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香山县翠亨村，风景如画。这个滨临南海的村落，距离北面的广州，南面的澳门、香港，都不太远。1866年，孙中山就诞生在这里。

小的时候，他名叫帝象，长大后取名孙文，字逸仙，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孙中山。他家很穷苦，几代都靠租种别人家的田地生活。孙中山从小就跟姐姐妙茜上山打柴。

有时他跟外祖父驾船出海去取蠔。大海给他带来了欢乐，可也给他带来疑惑：为什么海面上的洋船、兵舰，都这么神气？为什么中国人的船遇见它们，还得远远地避开？

十岁那年，孙中山进村里北帝庙的私塾念书。十多个孩子，成天地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书里的内容，老师从来不讲，学生也全不知道，只是嗡嗡地瞎唱瞎念。

过了一个多月，孙中山忍不住发问了：“老师，书里讲些什么呀？我们一点不懂。”老师一惊，怒斥道：“不许胡说！书里都是圣人的教诲！”

“但是我读了不懂，有什么用呢？您不是说读书明理吗！”孙中山继续争辩。老师终于被他说动了，同意给他们讲解一些课文。

住在北帝庙旁有个参加过太平军的老战士冯爽观，有空常给孩子们讲金田起义、定都天京、天王殉难··

太平军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了。孙中山情不自禁地想：哎！可惜可惜，要是天王成功了，该有多好！

有天放学回家，孙中山进门就听见妙茜的哭声。一看，原来是妈妈在给姐姐缠脚。姐姐痛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汗珠、泪水一齐往下滚。

孙中山急忙替姐姐求情：“妈妈，妈妈，姐姐痛死了，快放开她吧！”妈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行啊，妈也心痛，可是不给你姐姐缠脚，将来她是找不到婆家的！”

妙茜终于被缠成了小脚，从此再也不能奔跑，不能上山下田了。多么可怕的旧风俗！难道这就不能改变吗？

又有一天，孙中山上学去，刚出家门，就听到邻家园子里传来嘈杂的人声。那是村里最好的一处园子，也是孙中山常去玩的地方。

只见一群清兵，正在园子里奔忙。园主人——三个兄弟被押解出来，关进囚车，载着走了。

从此，园子被清朝官吏霸占了。而这三个兄弟被安上“强盗”的罪名，下了大牢。村里人都愤愤不平，但是敢怒而不敢言。

有天放学回家，孙中山约了几个同学去钻篱笆，想再进园子去玩玩。几个仆役从屋里飞奔出来，大声呵责：“干什么，干什么！老爷的园子不许外人进来，你们不知道吗？”

孩子们火了，大声嚷道：“园子是你家老爷的吗？是人家三兄弟的！”“你家老爷为什么把他们关进大牢？人家犯了什么罪？”

那官老爷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怒气冲冲地从屋里出来，呼唤仆役快用棒棍打这群孩子。孩子们一阵风似的跳过了篱笆。“强盗！强盗！拖狗尾巴的强盗！”他们边喊边逃。

再过几年，孙中山已经有十三岁。母亲带着他从澳门搭船去檀香山（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岛），投靠他哥哥生活。他哥哥叫孙眉，七年前背井离乡远走海外，在檀香山开垦荒地、经营畜牧业，渐渐地发了迹。

孙中山在檀香山一住三年。他进当地中学读书，不但学了英语，还吸收了民主思想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眼界比以前开阔了，眼光也变得明亮起来。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先乘船到香港，再换船回家乡。开船前，船主叮嘱大家：“路上碰到差人老爷检查时，诸位务必留神，千万得罪他们不得，要不然大家都要倒霉的！”

