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念基
苦难深重的人民
“任河大”是冀中八分区的一部分，包括河间、任河、大城、文新、文安、新镇。它位于天津西侧，东有津浦路，西有平大公路，南有沧河公路，北有大清河，中有子牙河和津保公路贯穿全境。这些铁路、公路、河流既是敌人的水陆交通要道，又是我冀中抗日根据地东北方面的屏障和门户，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顺着津浦路和子牙河继续南侵，沿途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在南赵扶村，日本鬼子用铁丝把无辜村民穿成一串。其中一个青年奋不顾身，咬紧牙关，扭断了铁丝，搬起石头砸死了一个鬼子。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敌人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杀死147人，使35个吃奶的婴儿失去了父母，30多位老人失去了儿子，30户人家被杀绝。敌人还烧毁房屋230多间，抢走牲畜、衣物无数。中秋节后，日军又在河间城内设了集体屠杀人民的打靶场。情况之惨，令人目不恐睹。
那时，国民党军南逃，旧政府瓦解，社会秩序大乱，各种武装蜂起，有联合起来抗日的;有怀着个人野心扩张势力的，有趁机发国难财的;地主阶级为了保住家产，笼络一些人建立了联庄会。这些武装，有的与日寇暗中勾结，有的由国民党在背后操纵。
河间有个国民党退伍军长，组织了1000余人的联庄团，管辖着100多个村。东大汉村戈家大户拉起了1000余人的联庄会，也统治着几十个村。还有个土匪头子孟赫，拉起1000多人，自称救国军。大城刘继光拉起1000余人，后并入高顺成部。高顺成在任丘起家，有3000余人，进驻河间，称霸一方。赫保祥聚集2000多人，自称抗日救国军第十二路总指挥。马庭范和青县的王保军在子牙河东建起了“河大青”联庄团等等。他们各霸一方，鱼肉乡民，弄得民不聊生。
“任河大”根据地的创建
1938年4月，我冀中军区十九、二十五大队，由孟庆山副司令员率领进驻河间城，在“任河大”地区收编各种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收编了张汉卿、张栋臣、张继武、刘树荣的队伍。马庭范的联庄团拒不受编，被我武力解决。柴恩波的队伍受编后又投敌，被我武力平息。其他武装也一一收编。从此，“任河大”地区的武装力量基本上统一在我冀中军区指挥之下，为我党开辟“任河大”广大地区打下了基础。
在收编各种武装期间，冀中区党委从一分区调整饶阳、武强、献县、交河等县与“任河大”地区各县建起三地委、三军分区、三专署(后改为八分区、八地委、八专署)，并从饶、武、献等县调来大批干部，使各县、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构很快建立起来;当地地下党员和许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工农骨干分子参加了各项地方工作。各县党、政领导机关相继建立，地方武装有了发展，社会秩序逐步安定统一。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以贯彻执行，劳动人民有了当家作主权利，经济生活有了改善。我党、政、军和群众工作干部作风艰苦朴素，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威信越来越高，深得劳苦群众和上层人士拥护。
人们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真的大不一样啊!”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推动了战地各项动员工作，如挖沟、拆城、打狗、改造地形、站岗放哨，以及中小学教育、歌咏队、话剧团、报社、妇女识字班等都搞得热火朝天。1939年6月，中军区、行署部署的扩军、征粮、献款三大任务很快完成。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摇撼了日军对平、津大城市的反动统治。
五次围攻与反“围攻”
