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山大叔 ■素材：张章明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我是60年代生人，高中毕业，我没能考进大学。村长见我有点知识，就让我村小去当民办教师。那时候，我们所在的县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教师都是民办教师，总数超过2000人。
从1980年开始，江城县中等师范学校开始接收民办教师，让他们接受为期两年的教育，毕业后可以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完成了从民办教师（农村教师）到公办教师（城市干部教师）的身份转变。不过，招收民师班时，招生条件包括高中毕业和拥有五年以上中学教学经验。因此，报考民师班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
而我在村小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刚好在1987年8月，我吃到了这个福利，以比较优秀的成绩，考进了江城县中等师范学校的民师班。那时候，江城师范学校一共有两个民师班，招收的都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而我呢，却是最年轻的一个，不过，那时候的我，也已经是年近三十的人了。
本来，我没有考进这个民师班的之前，也就是我25岁那年，我都准备和村里的一个叫作蔡若兰的姑娘结婚了。这时候，县里突然出了这个名师班报考政策，蔡若兰一家为了支持我学习，就让我努力学习，暂缓结婚。所以，我和蔡若兰的婚事就拖延了，一直到了1989年，两年制的名师班学业完成，我顺利毕业。这时候，我娘说：“章明，若兰等你好几年了，现在，你毕业了，有了正式的工作，你们该结婚了！”
可这时候我，却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我们聊得很开心，而且隐隐约约也有好感，并准备毕业后在一起。所以，我支支吾吾地拒绝了老妈的要求：“妈，现在婚姻自由，我和若兰没有共同语言，我想退亲！”谁知，老妈一听完这句话，立马放下手中筛谷子的簸箕，操起一根棍棒就向我冲了过来：“你想放弃这门婚事，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难道你想当陈世美！你这个忘恩负义大家家伙，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70年代初，我们都是一些小屁孩。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所有的娱乐活动，就是在村头的那棵高大的榕树下面。暑假的午后，我们都不怕热，一起围在榕树下的绿荫里，开始了一天的疯狂。
那时候的游戏，很简单，有传统的“跳房子”游戏。地面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地画出了一个个方格，从1到9，最后还有一个半圆形的“天堂”。小我三岁的若兰，已经是跳房子的高手了。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块扁平的石头，认真地站在起点线后，她深吸一口气，瞄准第一个格子轻轻一掷，石头稳稳当当地落在了方格内。随着一阵欢呼，她开始单脚跳跃，既要避开石子，又要按规则踩遍所有格子。跳到“天堂”时，她可以双脚落地，享受片刻的休息，然后转身，用另一只脚完成回程。只是，跳完之后，她总是会欣喜地抓住我的手，大声喊道：“章明哥，你看，我又赢了！”
跳房子游戏玩厌烦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滚铁环”比赛。大家手持一根细长的铁棍，顶端弯曲成U形，控制着前方飞速滚动的铁环，沿着曲折的小巷竞速，看谁能最快到达终点而不让铁环倒下。若兰跟在我后面，“咯咯咯”地笑着，开心极了。那时候，天空特别的蓝，而我们的心，似乎也跳动着童年的快乐。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童年的快乐，那是最为纯真的一种快乐啊。那时候的我们，快点很低，稍微一点的好玩东西，就能激起我们兴奋点，就会让我们开心得不得了。而现在呢，我们却很难找到那种纯真的快乐了。
夕阳西下，村边的小河成了孩子们的水上乐园。我们脱下鞋袜，挽起裤腿，参与到“摸鱼”的乐趣中。清澈见底的河水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偶尔传来一声兴奋的尖叫，那是谁抓到了一条滑溜溜的小鱼。每当我抓到一条小鱼，或者摸到一枚河蚌，我都会第一时间塞到跟在我们后面的若兰手里的竹篓里。而若兰，简直成了我的跟屁虫。
我和若兰感情这么好，是有原因的。那时候，农村开始有了自留地，而老百姓也可以偷偷开始养一些鸡鸭出售了。为了生活，我爹买了几百只蛋鸭，开始养鸭子捡鸭蛋谋生了。只是，那时候鸭子吃的食物，饲料很少，而是需要等到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就赶着鸭子去地里刨食。那时候，人都吃不饱，鸭子自然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鸭蛋的产量并不高，但是却也足以让我们过上温饱一点的生活了。
我爹有个朋友，叫蔡炳春，他和我爹一样，也是一个养殖户。不过，他养的却是肉鸭，也就是那种所谓的“半番鸭”，养三个月就卖出去的那种肉鸭。我爹是个退伍军人，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是传统“八大员”之一。那八大员标准称呼依次是：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司号员、公务员、卫生员、理发员、战斗员、指挥员。而我爹呢，在部队是个养猪饲养员，他学过一些给家畜治病的方法。