船到一处口岸，刚靠岸，果然就有一群如狼似虎的差人登船来，翻箱倒箧地搜查，说是检查“私货”。乘客被他们闹得人仰马翻，最后纷纷拿出钱礼。差人们才满意地离去。

这批刚去，那批又来。乘客们哀求道：“老爷，我们船刚查过。”当差的瞪着圆眼：“我们还要查！刚才是海关上的，我们是收厘金的。”乘客又一次被搜刮。

又来了第三批“检查鸦片”的。第三批刚走，第四批又来，要“检查私运火油”。孙中山举起自己小小的包袱，气愤地说：“只有几件换洗衣服，能藏得住火油吗！”差人们就趁机发作：“好！你胆敢违抗。不准开行！”

差人们一甩袖子,上岸去了。船上旅客轻声咒骂差人敲诈勒索,太横蛮无, 理；也有人埋怨孙中山： “这些人狼虎成性，你去顶撞他们干什么呢，不是连累了大伙吗！”

船被借故扣留，船主上岸赔不是，加倍地送上“罚款”。直到第二天，又说了许多好话，才拿到“准予放行”的通知。

孙中山回到家乡，和好朋友陆皓东等愤慨地诉说路上的遭遇，无不摇头叹息。清朝统治的腐败、残暴，一桩桩事实教育着这伙年轻人，使他们认识到中国非加以改造不可。

那时翠亨村里，有不少人迷信鬼神，因此北帝庙的香火很盛。孙中山想：这些东西造成人们愚昧、落后。要唤起民众，就必须破除迷信。

这天，孙中山约同陆皓东等几个同伴，去北帝庙。进了庙门，他大步跨上神坛，和北帝君“热烈”地握手，北帝君的手经他用力一摇，手指纷纷跌落下来。

孙中山拾起地上的手指，转身向还跪在地上、惊得发呆的乡亲们说：“你们看，他手指都没有了，还在傻笑呢！这样的神，能保佑我们吗！”

孙中山又纵身跨上左廊“金花娘娘”的神座，扯下她一只耳朵，露出了泥巴、稻草，拜佛的老人们见了，连连叫嚷：“罪过呀！罪过！”惊慌逃散。

孙中山打菩萨的事，传遍了全村。乡绅地主们听了大发雷霆，说孙中山“亵渎神明”，大逆不道。责令孙中山的父亲出钱重修北帝庙，还要把孙中山驱逐出村。

风雨交加的黑夜，孙中山悄悄地乘上一条小船。再次离别故乡。他到香港、广州等地去读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883年，法国出兵侵略越南，企图把侵略势力从越南北部扩张到中国的云南边境。爆发了中法战争。

法国侵略军遭到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迎头痛击，伤亡达二三千人。

孙中山和他的同学，都关切这场战事。捷报传来，同学们十分激奋，买来了酒菜欢庆胜利。孙中山却认为清政府腐败、兵备废弛，前途未可乐观。

果然不出孙中山所料，法军改从海路进攻，清军吃了大败仗，经营多年的南洋海军船舰，几乎全被打沉。

其令人愤慨的是，当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后，清政府反而向法国侵略者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

孙中山迫切地感到再不改革政治，中国就要完了。他结识了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在一起研究形势，探索救国的方法。但是他们经常受到清朝密探跟踪，被称作“四大寇”。

1887年，孙中山进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他用功读书，手不释卷。书院的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很器重他，和他建立了友谊。

五年之后，二十六岁的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成绩是全院最优秀的一名。

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挂牌行医。他的医术高明，医德很好，穷苦病人上门医病，他不但免费，还给药送钱。前来求医的人十分拥挤，不久他就成了当地的名医。

他又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他和同学郑士良、海军军官陈壁光等，经常在一起研究国内政治形势。郑士良说：“做个好医生，只能医好一部分人的病，要医治中国的病，只有改革政治。”

可是他们还不清楚，医治整个中国，该从何处着手。孙中山想出了个办法：给清朝当权的大官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的意见，要求他们实行。他立刻回到家乡翠亨村，关起门来奋笔疾书。

