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监管发力与内在需求齐推，金融机构碳核算渐成主流趋势
1）投资组合碳核算的概念：投资组合碳核算是用定量方法衡量一个资产组合的碳排放绩效，是投资者识别组合的气候风险敞口、降低投资组合碳排放的基础。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运营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重通常较小，投融资活动产生的碳排放（范围三）占主导地位。
2）金融机构为何开展碳核算：监管方面，国内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要求趋严，国际主流披露准则中关注金融机构范围三披露，例如中国香港、深圳、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发布金融机构碳核算要求，我们认为投融资核算的要求将逐步提升。绿色金融体系方面，监管将金融系统碳核算作为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重点，我们认为碳核算结果或将成为绿色金融产品开发与认定的重要依据。投资层面，金融机构面临的气候风险敞口主要由碳价和投资组合“含碳量”决定，碳核算结果能够帮助投资者管理转型风险；也可作为低碳投资产品的开发依据。
投资组合碳核算的主流方法与指标
1）基础指南：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为投融资碳核算奠定基础，金融机构投融资业务的碳排放属于范围三排放的类别15（投资类），具体方法按股权投资、债券投资、项目融资、管理投资和客户服务分为四大类别
2）核算方法：碳核算金融伙伴关系（PCAF）基于GHG Protocol制定了《全球金融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针对上市股票及公司债券、商业贷款及非上市股票、项目融资等七个金融资产类别制定差异化核算方法。以上市股票及公司债券为例，碳核算遵循“跟随资金”原则，推荐采用控制权法，并依据EVIC计算归因因子。
3）底层数据：底层碳数据是投资组合碳核算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保障。PCAF推荐金融机构针对碳数据质量得分（data quality score）进行计算和披露。碳核算优先采用公司披露的碳数据，当被投公司未披露碳排放数据时，金融机构需采用估算模型对碳数据进行估算，估算模型主要分为基于生产活动的模型和基于经济活动的模型，估算值的准确程度亦会影响碳核算的精度。我们对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的碳数据质量进行测算，发现主流宽基指数成分股的碳排放数据披露率逐年提升，沪深300指数成分股披露率最高，2022年覆盖持仓权重的70%以上。
4）碳核算指标：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总结了碳足迹和高碳风险暴露的常用指标，并对资产所有者、资管机构等不同金融机构的气候指标选取提出建议。常用碳指标包括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碳足迹等。
碳核算在投资端的应用：组合监控与投资端降碳
1）监测组合碳绩效，设定减排目标：投资组合的碳指标能够有效地衡量组合标的的碳排放表现，帮助投资者监测和管理碳绩效。2021年，欧盟TEG发布两个气候基准，设定了组合层面的碳减排指标，为投资者提供参考。海外投资者从机构和产品两个维度设定减排目标：机构层面，多家机构目标到2050年实现投资组合层面的净零排放；产品层面，领先海外投资机构自主开发投资组合碳核算工具，并选取基准设定量化减排目标。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碳绩效表现：我们对2018~2022年间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指数的投资组合的碳足迹、WACI两项碳强度指标进行测算。沪深300指数的WACI和碳足迹整体呈下降趋势，中证500的碳强度整体波动下行，而中证1000指数的碳强度近年来则有小幅抬升。横向对比来看，沪深300指数的碳强度相对较低，且下降趋势较为明显。
2）投资组合优化：碳约束下的稳健收益：碳核算结果可以用于低碳投资组合构建，在保证稳健收益的前提下，降低投资组合的碳排放强度和其中蕴含的转型风险。相较于投资低碳技术的行业主题基金，低碳基金的特征是广泛的行业暴露和较低的碳风险敞口。国内和海外均有以低碳为特征的投资策略，构建逻辑主要考虑投资标的碳强度、相关行业的减碳潜力、整体跟踪误差等因素，案例包括恒生指数低碳投资策略、标普碳效率指数系列。
3）基于沪深300的低碳策略：我们基于沪深300指数构建低碳策略，在保持与基准指数尽量相似的财务特征、减少行业偏见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投资组合的加权平均碳强度。沪深300低碳组合年化超额收益为2.99%，跟踪误差2.22%，信息比率1.35；相对于沪深300指数年均WACI降低比重达38.9%，减碳效果较为显著（测试时间2018-1-2~2023-12-29）。
风险
本篇报告所构建的量化模型均基于历史数据统计，当未来行业特征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模型可能存在失效风险。
正文
投资组合碳核算的概念与意义
投融资碳核算：概念、背景与现状
投资组合碳核算是用定量方法衡量一个资产组合的碳排放绩效，是投资者识别组合的气候风险敞口、降低投资组合碳排放的基础。我们以常用碳指标之一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为例，展示碳核算的计算流程（见下图）：