武汉失守后，日军调集重兵回师华北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11月13日到1939年4月1日，日军对中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扫荡围攻，第三、第五两次围攻的重点是针对“任河大”地区的。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贺龙师长率一二〇师于1939年1月进入冀中，与冀中三纵队密切配合作战，先后在河间之惠伯口、黑马张庄、大曹庄、留路等地连续打了许多胜仗。特别是4月23日的河间齐会村战斗，打得更为出色。贺龙师长亲自指挥，激战两昼夜，歼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长渡边等以下官兵7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辉范例。
粉碎了敌人的五次大围攻，冀中军民抗日情绪为之大振。群众对一二〇师“亚五”、“亚六”主力赞不绝口:“真是神八路”，称贺龙是“活龙”。地方党政借机号召青年参军，出现了“父母送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场面。仅河间就有上千名青年参加了抗日武装。
一二〇师主力部队与三纵队配合不断歼灭日寇，使敌人遭到沉重打击，稳定了冀中的局势，鼓舞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群众踊跃支前，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斗争情绪十分高涨。尽管敌人在河间、任丘、大城县城以及景河、柳洼、束城、阜草、二十里铺、辛中驿、吕公堡、里坦、大广安等集镇建立了据点，修了公路，但我们的“任河大”地区有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空隙作为活动阵地。
为了加强“任河大”地区的对敌斗争，1940年我八军分区建立了“任河大”支队，支队长丁占明，政委黎彦昌。他们经常配合县区武装灵活机动地打击出动扫荡之敌，取得许多胜利，在群众中享有盛誉。不幸的是在“五一”反扫荡中，支队长丁占明同志光荣牺牲。
“任河大”地区改造村政权工作也是有其特点的，由于这一地区对敌斗争尖锐，多数村于部是通过支部选派党员或物色进步青壮年，经群众酝酿推荐，再由上级确认。村长、村治安员、会计、粮秣、教育等重要工作，都由党员或抗日骨干担任，受党支部领导。但是也遇到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严重阻挠和破坏。
西诗经村就发生了一起阶级报复重大案件。该村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老家，其本族冯从善、冯捷宣、冯书安是当时封建反动势力的大头目。1938年初，中共河间县委青年干事吕志军等到该村组织农会，发动群众，改造村政权，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广大贫苦农民热烈拥护，给冯从善等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由此，他们对该村党员、农会主任明树珍怀恨在心。1939年四五月间，他们收买了当时我一区区长王子英，诬陷明树珍贪污自肥、霸占妇女，将明逮捕。王子英拒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立即释放明树珍的命令，竟擅自将明树珍处决。
此时正值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同志来河间检查工作，我们将此案向周小舟同志汇报。他严肃指出，这是阶级报复案件，必须逮捕凶犯镇压。当即商定以县政府名义邀请河间一区士绅和王子英聚餐，由分区政治部锄奸科长王泽部署武装力量，在聚餐时下了王子英警卫员的枪，将凶犯王子英、冯从善逮捕，押送冀中行署，经审讯确属阶级报复，即判其死刑，就地执行。此案之迅速处理，给改造村政权和贯彻抗日政策法令，以极大支持，对我们也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蚕食”与反“蚕食”斗争
日寇对冀中五次围攻扫荡遭到可耻的失败后，便改变进攻策略，推行更加恶毒的“蚕食”政策。敌人从1940年春季开始，在“任河大”地区首先实行残酷的“蚕食扫荡”和“清剿”。
敌人“蚕食”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军事上增强兵力，驱逐我主力部队，扩大伪军“以华治华”，进一步增设堡据点，加修公路，实行分割封锁，强迫群众平毁为掩护我军民行动而挖的道沟，禁种高杆作物，组织快速部队，反复合击“清剿”。
(二)、政治上建立伪警察所、伪大乡，实行伪保甲制，村村设情报员，发展特务和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等。