他把写成的改革政治的意见书带回广州，和陈少白、陆皓东等商量、修改后，约同陆皓东一同经上海去天津。想把意见书投交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他们找了许多门路，好不容易才把意见书递送到李鸿章手里，一心指望得到这位大人的支持。没想到，李鸿章根本不肯接见，也不理睬他们的什么意见书。

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又让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大片国土，全国为之震动。

但是，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却在北京大肆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动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从北京城到颐和园有几十里地，一路上都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孙中山这时正从天津来到北京，眼前的景象，教他心痛如绞。严重的民族危机，打破了孙中山改良主义的幻想，使他觉悟到只有采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才能解救中国。

1894年秋天，天高云淡，孙中山重整行装，跨海再度前往檀香山，向亲友们筹集武装起义的经费。

檀香山有华侨四万人，都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大，但他们害怕起义会遭到破家灭族的危险，所以对孙中山的宣传，还很犹豫，不敢积极响应。

孙中山进行坚忍不拔的宣传工作，得到了一批进步华侨的支持，在檀香山建立起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兴中会的宗旨是“振兴中华，挽救危局”。许多华侨庄严地宣誓入会。救国热情，像烈火一样在他们胸中燃烧。

兴中会发展得很快，渐渐得到华侨大众的响应。像华侨巨商邓荫南，变卖家产来资助兴中会。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和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少纨等会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在门外挂上一块“乾享行”商号的招牌。

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还要赔偿巨款，全国人民愤慨到了极点。孙中山抓紧这个大好时机，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经过几个月准备，他们在香港买到六百支手枪，组成了敢死队。

孙中山派陆皓东回广州，去发动广东各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其他民间反清组织，以及清军防营中的革命力量，一起参加起义大举。

根据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确定在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10月26日），趁各地群众回省城广州扫墓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衙门，夺取广州。

起义部署完毕，孙中山也动身去广州，把在香港的军火、经费都交给杨衢云，留他在香港负责运送敢死队和后勤工作。

10月25日晚上，顺德、香山、北江等地都已发动起来，各路会党、民团、军队悄悄集中到了广州城下，只等天亮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就要发起攻城了。

偏偏这时香港的敢死队还没有到达。孙中山接到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说敢死队必须延迟两天才能出发。原来，杨衢云没有处理好分配军火的问题，使敢死队发生了纠纷，不能按时出发。

孙中山召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陈少白提出： “既然不能如期起义，集中了这么多人定要出事，不如将各路队伍遣回，另外再等候时机。”孙中山同意这个意见，并立即电告杨衢云：“港部勿来。”

但是又发生新的严重情况：兴中会会员朱淇参加起义的事，被他哥哥发现。他哥哥深怕受牵连，逼着朱淇向清政府自首。

两广总督谭钟麟，已经接到香港当局发来的密电：“兴中会人已运送武器来广州，准备大举。”这时又接到朱淇的告密，于是立即派兵搜捕，抓去了陆皓东等五人。

正当清政府加紧搜捕的紧急关头，杨衢云不执行孙中山的电报指示，竟又派出二百多名敢死队员，从香港乘“泰安”轮向广州驶来。

27日晚，船到广州刚刚靠岸，就被埋伏在码头的清兵捕去四十多人。

陆皓东等人被捕后，不管敌人怎样严刑逼供，都没有吐露半点实情。谭钟麟把惊堂木一拍，威胁道：“再不说，拖去斩了！”陆皓东昂头答道：“你杀得了我，可是继我而起的人，你是杀不尽的！···”

陆皓东等没有被敌人的威胁利诱所屈服，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视死如归，迈步走向了刑场。

谭钟麟派出大批爪牙，严密搜查去香港、澳门的轮船码头，还悬赏白银一千两，缉拿孙中山。“必须保存力量！”孙中山派人换上清军服装，即刻出城遣散守候在城下准备参加起义的队伍。