图表1：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计算流程
资料来源：RBC全球资管，中金公司研究部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运营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重通常较小，投融资活动产生的碳排放（范围三）占主导地位，资金流向高碳或低碳领域，代表着金融业务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气候问题演化加剧，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对金融业务影响深化，监控资产组合的碳绩效和高碳风险敞口也成为金融机构的核心关切。历经多年发展，金融机构开展和披露碳核算已成为国际共识，并形成了相对公认的标准与方法。早在2005年，已有金融机构开始投资组合碳核算的尝试2014年，责任投资倡议（PRI）发布Montreal Carbon Pledge，旨在鼓励投资者监控和披露投资组合碳足迹。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气候行动联盟层出不穷，PCAF与TCFD渐成碳核算与披露的通用标准。COP26气候大会期间形成的“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签署方总管理规模超130万亿美元）呼吁金融支持净零转型，加入相关净零倡议的金融机构需要按照PCAF方法学和TCFD建议，核算投资组合的碳排放数据[1]。其中，TCFD总结了投资组合碳核算的常用指标（Climate metrics），包括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碳排放总量、碳足迹、碳强度、高碳资产暴露程度等；PCAF则提出了针对多个金融资产类别的投融资碳核算方法，涵盖上市股票和公司债券、商业贷款、项目融资、房地产等。
金融机构为什么要开展投融资碳核算？
应对监管要求，开展金融机构环境气候信息披露
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要求趋严，碳核算能力建设势在必行。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碳足迹披露要求定位为“选择性披露”。202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制定出台统一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标准，提升金融机构碳核算的透明度[2]。
国际主流披露准则中，金融机构范围三披露受到关注。目前，全球性的气候披露框架主要包括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CDP和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等。TCFD推荐资产所有者和资管机构披露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以及其他对投资决策有帮助的碳指标。[3] ISSB发布的《气候相关披露》标准（IFRS S2）要求包含资管、商业银行和保险业务的主体披露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及相关额外信息[4]。区域实践层面，中国香港、深圳、上海浦东新区的金融机构碳核算实践走在前列。（见下图）
图表2：国内区域层面金融机构碳核算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香港联交所、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碳核算结果在绿色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或将日益凸显
国家将金融系统碳核算作为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重点。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24年3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碳核算方法和数据库，制定出台统一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标准，推动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及其投融资相关业务碳排放数据的管理和统计”[5]，从数据基础、方法标准、披露要求、应用场景等多个方面，对金融体系碳核算建设作出规划。
图表3：《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金融机构碳核算内容梳理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中提出将“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将碳足迹核算结果作为绿色金融产品的重要采信依据”[6]。目前，我国绿色资产的认证以“白名单”制度为主，指导目录使绿色产业的标准不再泛化，然而随着绿色金融的深化发展和转型金融的兴起，也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指导目录在绿色项目的划定上缺乏灵活性，未被纳入目录的项目可能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纳入目录项目的环境绩效未经进一步检验。其次，转型金融的本质在于支持高碳项目转型，碳排放等可持续KPI的完成情况是重点，也决定利率等产品挂钩指标的设置，由于考核指标是动态的减排效果而非静态的项目属性，转型金融相较绿色金融而言，更加需要金融机构强化碳核算能力。