(三)、经济上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特别是武装抢粮，敌称此为“以战养战”。
(四)、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讲“四书五经”，宣扬“王道乐土”、“中日提携”等。
(五)、在步骤上采取“蚕食”一块，前进一步，再“蚕食”一块，再前进一步，以确保其占领区。
面对敌人的“蚕食”进攻，“任河大”地区党政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战斗。大城县虽受些损失，但胜利地坚持了下来。河间县却一度受挫，损失很重。总结两县的基本经验教训如下，
先说河间的情况。
1939年在党领导下，河间军民取得了多次反“扫荡”、反“合击”的胜利。敌人的战术基本上是分进合击:“扫荡”几天就过去。事前我们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把敌人的合击圈分析准确，主动跳到合击圈外，利用地形熟悉及村村相通的道沟，能打就打，打不赢就走，活动自如，保有不少小块公开活动阵地。敌人的疯狂“扫荡”，烧杀抢掠，更激起群众的血海深仇，因而河间军民对坚持游击战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1940年春，敌人“蚕食”进攻初期，河间党、政、军、民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一区小队巧打敌人的伏击;一、六区手枪队到刘庄和米各庄据点智擒汉奸;一区区委书记赵斋久、区长肖亚光率干部、民兵奋勇抢救出县区妇联被捕干部。尔后，春季反“扫荡”又失利了，原因何在呢?现在看来，在思想上对“蛋食”的内容认识不清，有轻敌思想，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老做法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军事上变换了新策略没有明确的思想认识和组织准备;在统一战线和锄奸政策上有“左”的错误;干部队伍、基层组织也不太纯，出现了叛徒大破坏，致使河间的对敌斗争一度陷于被动受挫境地。
在河间春季反“扫荡”时期，敌人在军事上兵力增强，据点增加，公路增多，分割更细碎了。我们的道沟大部被日军强迫群众填平。敌人在扫荡中逐村逐户搜捕八路军、共产党员及抗日干部，在村里扑空，就到野外拉网，白天抓不到，就组织夜游队“巡剿”，持续四个月之久。在如此恶劣环境中，我们对隐蔽洞(螃蟹窠)又没有信心，因而抗日活动日益艰难，加上对敌伪军工作薄弱，了解敌人活动情报很少，使我们的斗争日益陷入被动局面，干部和群众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二区区委书记马驰，一区区长肖亚光，九区区长崔南山，八区区委书记魏导，六区区长胡波等相继牺牲。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叛徒，九区区委书记及手枪队部分队员叛变。一区区长肖亚光就是被叛徒出卖的。他被敌人包围后，英勇杀敌，因寡不敌众，最后告诚警卫员:“敌人打死你，什么也不能说!”而后自尽殉国。
不论哪个地方，一出叛徒，都直接威胁着党员、县、区、村干部及基本群众的安全，因而不得不暂时躲避，这样就失掉了对群众的依托，上下左右联系中断，除五、六区部分村庄外，全县大部分村庄的工作无法立足。斗争的现实使我们对汉奸叛徒极为愤恨，捉住就杀，而没有注重执行打击首恶，分化瓦解的政策策略。
在河间对敌斗争处于非常残酷的情况下，得到任丘县、区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河间县委依托接近于任丘的村庄，于1940年六七月间，到白洋淀开会休整，20多人到会。会议主要检查对敌斗争失利的经验教训，确定回河间打开局面，以锄奸、镇压叛徒为主要任务。现在看还是“左”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打开局面起过一定作用。
会上，沉痛追悼了牺牲的烈士，表彰了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革命品德，以教育和坚定我们抗日到底的决心。会后组织了两个组，分别从一、四和八、九区为突破口开展工作。此时青纱帐已起，对打开局面十分有利。经过月余的斗争，先后镇压了一些汉奸、叛徒，同时利用有利时机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以及河间县当时斗争的有利形势，重新振奋广大群众的抗日精神，一、四、八、九区都初步打开了局面，有若于村庄能够站住脚公开进行抗日工作了。
大城县又是如何取得反“蚕食斗争胜利的呢?
