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宁为重点移民县的原因

肃宁本人烟稀少,又因历代战争使人口日益减少。宋时,宋军与入侵之辽军、金军在县境多次发生战争。元朝初年,肃宁县因“户不满千”而降为镇。后稍有发展复置为县,又逢元末战乱长达16 年之久,加之自然灾害频繁,人口有减无增。

肃宁古称“泽国”、“肃水”,洼淀河流密布。元末明初,注淀脱出大量荒地,呈现一片“蓬蒿高密没牛马,草掩曲径少行人”之荒凉景象。弃耕和可开垦荒地甚多,正是移民拓荒安家的好地方。

明朝建立后,为均衡人口,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明朝政权,开国皇帝朱元璋作出迁民的战略决策。于洪武三年(1370)始,从战争未波及的地窄人稠山西省的太原、平阳二府和漳、潞、辽、沁、汾五州的 50 多个县向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移民,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但太平日子没过多久,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于建文元年(1399)发燕军于北平,进攻南京,史称“靖难之役”或“燕王扫碑”（碑,指南京明皇祖之功德碑)。燕军与政府军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四年的拉锯战,军队所至,大肆抢掠屠杀,农民死伤无数。肃宁为受害之县,自然成为明初重点移民县之一。

移民的实施

明代移民之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明史》和肃宁旧志记载甚少,给研究肃宁明代移民带来了困难,只能作一些初步探讨。

肃宁的移民与大规模的移民是同步的,即是多年多次完成，明代的移民大致分遣返、军屯、商屯、民屯几种。本县移民主要是民屯,也有战乱中逃荒落户于外地的肃宁人遣返回乡,这部分人为数不多。大量的是迁入县境的山西人,其中小部分属于因无地或人多地少,生活困难自愿举家迁移的;大部分是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被迫迁移的,他们是移民的重点也是难点。当时采取了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强制措施,甚至采取了欺诈诱骗手段,出现了那种“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的生死离别的悲壮场景。

大批移民从山西洪洞县被押上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步行数月到达河北一带。迁到肃宁之民,县衙给每户发放农具、籽种、粮食、草席和炊具等生产、生活资料,在境内人烟稀少之地建立村庄。并规定开垦荒地,永不课税,耕种熟地三年不纳粮。按诏令同家兄弟不得在一处安置,同住一地的,只得改为异姓。而境内有些村庄的移民却是全家迁来,如河头店,王姓哥仨同时迁来,分为东、西大院和当家院;吕家庄吕氏弟兄五人同时迁至,并无改姓之说。这种与诏令有悖的情况,可能出自两个原因,一是属于自愿迁移的,国家有优惠政策,与强制迁移的不同;二是属于移民后期,移民管理已松懈。

肃宁每次接纳成规模的山西移民,县衙都成了移民临时指挥所,离县城远的地方设有分点。朝廷对重点移民区还派官吏来督导检查。据说朝廷曾派一官吏到大史庄(今太师庄)参与县东部地区的移民,此传若实,可见明王朝对此次移民的重视程度和实施力度。

土著居民和移民的人口与村庄分析

明代大移民从洪武三年(1370)到永乐十五年(1417)近50年,向各地迁民达 10 几次,向肃宁迁民也有数次之多。由于肃宁县有关移民资料的匮乏,致使在移民问题上产生了许多误区,主要有二:

误区之一,只要问到祖先从哪里来,几乎每个村的人们都说自己是山西移民的后代。抛去家族,单从遗传角度上说,这种回答只对了一半,因为今人既是山西移民的后代,又是原土著居民的后代。在移民的几十年内,有可能分清谁是移民的后代,谁是土著居民的后代,但当时间一长,相互通婚繁衍,就打破了这个界线。

误区之二,肃宁为重点移民县,大部分村庄是山西移民迁此建立的。1984年《肃宁县地名资料汇编》(以下简称“地名资料”)迎合了这种说法,直接写山西移民村 140余个,另有10 多个村也是明初所建,虽无直接说成是移民村,也有移民村之嫌。有人便用这些村庄数字与现在全县227个自然村相比,说移民建村占全县60%以上。这种比法抛去了时间概念,是不科学的。只有用大规模移民结束时移民村数与全县总村数之比才是正确的。

明代施行里甲制度,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百户为10甲,每甲10户。县下设乡,乡统里,里统村,里又称社屯。明嘉靖十九年(1540)《河间府志》载,肃宁县辖15里:务春社、里仁社、名信社、游艺社、阜民社、广智社、务勤社、坊士社、淳化社、东泊屯、丰庾屯、感惠屯、膏庾屯、迎福屯、甘河屯共9社6屯。