孙中山赶紧销毁指挥起义的总机关里一切重要文件，安排同志们分散隐蔽，自己也及时离开了总机关。

这时大街上军警密布，孙中山机智地穿过小巷，绕道来到一处牧师家。只见这家灯火通明，他便敲门入内。

原来，这家人正在举行家宴，有不少中外宾客，他们都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呢。主人是孙中山的老朋友，见孙中山来临，连忙起身相迎，孙中山也就从容入座。

等到席散，英国客人、孙中山的同学史密斯邀他同行，并要用马车送他回去。孙中山夹在宾客中出门，跨上了停在门前的漂亮的马车。

这时大街上已经戒严，车马行人都不准通行。但清政府向来不敢得罪外国人，因此史密斯的马车照样通行无阻。

孙中山巧妙地躲过了密探，来到一个同志的秘密住处。几天后弄到一艘汽艇，就趁着黑夜，和陈少白、郑士良悄悄离开了广州。

他们辗转到达香港，再换船东渡日本。茫茫的大海，扑面的海风，海轮在风浪中颠簸。武装起义是失败了，今后又将怎么着手呢？··

船到神户时，孙中山上岸买了份报纸。只见报上的大字标题赫然写着：“支那革命党首领孙文抵日”。

在这以前，反清起义并不用“革命”这两个字。孙中山笑着对陈少白说：“革命”两字出自《易经》，原文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我看很好，今后我们的党就称作革命党好了。

清政府这时已把孙中山作为“叛逆要犯”，派出大批鹰犬，前往香港、澳门、新加坡，秘密查访、追捕。还通令驻各国的使馆密切注意，“相机缉拿”。

1896年10月1日，孙中山抵达伦敦，第二天他就去覃文省街46号，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康德黎，受到康德黎夫妇的热情款待。

康德黎有次和孙中山说笑：“清朝使馆就在我家附近，你可想去作客？”康德黎妻子叮嘱说：“你可要当心呀，别教使馆里的人把你认出来。”孙中山笑着说：“难道他们真能绑架我吗？”

星期天的早晨，孙中山从旅馆出来，向康德黎家走去。路上，有个中国人从背后赶来，操着英语问：“先生，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中山回答：“我是中国人。”那人又问：“府上是广东吧？”笑嘻嘻地和孙中山攀起同乡来。

走了不远，又遇上一个中国人，三人并肩走着。那人说：“我们都在客地，难得遇到同乡，我家就在前面，请上我家去喝杯茶。”孙中山说：“我已有约会，改天再来拜访吧！”

说话间，走近了一所大房子，这两个陌生人一齐装出热情的样子，一推一拉，硬拉孙中山到他们家去。

正在拉扯纷扰的时候，大房子的门忽然打开，孙中山不知不觉已被那两个人挟进了大门。

进门后，大门立即关上，并上了锁。孙中山定睛一看，才看出屋里很宽敞，有不少穿着公服的中国人在走动。他立刻回想起康德黎夫妇的话，知道自己是被骗进了清朝使馆。

孙中山被带上三楼，关进了一间窗上装有铁栅栏的屋里。

隔了一会，进来一个英国人，问道：“你是孙中山？”孙中山回答：“既然到了你们这里，我也无须否认了。”

那人冷冷一笑：“很好，我也实话直说：我们接到清政府通知，要我们在这里把你扣留。你到了这里，也就是到了中国了！”孙中山厉声责问：“那你们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只等朝廷命令一到，就送你回国！”

孙中山从两名清洁工人那里探听到，昨天那个英国人名叫马凯尼，为清朝使馆的参赞。孙中山写了张纸条，想请他们协助送给康德黎。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孙中山得另想办法了。他写了张纸条，揉成纸团，从窗口掷到马路上去。纸团太轻，飘落在屋面上。

孙中山再写一张纸条，裹住铜币投掷出去。结果碰到一根绳子，弹了回来，落在院内。

不一会，一个看守走进来，扬扬手里的三张条，警告孙中山说：“孙先生，你这几天的行动，我们都知道，请不必费这份心思了！”