(一)正确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对敌。丘庄联庄团头目张继武欢迎我军收编，于是任命他为县长。原国民党县长秘书李如彬，积极进步，任命他继任县长，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白洋桥的官僚地主邓氏家族，有几十位男女知识青年动员出来参加了工作，并在残酷环境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民主民生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改造村政权，合理负担的实施，都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热忱。
(二)锄奸政策掌握较稳，缩小打击面。个别“左”的也有，但总的看，坚持了区别对待。
(三)做好敌伪军工作。派遣党员或可靠的人打进去;在供给敌人财物上掌握较灵活，允许近敌村庄在我批准下支应敌人。这就开始了反“蚕食”斗争的两面政策。
(四)经济上封锁敌人。掌握据点集市，以武装作后盾:教育集市牙行，对农民出售农副产品，不准压级压价，不准克扣，保护农民利益。
(五)对叛徒不是简单的杀掉，而是对其家属进行工作，使叛徒不效忠敌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尽量减少对我们的危害。
(六)在野外和家里都有秘密洞，掩护干部和分散活动的武装力量。
(七)开辟新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在文安洼开辟了一个区，以合法斗争形式为静海县人民治河修堤，组织渔民生产救灾，深得群众拥护。
(八)政治上粉碎敌人的阴谋，敌人发展“一贯道”，胡说入了道可避免大灾大难。我们就把坛主抓出来，教育他不能骗人，用日本制造的惨案教育群众，戳穿敌人的谎言。
由于上述方针、政策的实施，团结了各阶层群众，孤立了敌人，使其“蚕食”阴谋未能得逞。不管敌人如何“扫荡”、“清剿”，我党我军始终有群众作依托，虽然残酷的压力不轻于河间，损失也有，但站住了脚。两县对比，何得何失，经验教训就清楚了。
河间反攻，打开新局面
(一)八军分区主力组织了“任河大”战役。开始于1940年10月，攻克了边家庄、留古寺、米各庄等据点，出现了较大的空隙。
(二)从饶阳、安国、安平根据地调来大批干部，把县区的党政机构都重新恢复起来。本县也动员了一批经过考验的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出来工作。
(三)在执行锄奸政策上，把杀人权集中到县委和县长，区无权杀人，首恶必办，教育胁从，体现宽严政策。
(四)县委对敌伪军也注重了。1942年，根据上级指示，各县委建立了敌工部后，这项工作更加强了。
(五)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对国民党退伍团长樊某一家团结得很好，动员其子女参加工作，扩大了抗日阵营。
(六)县大队在1940年反“扫荡”中保住了实力，区小队也全部恢复，多数村的自卫队和民兵重建起来，破公路、割电线、打伏击，把铁杆汉奸李二懵的队伍基本打垮。我武装斗争十分活跃。
(七)民主民生政策的贯彻落实，合理负担。最受各阶层群众欢迎的统一累进税使劳动群众负担减轻，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任何险情下、群众都拼命掩护我们。
(八)到1942年，凡是我们活动到的地方，多数有了党支部，个别地方党员少，则是单线联系。这时，不管敌人怎么“扫荡”“清剿”，损失是有，但每个村庄都有活动。
总之，由于我武装给敌伪以沉重打击，政策策略运用得当，使全县抗日工作稳步前进。
“五一”大扫荡中的“任河大”地区
(一)1942年春节，河间、任丘、任河三县敌人集中两三千兵力，在河间、任丘、任河接合部5个区的范围，乘我过春节的时机，组织多路围攻。我武装力量和地方干部都有相当损失。大城、文安、静海的敌人，在祖寺村包围了县大队，使我也受到损失。文安的敌人也在姜庄子安了据点，切断了我水陆联系。敌人这些军事活动，都是为了压缩我边缘地区，以作为进攻冀中中心地带的前进阵地。
“任河大”地区从春节到“五一”扫荡前，战斗相当频繁;各县区武装相继给敌伪疯狂扫荡以有力的反击。文新县有名的姜庄子“斧头战”，更是威震敌胆。这次战斗由县游击大队长储国恩、政治干事姜保忠和二区小队班长贾俊亭亲率15名勇士，作了充分准备，摸清据点情况，乘敌拂晓鼾睡之机，腰带手枪、斧头，化装民夫，骗过岗哨，迅速冲进鬼子住室，奋勇挥动斧头，将25名鬼子全部砍死，缴获全部军用物资，还有一门山炮，星夜赶程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朱总司令传令嘉奖。总的看来，“任河大”地区党、政、军、民经过1940年以来反“蚕食”斗争的严峻考验，尤以地道斗争有了相当基础，对付敌人任何形式的“扫荡”、“清剿”，信心是十足的。
姜庄子斧头战储国恩用过的斧头
(二)敌人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后期，又集中兵力对“任河大”地区进行了“七一大扫荡”。重点是文安洼和大城。主要有大城、静海、文安、任丘的敌人，还有4架飞机配合，对文安洼俯冲扫射，轮番轰炸，搞梳篦战术。那时我和大城县长康修民、大队政委韩仰山随大队在文安洼里仰面朝天全身潜在水里只是脸部露出水面，分散隐蔽得很好，虽有敌机轮番扫射轰炸，但没有损失。