管理气候风险，开发低碳投资产品
金融机构面临的气候风险敞口主要由碳价和投资组合“含碳量”决定：其中，碳价包括资产所在国家和地区碳定价工具带来的显性碳价，以及其他气候政策和低碳转型战略带来的隐形碳价。而投资组合的“含碳量”则可以通过碳投资价值比、碳营收比、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化石燃料储量排放等指标进行计算。通过投融资活动碳排放核算及评价，有助于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以量化的形式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中。例如WACI代表投资组合对碳密集型公司的暴露程度，能够帮助投资者管控潜在的转型风险。
碳核算结果还可以作为金融机构开发投资产品的重要依据。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引领公募基金关注气候变化，碳中和、新能源、低碳经济等主题的基金产品增长迅速。然而，国内还没有衡量投资组合是否低碳的明确标准，大多数基金没有通过量化的碳指标来论证组合低碳程度。随着底层碳数据的健全和碳核算实践的普及，我们认为投资组合碳核算结果将成为投资组合降碳的重要支撑，并演化为开发低碳投资产品的重要标准。
投资组合碳核算的主流方法与指标
为推动金融机构减排，众多全球机构和倡议各司其职，叠加监管方的要求和推动，共同构成集核算-披露-减排行动于一体的全球金融机构气候行动网络，其中：GHG Protocol划分温室气体的三个范围，为温室气体核算提供基础指南；PCAF为多资产类别的投融资碳排放提供标准化的核算和报告方法论；TCFD总结了碳核算的常用指标，并为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提供了框架；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气候行动100+等全球性气候行动倡议促进了投融资碳核算的推广。
图表4：金融机构气候行动相关倡议
资料来源：SB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基础指南：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自1998年起逐步制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体系。GHG Protocol将温室气体排放划分为3个范围，分别为直接排放（范围一）、间接排放（范围二）和供应链排放（范围三）。范围三排放又分为上游活动和下游活动，共15个类别，投融资业务碳排放属于范围三排放的类别15（投资类）。在实际核算中，投资类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又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1）股权投资；2）债券投资；3）项目融资；4）管理投资和客户服务，并针对性地制定了温室气体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和核算准则的强制性。
图表5：GHG Protocol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与种类
资料来源：GHG Protocol, 中金公司研究部
核算方法：碳核算金融伙伴关系（PCAF）
碳核算金融伙伴关系（PCAF）成立于2015年，基于GHG Protocol制定了《全球金融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7]，首版于2020年发布，并在2022年进行扩展更新。根据最新版PCAF指南，金融相关碳核算包括三个核算类别，分别为融资排放、协助（促进）排放和保险相关排放；而使用范围最广的融资排放（financed emission）涵盖七个金融资产类别，分别为上市股票及公司债券、商业贷款及非上市股票、项目融资、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主权债务
图表6：PCAF金融碳核算体系分类及覆盖资产类别
资料来源：PCAF，中金公司研究部
PCAF的碳核算原则建立在GHG Protocol的基础上，计量方法、数据质量等具体方面加以完善。PCAF从GHG Protocol中吸纳的原则包括完整性、一致性、相关性、准确性、透明性；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一系列附加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将所有投融资排放纳入范围三温室气体核算，依据“跟随资金”的原则核算所有资产类别的碳排放量，依据投资金额相对于被投放总量的比重确定归因因子，并向利益相关方披露碳核算结果，帮助他们认知投融资业务与《巴黎协定》目标的一致性，从而作出相关决策。
归因因子计算：EVIC法
归因因子代表被投公司排放量归属于金融机构的比重。作为一项基本的归属原则，金融机构占被投公司年排放量的一部分，由该机构的未偿金额（分子）与被投公司的价值（分母）之间的比率决定，该比率即归因因子。