孙中山严正地说：“这里是英国领土，你们私自捕人，不怕引起国际干涉吗？”看守冷冷一笑：“英国政府又怎么会知道！”

孙中山知道情况已很危急。第五天，送煤工人柯尔进来，孙中山就向柯尔央求道：“您能救我吗？”柯尔问：“你是什么人？”“我是政治犯。”可是柯尔只是迷惑地用眼睛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知道，土耳其苏丹仇恨阿美尼亚基督徒，常要把他们杀害，而英国人都同情阿美尼亚基督徒。于是，他向柯尔解释：“我是基督徒，为了要改革中国政治，被他们骗来关在这里，不久就要被他们解送回国，遭到杀害。”

柯尔明白了孙中山的意思，问道：“那我怎么帮助你呢？”孙中山说：“只要让英国人民知道这件事，中国使馆就不能加害于我。”

孙中山连忙写张纸条交给柯尔，柯尔把它藏在煤篓里，端了出去。柯尔按照地址，去找康德黎。第二天，柯尔又端着煤篓进来，他放下煤篓，用手指指，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等门关上，孙中山立即在煤篓里翻找，果然找出了一张纸条，是康德黎的回信，上面写着：“等着，别着急，我们正设法营救你。”

康德黎当晚将孙中山被非法幽禁的情况，向警署报告，再赶到英国外交部，请求出面干涉。

康德黎又亲自赶到清朝使馆。可是使馆里的人推说马凯尼不在，也根本不承认孙中山被关在这里，康德黎只好警告使馆里的人：“孙中山被非法幽禁一事，英国政府和警署将要出面干预。你们必须保证孙中山的安全！”

康德黎还不放心，怕使馆会提前采取秘密行动，他又雇佣了两名私人侦探，在使馆门前严加监视。

他同时约见伦敦各报记者，揭露清朝使馆破坏英国主权，非法拘捕孙中山的事实。

第二天一早，伦敦报纸刊登出《革命家孙文被诱捕》的消息，顿时舆论大哗。大群的伦敦市民纷纷前来，把清朝使馆围得水泄不通，造成了强大的声势。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过问了，正式约见清朝使馆参赞马凯尼，通知他在英国领土上秘密拘捕人、关押人，是违反英国法律的，要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朝使馆不得不将拘押了十二天的孙中山释放，当孙中山从使馆出来时，外面人山人海，向他欢呼致意。革命家孙中山的名声，从此传遍了世界。

孙中山脱险后，继续留在伦敦。他经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方面的书刊。他苦苦地思索，该用什么方法来推翻清政府。

他夜以继日地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有时十分疲倦了，就伏在桌上打个盹，醒来又继续攻读。

他还到欧洲大陆各处去，深入地考察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实际情况。

一年里，孙中山在欧洲流亡，生活相当困苦，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一些中国留学生发现这情况，就凑集了三四十英镑，供给他生活。

过了三天，那些学生上门来看望他，按了很久门铃，却没有人开门。

原来，孙中山在屋里专心读书，并没有听见门铃的声音。直到门外的人等急了，用拳头打门，他才惊觉，赶快出去开门。

孙中山高兴地领着客人们参观他的新书，介绍说：“你们看，我买到了这许多好书：卢梭的《民约论》、富兰克林的《自传》、拜伦的《诗选》..”学生们暗暗计算一下，这些书至少值三十英镑。

一个女学生不理解，忍不住问道：“孙先生，上次送给您的英镑，大概都花在这上面了吧？您是怎么生活的呢？”孙中山哈哈大笑：“对啦，对啦，应该感谢你们，不过我还留下了一小部分呢！”

孙中山看到学生们的神情，懂得他们的心思，就笑着解释道：“我这个人确实有些古怪。一两顿饭不吃并不在乎，可是不读书就受不了！”