听我爹说，他当兵的那个年代，由于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比较落后，部队官兵的伙食标准比较低。要把部队的伙食搞好，保证官兵有强壮的体力参加军事训练，就必须把养猪种菜等作为基层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所以，我爹在部队几年，也学了不少养殖技术，没想到竟然退伍回来，竟然用上了这些兽医才有的技术。蔡炳春每次来找我爹，除了询问鸭子瘟疫的打预防针的方法和养殖方法外，还喜欢和我老爹喝酒。
他们喝的酒，是一种叫做尚干地瓜烧的酒。这种酒取自一个名叫尚干的地方，那地方用番薯制作粮食酒，然后送到供销社来卖。当然，蔡炳春自己也会制作地瓜烧，只是他每次来，都是带从供销社买的尚干地瓜烧，而自己在家里喝的，则是自己酿造的口感稍差一点的地瓜烧。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个中年汉子坐在家门口的石板上，就着一碟花生米，聊天喝酒会聊到凌晨一两点。
蔡炳春来我们家喝酒的时候，除了自带地瓜烧以外，还会带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小女儿蔡若兰。蔡若兰小我三岁，和我是玩伴，更是我经常保护的对象。她喜欢来，就是喜欢来找我玩的。所以，蔡炳春来找我老爹喝酒的时候，蔡若兰就和我玩。我们玩泥巴，玩捉迷藏，玩跳房子的游戏，等等。可以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是青梅竹马的小玩伴了。
看着我和若兰两小无猜童言无忌地蹦来蹦去，我爹灵机一动，就问蔡炳春：“我说炳春啊，你看我家章明和你家的若兰，似乎很般配啊，要不，我们我把他们的亲事给定了？”虽然说在七十年代，早就破除了“童养媳”、“娃娃亲”的陋习，但是在农村地区依然有人喜欢从小给自己的子女定下“娃娃亲”。我爹的话，有玩笑的成分，但是蔡炳春却认真了：“我说老张啊，你的话有道理，我和若兰的娘商量一下。”
就这样，我和若兰的“娃娃亲”被两家的议事日程，最后，两家的家长竟然都同意了。因为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而蔡炳春的家里，则是三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这样一来，我和蔡若兰定了娃娃亲，我们家娶亲的压力似乎就减少了许多。而蔡炳春一家，似乎也把我当成了一家人，而我娘呢，也非常喜欢蔡若兰。每次蔡若兰跟着蔡炳春过来，她总是一把拖过蔡若兰，把她带到厨房，然后塞给她一个煮熟的鸭蛋：“我的小儿媳妇啊，好好吃，快快长大，嘻嘻嘻。”
母亲的话自然有调侃的成分，不过我似乎也并不反对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中只有“玩”这个词，至于“娶亲”、“童养媳”、“娃娃亲”这类的词语，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啊。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若兰都长大了，直到我上了高中，若兰上了初中，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高中毕业后，去村小当民办老师，而若兰初中毕业，三年后，也到村小当了代课老师。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见面的机会也多，父母双方哪里所谓的“娃娃亲”，似乎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都说“女大十八变”，若兰到学校代课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出落得水灵灵的姑娘了。在那个年代，若兰在我们村，也是村花一般的存在了。那时候的蔡若兰，下班的时候，总是和我一起回家。走在乡间的田野上，她犹如田野间的一朵盛开的野花，美得自然而又独特。她那双清澈的眼眸，仿佛藏着春天的湖水，波光粼粼，映照出乡村的宁静与和谐。她的皮肤被阳光微微泛红，如同秋日的蜜桃，饱满而富有光泽。一头乌黑的长发随风轻轻飘动，像是流淌的溪水，柔软又灵动。她的脸庞线条柔和，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即使是穿着简单朴素的衣裳，却难掩那份与生俱来的性感与秀丽。
1985年9月10日，是第一个教师节。那天晚上，学校聚餐，我和蔡若兰都喝了一点酒，相约走在回家的路上。月光如细碎的银沙，洒落在静谧的乡间小路上。我们两人并肩走着，彼此的心跳声在寂静的夜晚中显得异常清晰。看着若兰风吹杨柳摆的身子，我不禁有些心猿意马了。
“若兰”，借着酒精的力量，我轻轻叫了她一声。
她微微侧过头，双眸闪烁着羞涩而期待的光芒，脸颊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我看着她，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我们两人。我轻轻地靠近她，我们两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带着彼此的体温和气息。我们的唇瓣轻轻触碰，那一刹那，仿佛时间凝固了。初吻的甜蜜和羞涩在我们心中荡漾开来，仿佛是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若兰的唇瓣柔软而潮湿，月光下，我们的影子紧紧相依，仿佛永远不会分离。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我才真正地把若兰当成了自己的女朋友。而我妈也在这一年的国庆，给蔡家送去了定亲的礼物和礼金333元。而若兰呢，则完全把自己当作了我们张家的儿媳妇，经常来我们家帮助做些农活。那时候，我们虽然只是订婚，但还没有真正结婚，所以，我们是不能同床的。每次若兰来，都是帮忙做完事情，我就要送她回家。我们来来往往，在热恋着。那时候的我25岁，若兰22岁。
也就在这年，我们学校的校长说，最近我们江城县中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民师班学员了。这个民师班有一定的要求，不但要求一定的工作时间，而且还要等名额分配。只有拥有这个名额，才能去参加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我和若兰都欣喜若狂，因为我是高中毕业，而且也在学校工作了好几年，符合报考的条件。不过，这个报考名额是有限的，校长让我先准备学习资料，努力学习，争取有名额的时候，一举中第。