参照欧盟委员会技术专家组（EU TEG）标准，PCAF推荐采用EVIC法计算归因因子。EVIC是财年末普通股市值、优先股市值、债务总额和少数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的总和，不扣除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当金融机构仅投资股票资产时，也可采用公司总市值计算归因因子，但推荐金融机构在2023年之前向EVIC法过渡[8]。
根据PCAF，采用EVIC法计算归因因子的优势如下：
► 计算口径：EVIC既包括股票也包括债务，符合PCAF的归因因子计算原则，能够确保与相似资产类别的计算口径一致（例如商业贷款）
► 可得性与权威性：EVIC包含股权的市场估值，是金融行业衡量公司总价值的常用指标，对金融机构而言易得性高，同时被欧盟技术专家组（EU TEG）的气候基准采纳，指标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 操作便利性：EVIC可以避免由于扣除现金导致的企业价值为负值问题，以及将超过100%的公司碳排放量归因于金融机构的问题。
底层数据：碳数据与估算模型
碳排放数据质量评估
为确保碳核算结果真实反映投融资实际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投资者应尽可能选择每个资产类别下最高质量的数据进行核算。PCAF构建了一套数据质量评分体系，将数据质量划分为5个等级，分数越大，质量越低。每个资产类别的数据质量评估标准有细微差异。以上市股票和公司债券为例，其中1分为经过第三方核证的披露碳排放，2分为未经核查的碳排放，3分、4分分别对应不同模型计算出的碳排放估算值，5分为直接采用行业平均碳排放数据。（见下图）
图表7：PCAF数据质量评估体系（针对上市股票和公司债券）
资料来源：PCAF，中金公司研究部
根据PCAF建议，金融机构应当对投融资碳核算使用的数据质量得分（data quality score）进行计算和披露。金融机构应说明用于计算投融资排放的数据类型和来源，包括生产活动数据、假设、排放因子和数据披露日期。金融机构应当计算碳排放数据质量的加权平均得分（按未偿金额加权），并遵循“不披露就解释”原则。
碳排放估算模型及因子
当被投公司未披露碳排放数据时，金融机构需采用估算模型对碳数据进行估算。估算模型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基于实体生产活动的估算和基于经济活动的估算。如果条件允许，应当优先采用基于实体生产活动的估算模型。
► 基于实体生产活动的模型（physical activity-based emission）：金融机构收集被投公司的实体生产活动数据，例如能源消费量、产量等，并采用权威机构发布的排放因子（如度电碳排放、吨钢碳排放等）计算生产活动碳排放。对于电力、石化、基础材料等碳密集型行业而言，生产排放因子对碳排放的估算效果显著。
► 基于经济活动的模型（economic activity-based emission）：金融机构从被投公司收集经济活动数据，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或公认的环境扩展投入产出 (EEIO) 表进行估算，EEIO包含地区或行业特定经济活动的排放因子数据。
排放因子是精确估算被投公司碳排放数据的关键。国际主流排放因子数据库包括ecoinvent, Defra, GEMIS,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粮农组织（FAO）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因子数据基础设施尚有差距，我国统一规范碳核算体系建设进行中。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将由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牵头建立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并常态化、规范化更新[9]；2024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10]。
核算指标：TCFD框架与指标建议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由金融稳定理事会设立，旨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信息披露水平。TCFD提供了一套气候信息披露框架，包含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四个核心领域。在金融行业补充指南中，TCFD总结了碳足迹和高碳风险暴露的常用指标，并对资产所有者、资管机构等不同金融机构的气候指标选取提出建议。[11] 各类碳指标的特色和优缺点各有差异，投资者可根据披露和投资需求进行选取：
► 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该指标根据投资组合权重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分配，能够有效衡量组合对碳密集型公司的暴露程度。WACI计算过程相对简单、易于理解，且可用于投资组合碳归因。但是该指标对异常值较为敏感，同时采用营收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定价高于同业的公司较为有利。
► 碳排放总量：根据PCAF投融资碳核算标准计算投资组合的碳排放总量，也可用于组合排放时序变化分析和碳归因；但未对数据进行归一化（scaling）处理，不便于进行组合间的比较。
► 碳足迹：在碳排放总量指标基础上，采用投资组合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代表组合每单位投资所隐含的碳排放量。可用于组合间、组合与基准的比较，也用于投资组合碳归因。