社和屯同为里,其区分在哪里?据《明史·食货志》“土著者以社分里甲,移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实际亩数大于造册亩数,即存有黑田),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由此得知社和屯是社民和移民编制区分的标志,也是移民时段中的产物,肃宁县的9社6屯应为明初大规模移民中所设立。由于移民是多年多次迁徙而来,所以迁民所立6屯并非一年一次完成,而是在明永乐十五年大规模移民结束时共建了6个屯。

虽然明代规定110户为1里,并对户数人丁进行定期统计，但主要为纳税和服役,相对于行政区划的社、屯,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并不因一时人口增减而变化。如明嘉靖十九年肃宁县为9社6屯,到了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过了59年,户数增了120余户,但仍为9社6屯,直至明代灭亡。到了清乾隆十一年(1746)距明嘉靖十九年200余年,肃宁县仍沿用9社6屯共15里的编制,只是去掉了社、屯,统称为里。

社和屯编制是相同的,统领村数也应基本相同。肃宁县9社6屯,说明了移民所建村占当时全县的40%,而土著村为60%。要知道当时全县并非227个自然村,除去明代移民结束后所建的约为40个村庄,当时的村庄为180个左右。按上述比例,移民建村不过 70 余村,与地名资料和新编《肃宁县志·概述》中分别记载的140 余个、187 个移民村相差甚远。

如上分析,移民建村占 40%,那么移民户数和人口也应为 40%。但是二者又有差别。因为移民时间之长,管理上先严后宽,除了大规模的移民,后又出现小股自发的移民,为了获得社民中的“广亩”，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有一部分人会进入社民村中。当然也不排除官府组织的移民因数量小、不足以建一屯时而安置在移民村或社民村中去。如此算来,实际移民户数、移民人口均会超过 40%。

研究一地的移民,依据为有关移民的碑、铭、谱、志、史等,而不是仅凭口碑资料,口碑资料的可靠性与时间成反比。移民距今600载,不用说移民所建村民说自家祖先是洪洞县人,就连非移民村也不乏这种说法。有些村民已不清楚自家祖先到底是本地人还是洪洞县迁来,当有人问起时,也人云亦云地唱起了那首民谣: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只有真正弄清明永乐十五年大规模移民结束时,肃宁县区划编制为9社6屯,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实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地名资料把不少并非山西移民村而记为移民村,加大了移民村所占比例。

如邵庄村,地名资料记载为明永乐年间邵氏由洪洞迁来。而邵庄村西南的弥陀寺,是村民于元至正二年(1342)修建的,邵庄建村至迟应追溯到元代。

杏园村,地名资料记载为明初建村,有移民村之嫌,以往村民也称是山西移民建村。1985年出土了鲍宣墓志铭,铭文记载墓主鲍宣生于明正统五年(1440),卒于弘治十年(1497),为“务勤社杏园村”人。杏园村属务勤社为社民村已无疑,建村至迟应在明代前,与它相邻的柴里、百道口等村也应是明代以前建村,因为务勤社要辖10来个村庄,其地域是相连的。

加道村,地名资料记载为明永乐年间,山西洪洞县移民来此建村。其实加道村是清乾隆初年马炜由献县迁来建村,与永乐年间相差300余年。

除此之外,境内部分村庄,本为社民村,但在明初移民中迁入了某姓山西移民,后此姓移民逐渐发展为村中大姓,便以族姓改了村称。如梁家村镇的大曹村和王家村均属明代移民前村庄,二村因隔赵家河,河岸有柳而取名为南齐柳、北齐柳。明永乐年间,曹思义从山西迁入本村时,颜姓为大户,开有颜家店。后曹氏家族逐渐发展为村中大姓才改称大曹村。山西移民王成于永乐年间迁入北齐柳,后村中遭洪水,村落向北迁600米，另建双桥村大约到了明嘉靖年间,王姓因户大人多改双桥村为王家村,离明代移民已有100余年。地名资料把大曹村、王家村记载为明永乐年间山西移民建村是不正确的,这类村当时都为社所辖之村,只能算移民改村而不能归入移民建村中。

旧志书记载了肃宁县为9社6屯,为研究土著居民与移民开启了一扇大门。使后人清楚地知道二者的关系。但是,进入大门后又一片模糊,因为旧志没有记载社和屯统领的村庄,具体到某个村的属性难以界定。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更多史料的出现，也有待专家学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