着这两匹洋马往南郊撤出，日本鬼子追了出来。这几个手枪队员进入天津南郊民团防区后，找到民团的头头说:“我们搞了日本人两匹洋马，日本人在后面追上来了，你们看怎么办?一是我们在这里同日本人交手，这对你们也不利，一是你们设法掩护我们，让我们安全撤走。”这个民团头头同意掩护我们，把我们放走后，就在村外展开队伍，等日本人追到村边时，打了一阵枪，然后派人对日本人讲:“误会了!误会了!我们还以为是八路军来了呢!”就这样，等双方把事情说清楚，我们的手枪队员早已远走高飞了。
类似上面的事例还有很多。许多伪军和民团经过我们的工作，基本上不干扰我们的活动，有些还能同我们合作，为我们提供情报、给养，帮助我们购买药品等。
十一、津南支队和津南地区划归九分区领导
一九四四年春，随着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津南地区工作的发展，上级党委决定把津南支队和津南地区从八分区划归九分区、九地委领导。这年三、四月间，津南支队和津南池区直接受九分区和九地委领导
十二、成立静大县
一九四四年夏天，九地委决定在我们活动的地区成立静大县，并指定我担任县委书记。为了充实静大县的领导，九分区还从根据地抽调了一些干部到静大县工作，主要有任丘县委副书记李光荣同志任静大县委副书记，任丘县民政科长吴杰民同志任静大县县长，安新县公安局长李锐同志任静大县公安局长。这就是静大县成立后的第一个领导班子。
静大县成立以后，把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划为五个区，即子牙河以西两个区，子牙河以东三个区，并建立相应的区的党、政系统和武装力量---区委会、区政府和区小队，组建了农会及工、青、妇等组织。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当时没有划区，仍然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在那里开展工作。
静大县成立前后的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我们在子牙河西的马六郎村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规模很大，凡是我们有工作的村镇的干部大都到了会。这次大会对整个地区影响很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整个地区的形势和工作也有很大的发展，
十三、加强津南支队
津南支队划归九分区领导以后，九分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津南支队。一九四四年夏，调冀西一分区徐水支队支队长翟林同志担任津南支队支队长，韩振国同志担任津南支队的总支书记。从此我就不再兼任支队长，只任静大县县委书记和津南支队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分区还调周继发同志带领的九分区武工队进入津南地区，归津南支队和静大县委领导，对外称津南支队第四大队。周继发同志带的这支武工队是成立较早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一支武工队，过去在保定地区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另外，为了加强对津南支队的领导，及时了解津南地区，特别是天津的敌情，九分区还给津南支队配备了一部电台
十四、一九四四年的大发展
由于上级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津南支队和静大县的工作，带来了津南地区工作的大发展。
一九四四年以前，我们在津南地区的工作主要是在津浦铁路以西，路东地区虽派出小股部队和工作人员进行一些活动，建立一些关系，但都是属于了解情况，进行联络的性质，大批的部队和工作人员进入津浦路以东地区开展工作还是一九四四年以后。
一九四四年，我们大部队进入津浦路以东地区后，首先拔除南减河东端靠近海边的歧口据点，然后以南、北减河为基地，由南向北逐步推进。到一九四四年底，我们的工作已经逼近天津。在这段时间内，大的战斗虽然不多，但在拔除敌人的据点，打击民愤较大的敌特、汉奸，骚扰打击敌人，分化瓦解敌伪军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手枪队在天津及近郊非常活跃。队长是李成忠同志(李成忠同志原来是冀南某部队的教导员，一九四一年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人俘虏，送到东北一个煤矿当劳工，后来他带领几个人跑了出来，找到津南支队。李成忠同志到津南支队后，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突出，勇敢机智，担任手枪队队长。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到白洋淀整训时，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当时活跃在天津近郊的手枪队员同一些伪军、伪政权人员和一些土匪武装打通了关系，得到他们的掩护，队员们经常自由进出天津。
前面提到的冯三同志就是手枪队的一个成员，他当时在天津南郊颇有一些名气，日本特务机关几次悬赏捉拿他，但都没有得逞。一次，他同几个手枪队员在天津市内的一个小饭馆吃饭，被汉奸发现了，报告了日本人。日本人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搜捕，但他们还是化装成出殡的冲出了城。
在这次搜捕中，手枪队牺牲了一、两个同志，日本人还抓了几个老百姓。第二天敌人的报纸刊登了“抓住了冯三”、“打死了冯三”的消息。他们就紧接着对敌人进行袭击，并贴出布告说这是冯三干的，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
手枪队还掌握了一支专门吃铁路的力量，其中有些是敌伪称为“黑旗队”的穷苦群众和无业市民，他们主要在天津至唐官屯之间活动。手枪队员同这些人建立了关系，对他们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帮助他们活动，使这支力量成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这支扒车力量熟悉铁路情况，他们能在火车行驶当中飞身攀上跳下，来无影，去无踪，把事先侦察好的物资在中途卸下来，由地面的接应人员运走。通过他们，我们得到一些紧缺的布匹、衣服等物资，
经过一九四四年的大发展，路东地区南至捷地减河，北至天津市，西至津浦铁路，东至渤海边都有了我们的活动和影响，搞得敌人很不安宁。敌人十分恼火，想寻机消灭我们。
一九四四年秋季的一天，敌人侦察到我们的行踪，组织了静海、青县的敌人和天津警备队分南北两路夹攻企图围歼我们。但我们从内线得知敌人的行动计划，决定打敌人一个伏击。我们把主力摆在小李庄的南面伏击唐官屯方向来的敌人，把武工队摆在北面，阻击和牵制天津方向的伪军，当南面的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们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措手不及，死伤三、四十人，仓惶逃窜。北面的敌人受到我武工队阻击后，知道我们已有准备，打了一阵就撤回去了。由于战士的体质较弱，无力进行追击，眼看着敌人跑掉了，未能全歼。但打过这一仗后，敌人有半个多月不敢出来活动。
在这一阶段，我们在路东地区的活动是很活跃的，许多战例和工作也是很值得详细记载下来的。
十五、津浦路东成立津南地区工作委员会
经过一九四四年的大发展，静大县的工作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一九四五年初，上级党委决定以津浦铁路为界、把静大县一分为二，津浦铁路以西为静大县，以东为津南地区，成立中共津南地区工作委员会，受地委、军分区直接领导。上级党委决定我担任津南工委的书记兼津南支队政治委员，脱离静大县，由李光荣同志接替我任静大县委书记。
在成立津南工委时，九地委还派洛涛同志任津南工委副书记，李悦农同志任工委宣传委员，李志同志任工委民政委员。当时的津南地区虽然没有正式成立津南县，但也把这个地区划成六个区，组建了各个区的领导班子和机构，任命了区委书记、区长和区小队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津南地区才正式成立津南县，
十六、津南支队回分区整训