► 碳资产暴露程度：该指标侧重于计算投资组合对碳密集型行业的风险敞口，计算不依赖于公司碳数据的质量，能够有效反映投资组合蕴含的转型风险。但主要侧重于能源和公用事业部门，不包含其他行业的碳排放信息，难以全面反映投资组合的碳绩效。
碳核算在投资端的应用
监测组合碳绩效，设定减排目标
投资组合的碳指标能够有效地衡量组合标的的碳排放表现，帮助投资者监测和管理碳绩效。一方面，衡量投资组合的碳足迹意味着投资者可以将其投资组合与全球基准进行比较，确定减少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并跟踪这些领域及公司减排的进展。另一方面，开展投融资碳核算工作，使金融机构可以追踪历年投资组合碳绩效，比较实际排放量与减排目标之间的差距。
2021年，欧盟TEG发布两个气候基准，设定了组合层面的碳减排指标，为投资者提供参考。欧盟的两个气候基准分别为巴黎一致基准（PAB）和气候转型基准（CTB），其中PAB对减碳和绿色投资的要求更为严格。PAB和CTB分别要求投资组合将碳强度降低50%和30%，每年减排7%，同时要求组合维持对能源、交通等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大行业的充分暴露[12]。
海外投资机构在基金产品层面设置碳目标的实践日趋广泛。部分海外投资机构开发投资组合碳核算工具，自动生成产品碳足迹结果，方便投资组合碳绩效的监测与管理。我们梳理海外ESG基金产品碳核算实践，发现海外基金产品的碳目标设置相对灵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基准，多数基金选取业绩基准作为碳减排目标的比较基准，在此基础上设置碳强度降低比重；也有部分基金选择不同于业绩基准的指数作为碳绩效基准，例如Amundi 净零排放目标欧洲领先者基金对标MSCI欧洲气候巴黎协定一致指数，碳足迹与该指数保持一致；指标选取：碳足迹、碳强度是基金设置减碳目标的常用指标，其差异主要在于归一化处理选用的分母不同。部分基金采用企业价值计算碳强度，部分基金则采用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减排目标值：基金相对于碳绩效基准的碳减排目标值各有差异，从10%至50%不等，主要取决于投资机构整体减排计划、气候承诺等因素。
我们对2018~2022年间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指数的投资组合的碳足迹、WACI两项碳强度指标进行测算。沪深300指数的WACI和碳足迹整体呈下降趋势，中证500的碳强度整体波动下行，而中证1000指数的碳足迹近年来则有小幅抬升。横向对比来看，沪深300指数的碳强度相对较低，且下降趋势较为明显。
图表8：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指数加权平均碳强度（WACI），2018~2022
注：数据截至2022-12-31资料来源：MioTech，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9：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指数碳足迹，2018~2022
注：数据截至2022-12-31资料来源：MioTech，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由于证券市场的波动性，资产价值的变化可能导致投资组合碳足迹和碳强度的变化，无法反映组合标的真实的碳排放变化趋势。如果要对不同时点的投资组合碳指标进行比较，需要进行规模膨胀调整。我们以2019年为基准年，对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指数的碳足迹核算结果进行规模膨胀调整，以反映组合的真实排放水平。以沪深300指数为例，2020年经规模膨胀调整后的碳足迹相较原始结果上升约38%，表明2020年碳足迹的下降受到标的企业价值上升的影响，调整后的结果更接近真实的投资排放趋势。
图表10：沪深300指数碳足迹规模膨胀调整结果
注：数据截至2022-12-31
资料来源：MioTech，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投资组合优化：碳约束下的稳健收益
碳核算结果可以用于低碳投资组合构建，在保证稳健收益的前提下，降低投资组合的碳排放强度和其中蕴含的转型风险。我们基于沪深300指数构建低碳策略，并对国内外减碳优化策略进行梳理。
晨星研究将气候基金划分为五大类[13]（见下图），其中低碳基金以减少碳足迹/碳强度作为目标，其特征是广泛的行业暴露和较低的碳风险敞口。投资低碳技术的气候基金产品通常聚焦于特定行业，可能导致更高的风险和波动性；相较之下，低碳基金可以投资于更广泛的市场与行业，能够在保持稳健收益的同时降低组合的碳强度。
图表11：气候投资基金的谱系
资料来源：晨星研究，中金公司研究部
国内和海外均有以低碳为特征的投资策略，构建逻辑主要考虑投资标的碳强度、相关行业的减碳潜力、整体跟踪误差等因素。一些领先的投资机构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财务重要性，会根据自身投资需求和风格偏好，委托指数公司定制低碳策略。
► 恒生指数低碳投资策略
恒生指数构建了一个投资于300家市值最大的A股上市公司的模拟投资组合，该组合包含恒生A股通300指数（HSCA300）中的全部300支股票，并以降低投资组合碳强度为主要目标。组合权重根据成份股的碳强度进行调整。[14]自2014年以来，低碳模拟组合年化回报率为4.46%，与恒生A股通300指数相似（4.47%），同时将加权平均碳强度相较基准指数持续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在降低碳强度的同时通过保持对大市的敞口，实现了较为稳健的收益。