经过考察、学习，孙中山对革命前途更加明确，更加充满信心。1897年夏天，他离开伦敦，经过加拿大到日本去。康德黎和爱国华侨热烈替他送行。

他在日本奔走于东京、横滨、长崎各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许多人参加到兴中会中来了。一些日本朋友也热情地关心和赞助。革命力量又开始聚集。

孙中山派郑士良、陈少白到香港设立机关，和广东的会党联络，又派人深入长江流域活动。“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紧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是他们的联络暗号。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斗争迅速从山东发展到天津、北京。义和团在北京进攻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

外国侵略者趁机出兵，6月17日，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口，接着打到北京。北京一片混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吓得仓皇出走，往西北逃难去了。

孙中山看到了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必须立即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才能挽回国家的命运。于是，他指令郑士良秘密前往惠州发动起义，派史坚如去广州策应。

孙中山又亲自率领一批人，乘船前往香港，准备指挥这场战斗，不料船到香港，香港当局拒绝他们上岸。孙中山只得改变计划，把指挥惠州起义的全权交给了郑士良。

孙中山乘原船转往台湾，准备从台湾购买军火，设法运往惠州。

郑士良接受任务后，10月8日在惠州三洲田地方率领六百名壮士起义。起义军旗开得胜，接连把优势敌人打得四散逃窜，几天工夫占领了新安、大鹏、惠州、平海许多地方。

起义军不断取胜，队伍也不断扩大，已发展到二万多人，声势十分浩大，士气也极为旺盛。只是人马增多，急待粮食、军火接济。

孙中山从台湾接济惠州军火的计划，却遭到日本当局的阻扰。他们在各码头严密搜查军火，不许上船。孙中山只得急电郑士良： “政情忽变，外援难期。”

这时，惠州起义军已经激战三十多天了，弹药已经打光，两万人的供养又无着落，而清军仍在继续增强兵力，进行围困。起义军的困难一天比一天增多。

郑士良考虑，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自行解散。10月22日，他把起义军分成几路撤退，自己率领一部分革命党人退回香港。

再说前往广州的史坚如，因为几次策划响应都未得手，决心用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的办法，来配合郑士良在惠州起义。他在总督衙门后面租了所楼房，挖了一夜地道，把两百磅炸药埋到了德寿住处地下，随后点燃引线。

史坚如点燃了引线后，就急步走出西门，准备搭船返回香港。他在码头等了好久，没有听见爆炸声，便又折回地道。

原来引线受潮，火星熄灭了。第二天早上，他又点燃引线。这次他不再离开，等候炸药爆炸。只听一声巨响，总督衙门里黑烟直冲云霄。

史坚如还不放心，上街雇了一乘小轿，坐着绕道前往总督衙门前去探望，想观察一下现场情况。

史坚如一连几天潜伏在地道里，满身尘垢。可是他忘了这些，一味从轿里全神贯注地观察总督衙门被炸情况，因此被暗探发现了。

史坚如被捕后，敌人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四十多个名字让他指认，他默不作答。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他除了承认自己是主谋外，什么也不说。最后，他慷慨就义了。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形势和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孙中山继续奔走于日本、越南、檀香山和美国、西欧，组织革命团体，把革命的火种燃遍了各地。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个气宇轩昂的湖南人，名叫黄兴。黄兴是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的领导人，很有军事才能，这时也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孙中山和黄兴作了彻夜长谈。他们一见如故，见解一致，谈得十分投机。

这时，国内革命形势高涨，除了兴中会以外，各地又出现了不少革命团体，其中有湖南的华兴会、上海和江浙的光复会、湖北的科学补习社..

孙中山感到革命团体各自活动，力量太分散了，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他约请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集会商议办法。

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会，一致同意孙中山的倡议，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全国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孙中山给同盟会提出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造共和，平均地权。”

中国同盟会成立，团结了大批革命力量，像是一个捏紧的拳头。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的总部设在日本东京，由黄兴主持。从此，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地发展，“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斗争的高潮，眼看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