下午4点多钟，我们上了岸，见到稻田中蝗虫成灾。真是天灾人祸，人民陷于苦难深渊。我们商量夜间转移到子牙河东去，那里有大城在静海新开辟的一个区，几十个村庄，可以隐蔽。转移途中突遭敌人伏击，被打散。但大队战士个个都很坚强。一个机关枪班与队伍失散后，把机关枪掩藏在水井里，找到大队领导后，又把机关枪取出来参加战斗。这个大队从90人到1945年反攻时发展到500多人，从敌人手中夺得许多武器装备，战斗力提高了三四倍。
我“任河大”地区队在河间念祖村宿营，大城县委召集县区干部开会，也集驻于此。拂晓，被敌人包围，从早晨打到下午4点，敌我伤亡都较大。这时根据八地委指示，为使“任河大”及子牙河东地区队和县区武装统一指挥，配合作战，分片建立了由各区队队长、政委和县委书记组成的小型地区委员会。这个组织在促进军队和地方更密切的协同作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政治上敌人搞“反共誓约”运动，并在任丘搞试点。敌人通过伪组织，叫各村干部、群众到任丘城里举行“反共宣誓约”仪式。任河县委得知后，决心挫败敌人的“反共”阴谋。一是召开党员会，宣布党员一律不准进城参加“反共誓约”，否则开除党籍;二是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敌人阴谋，告诉群众不许进城开会，免于上当;三是区长召集伪人员开会，教育他们不准通知各村群众去搞“反共誓约”;四是派出武装，在通向任丘城的路上劝阻群众不要进城，并且打空枪，让群众借口八路军阻止，不能进城，以欺骗敌人。结果多数人没去，少数人进了城。
进城的分别被关在几个大院里，敌人架上机关枪,动酷刑,强逼群众供出八路军的活动及武器给养存放点和村干部、党员姓名以及住处等。关了7天7夜，群众饥饿难忍，团结起来暴动，夺了鬼子的枪，跑出来一部分群众，被敌人杀害了一部分。这次惨案擦亮了群众的眼睛。敌人“反共誓约”运动彻底破产。
大城县敌人搞“投诚”运动。县委对付敌人的办法是:村干部一律不准去。敌人威胁说:“三天不来，就平毁村”。我们就坚定说服群众，不要怕，指定专人去报假名单，以欺骗敌人，绝对不许暴露村中任何秘密。同时陪中派人监视敌人活动，及时提出对付改人的办法。敌人妄图破坏我党群关系，结果我和群众的血肉关系更加深厚了。
(四)总结“五一反扫荡”经验。地委于1942年七八月间，在白洋淀召开会议，主要精神是;整个冀中根据地的形势由于“五一”大扫荡后，敌暂时处于优势，我主力转出，暂时处于劣势，大块根据地起了大的变化，但若干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存在，我仍以武装斗争为主，紧密依靠群众，执行抗日的两面政策，开展敌伪军工作，发展上层统一战线，保护群众既得利益，大规模地开展地道斗争，以此为依托，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在新形势下，各项政策、策略逐步完善配套。
“五一”扫荡后，我党、政、军、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
1、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等改为以大班、大排或小组为单位,分别活动多于集中,住堡垒户，相机打击敌人，严惩铁杆汉奸，惩一做百。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开展伪军工作。地方精简机构,地委、专署主要负责同志和警勤人员不超过10至15人，县、区党政群组织更为精干，逐级分散活动，紧紧依靠群众，隐蔽进行工作。以地委负责同志为核心，地委书记金城、敌工部部长张之生负责饶武献地区;组织部部长罗玉川负责青、建、交地区;宣传部部长阎子元负责“任河大”地区;政府、团体分别派出负责干部参加地区活动。地委、专署分散到县、区、村，了解情况迅速准确，及时研究对策，指导对敌斗争，实际是天天现场办公，工作效率非常高。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处置不当，也曾造成过重大损失。
1942年10月21日，分区孔庆同副司令员及县大队、区小队300多人，在河间半截河突遭敌人合击。孔庆同及河间县大队政委杨捷及其他一些同志壮烈牺牲。
2、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对爱国的上层人物，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其帮助抗日。对基本群众，保护其既得利益，如坚持实行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组织人民生产救灾，共同团结对敌，渡过难关，如有反动人物靠敌伪势力破坏群众既得利益，我则先晓以民族大义，顽抗不改者，以武力解决。