一九四四年，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了。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准备反攻，恢复失地，津南支队根据分区的指示，于一九四四年底回到白洋淀附近整训。这次整训是津南支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整训，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收获很大，部队在政治觉悟，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在整训即将结束时，发生了一次战斗，敌人向分区驻地发动进攻，津南支队担任阻击任务。津南支队过去主要是打各种游击战，担任阵地防御任务还是第一次。但部队在这次阻击战中打得不错，完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但也有一些伤亡，前面提到的手枪队长李成忠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十七、向天津挺进
一九四五年春,津南支队经过整训回到津南地区，除留下静大县各区小队的武装外,整个津南支队进到津浦铁路以东，以马厂减河以南为基地，向天津挺进，拨除敌人据点，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敌人虽然感到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对这一地区进行过几次“扫荡”，但我们的情报准确，行动灵活，敌人不但没能消灭我们，赶跑我们，反而受到很大损失。因此，敌人逐渐由疯狂“扫荡”转为龟缩到天津、静海和津浦路沿线的据点，一些小据点和村镇民团，有的跟着撤到天津、静海，有的就反正到我们这边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建党、建政等工作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十八、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津南支队和津南地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寇投降后不久，我就接到分区的电报，调我立即返回军分区。我经过简单的交待后回到分区，便随着九分区整编的野战八旅向绥远进军，参加解放战争。我奉调离开津南支队不久，津南支队也改编为七十三团，随冀中的第二批野战军向热河进军了。与此同时，津南地区正式成立津南县。津南县曾一度划归山东省管辖，以后又划归河北省。从此，津南支队和津南地区便不复存在。
十九、正确的政策保证了津南支队的生存和发展
津南地区是日寇占领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以后长期统治的“治安区”。敌人在这个地区驻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有一套较完的伪政权系统和严密的特务情报网。津南支队在敌人这样的统治地区钻了进来，站住了脚，扎下根来，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战斗中有些伤亡外，不论是集中活动的武装部队，还是分散工作的干部，都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损失。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是不多见的。
津南支队第二次回到这个地区时，只有百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和为数不多的工作队员，但经过几年的工作，支队扩充到五百多人，建立了两个县的政权，并从敌人手里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武装了自己，创立了十几个区小队。
是什么保证了津南支队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和发展呢?
我认为，除了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之外，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是我们执行了正确的政策，第二条是我们一心一意抗日救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中，杀人很少，没有因为错杀人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从我们进入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战斗--邓家庄子战斗开始，我们对抓到的俘虏，不论是伪军、警察、还是便衣特务，基本上都是采取教育后释放的政策。前面提到的邓家庄子战斗中，被我们俘虏的两个便衣特务，其中一个叫任光海，他对我们的宽大释放感恩不尽，后来主动给我们送过几次情报。
我们对待伪政权和伪人员，没有采取一律摧毁、全部打击的过火行动，而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教育、争取、利用、改造的方针，使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我们，同我们一道抗击日寇。
我们对待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采取排斥打击的方针，而是用团结教育的方针，使他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我们做些工作。
当然，在我们工作期间也不是没有杀过人，我们也杀了几个人，但这些人都是一些恶霸或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坏分子，不但人民群众痛恨这些人，社会的上层人士也痛恨这些人。因此，我们杀了这些人，不但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反而得到名阶层群众的同情和拥护。
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中，为抗日救国，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感动和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我们虽然远离根据地领导机关，但我们并不孤立。在静大县政府成立以前，我们虽然是以军政府的形式，发布布告，征款征粮，但我们严格按政策办事，从来没有乱征乱要。我们的战士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人民同甘共苦。津南地区多是盐碱涝洼地，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但我们不搞特殊，同当地人民群众过一样的艰苦生活。
一九四三年春，我们在文安注洼时期，同洼里人民群众--样吃地梨面充饥，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有的年轻战士虚弱得挑一担水走不了几步腿就软了，但我们仍然坚持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我们以实际行动教育了人民.!感动了"上帝”，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认为上面谈到的两条，就是津南支队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发展、壮大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抗日时期，我在津南地区工作的时间很长，工作的面也很广，但时隔近四十年，我不可能把过去在这个地区的工作情况讲得很细，只能回忆一些大概的轮廓和主要事件的梗概。至于更详细的材料，我希望过去在这个地区同我一道工作过、战斗过的老同志们进行补充。
一九八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