那时候，父母本来准备我和若兰的婚事了，可是为了我的学习和考试，我们推迟了结婚的时间。反正若兰已经是我们家未来的儿媳妇的，煮熟的鸭子，是不会飞的。就这样，我埋头攻读，果然在1987年的时候，学校有了报考的名额，我参加的考试，真的考进了江城县中等师范学校的民师班，成为了未来的国家干部。
每次周末回家，我都会看到若兰在我们家帮忙我娘做事，我娘呢，则完全把若兰当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因为大哥和二哥结婚之后，自己分家独立出去了。所以，只留下一幢老房子三间泥瓦房给我们住。不过，在若兰和我妈的操持下，这三间房子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爹是非常满意的。
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向健康的我爹，竟然在1988年端午节那天，突然晕倒，然后不省人事了。这一躺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我娘哭得死去活来，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哥嫂也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幸好蔡炳春和蔡若兰的妈赶过来，帮忙处理我爹的后事。而我妈也在蔡若兰妈妈的安慰下，恢复了平静。
从此以后，蔡若兰的妈妈就经常过来安慰我妈，和我妈拉家常，完全把我妈当成了姐妹。而我妈有了蔡若兰妈妈的安慰，才慢慢地从我爹突然离世的悲伤中走了出来。她常常对我说：“章明啊，你毕业后，马上就和若兰结婚，她等了你这么多年，这么好的姑娘家，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她啊。”
我听了，点了点头。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学习的最后半年，我竟然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姓兰，叫玉明。她在学校外围的一家供销社上班，据说还是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因为我经常到这家供销社买东西，所以，我就和兰玉明熟悉了。巧的是，我喜欢文学，喜欢写诗歌，而兰玉明叶喜欢写诗歌。我们在交流文学，交流诗歌的时候，觉得情投意合，竟然萌生了一见钟情的情愫。而且我们还偷偷地跑到城里的新书华店去买文学书籍，还一起在城里的小饭店吃过饭。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我的心，塞满了兰玉明的影子。我们约定，毕业之后，我们就在一起。
1989年，我从江城县民师班毕业了。这次，我被调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任教。我回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娘的时候，我娘严肃地对我说：“章明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和若兰的婚事！国庆节，你们就正式结婚吧！”
我听了，愣住了。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我的新娘应该是打扮入时，有新时代气息，和我一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兰若兰。我娘见我愣住了，不想回答我，就狠狠地问道：“怎么啦？难道你想退亲不成？”
既然我娘这么问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我和兰玉明的事情告诉给了我娘，我说：“娘，现在是婚姻自由，那些娃娃亲，都是封建社会留下的糟粕，我们要破除它！我和若兰的事情，就算了吧！我要退亲！”
听到我这么无情的话，娘的脸一下子白了，青了。突然，她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身从墙角抓过一根木棍，对我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她一边打，一边撕心裂肺地喊道：“章明，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你这个陈世美！你真的吃了熊心豹胆了！若兰这么好的姑娘，你竟然不要！读了民师班，当了个破老师，你就以为你是天下第一了！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忘恩负义 的家伙！”
看到我娘打我，我赶紧四处躲闪。有时候，我也真想跑出去，不过，我娘在背后喊道：“今天你如果走出这个家门，我就死给你看！”听到我娘的威胁，我再也不敢跑了。我抱着头，蹲下来，任我娘的棍子在我的屁股上敲了几下。
国庆节，我按照母亲的指示，和蔡若兰结婚了。本来，我以为我会对若兰没有感情，但随着若兰给我生了一个女儿之后，我的心才软化了。看着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的若兰，再看看温柔可爱的小女儿的，我才彻底放弃了对兰玉明的幻想。
后来，若兰在我的帮助下，也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中师函授班，毕业后，她也顺利转为了正式教师。我们夫唱妇随，毕业的时候，都是以高级教师的身份退休的。而我们的女儿，现在也是一名教师，而且还是城关实验小学的校长了。每次我和若兰聊起过去的时候，若兰总是嗔怪地对我说道：“张章明，你这个花心大萝卜！要不是你娘当时给你几棍子，估计你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男人了。”
我听了，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