3、开展地道斗争。地道斗争经过由防御到进攻、由“一通变三通”的发展，使房顶、院落、地下都变成战斗阵地。以后又和地雷爆炸结合起来，保证了党、政、军、民在强敌压顶之下，有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地下长城”。对我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和扭转残酷局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敌人向我进攻，我就到敌占区去开辟工作，利用有利于我的自然条件打击敌人。如胜芳大苇塘、文安大水洼等天然条件，再加上群众条件的绝对优势，我们可以在这里开会，总结交流斗争经验，可以整训部队，可以开办训练班，可以创办伤员医院，可以办报印刷书刊等等。如果敌人进攻，我则利用有利地形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大城县按照“敌进我进”的方针，于1941--1942年，深入青县西部，开辟大城第九区;在静海县南部，开辟大城第八区，变敌占区为我隐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到铁路东，建立了静大县、津南县、青县，使我向天津市的前沿推进了一大步。以武工队精干的战斗组织在敌占区开展工作，更是出没自如，威震敌胆。如分区政治部兰馨斋、郭遵仪和李轩等同志率领的清河支队、津南支队等，依靠当地县干部及各阶层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敌伪内部矛盾，在敌人眼皮底下打包运船，抓住胜芳镇的伪镇长，向他要给养、蚊帐、油布等急需物资，创造了出色的战绩。
5、两面政策的广泛运用。应敌人员中多数是我派遣的党员及可靠群众。他们在党政领导下，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传送敌人情报，减少敌人破坏，保护群众利益，后来都成为瓦解伪军、伪组织的有功人员，成为我攻取敌伪据点的内应。
6、在两三个县的结合部，划出新的县制，组建新的党政机构，对粉碎敌人的封锁分割起了重要作用。八地委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于1939年4月,以献县东三区与河间东三区划为建国县，1940年又分别划出献交与任河两个县。任河县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大城、文新两县的工作，起了分散敌人力量，加剧敌内部矛盾的作用。
“任河大”地区军民在1940--1943年的4年多的残酷岁月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4年，迎来了向敌寇反攻的新时期。大城地方武装在1943年攻克了瓦子头、津浦路上的陈官屯、姚官屯等据点，又相继攻克了野固献、邓家务、大会罗、官村等据点，把任河和大城两县联成一片。
1944年春，三十三地区队和大城县大队，对大城县封锁沟上的10几个据点采取围点打援、内线配合、“断水围困”等战术，消灭了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物资。
河间武装先后两次攻入河间城，提住汉奸头目陈月中，又攻克了申鲁、八里庄、中原、兴村、东文庄等据点，从而使我河间、三区联成一片。在贾庄战斗中活捉了伪县长，迫使敌人撤离了念祖桥、米各庄、半截河、留古寺、南冬、丁房等据点。
1945年5月，大城武装扫清县城外围据点后，紧紧包围了县城，伪保安队长张树森率部600多人起义，县城解放。子牙、王口两据点也相继攻克。与此同时，河间县城敌人仓皇撤退，沙河桥据点被我攻克，文安县城于六、七月间解放。至此，我“任河大”地区全境解放。
“任河大”地区对敌斗争的几点主要经验
(一)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任河大”地区对敌斗争的特点是反“蚕食”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冀中区党委、八地委，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都能及时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正确估计，采取适当措施，稳住局势，把斗争推向前进。特别是在“五一”大扫荡一度混乱的形势下，在白洋淀会议上确定了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指导思想。主力外转后，加紧地方武装建设;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很快站稳了脚跟，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使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二)认真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团结了各阶层抗日力量。在长期苦斗中，有胜利，有失败，跌倒了，总结经验教训又爬起来，斗争有起伏，但军民团结齐斗敌，越战信心越足。经过1940年反“蚕食”斗争，总结了胜利与失利的经验教训后，懂得了怎样对付强大而残暴的敌人,如军事上的灵活作战,锄奸政策的宽严结合，两面政策的掌握，敌伪军工作的开展，群众既得利益的保护，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等，深入人心，取得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三)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利用“任河大”的自然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如青纱帐、水乡、苇塘等，依靠这些有利地形，我们四处出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巩固与发展了我游击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