► 标普碳效率指数系列
2017年标普道琼斯指数受到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委托，开发低碳指数，旨在推动市场向低碳经济转型，标普碳效率指数应运而生。该指数系统性减少高碳公司敞口，同时保持与基准相似的风险/回报水平。指数构建过程中，首先排除被认定为高碳排放且拒绝披露的企业，再根据以下三个因素调整权重：1）公司披露碳排放数据披露充分程度；2）单位营收碳足迹在行业中的排名；3）所在行业的影响等级分类。截至2020年6月指数再平衡时，标普/JPX碳效率指数的碳排放强度相较于基准下降了21%。[15]
基于沪深300指数构建低碳策略
我们基于沪深300指数构建低碳策略，在保持与基准指数尽量相似的财务特征、减少行业偏见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投资组合的加权平均碳强度。
低碳优化组合表现：组合年化超额收益为2.99%，跟踪误差2.22%，信息比率1.35；相对于沪深300指数年均WACI降低比重达38.9%，减碳效果较为显著（测试时间2018-1-2~2023-12-29）。从年度表现来看，沪深300低碳组合在2021、2022年出现了较强的超额收益，在基准指数回撤时具有更加稳健的收益表现。
图表12：沪深300低碳优化策略净值表现
注：测试时间2018-01-02至2023-12-29资料来源：Wind, MioTech, 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3：沪深300低碳优化策略分年度测试结果
注：测试时间2018-01-02至2023-12-29资料来源：Wind, MioTech, 中金公司研究部
我们对沪深300低碳优化组合的行业权重进行分析，发现公用事业、有色金属行业的行业权重出现明显降低，跌出前10大持仓行业；而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电力设备和家用电器的行业权重则有所增加，表明低碳组合对碳排放属性偏低的行业有所侧重，但依然保留了相对广泛的行业暴露。
图表14：沪深300低碳优化组合行业权重与沪深300指数前十大重仓行业（2023）
注：数据截至2023-12-29资料来源：Wind, MioTech, 中金公司研究部
[1]https://www.unep.org/zh-hans/xinwenyuziyuan/xinwengao/lianheguoqidongjinglingjinronglianmeng
[2]http://camlmac.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325946/index.html
[3]https://www.tcfdhub.org/metrics-and-targets/
[4]https://www.ifrs.org/issued-standards/
[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4/content_6944452.htm
[6]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11/t20231124_1362231.html?code=&state=123
[7]https://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en/standard#the-global-ghg-accounting-and-reporting-standard-for-the-financial-industry
[8]PCAF (2022). 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Part A: Financed Emissions. Second Edition.
[9]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9/5706074/files/a924a706a96645f1a4eee8981e7da686.pdf
[10]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406/W020240604697785022042.pdf
[11]https://www.tcfdhub.org/metrics-and-targets/
[12]https://www.morningstar.com/insights/2022/08/12/research-affiliates-carbon-intensity-for-climate-mitigation-clearing-up-scaling-confusion
[13]Morningstar，Investing In Times of Climate Change, 2022
[14]https://www.hsi.com.hk/static/uploads/contents/zh_cn/dl_centre/esg_insights/20230117T000000.pdf
[15]https://www.spglobal.com/spdji/zh/documents/education/education-how-sp-carbon-efficient-indices-support-institutional-investors-integrate-esg-zh.pdf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4年6月13日已经发布的《投资组合碳核算指南与投资端应用》
刘均伟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120002 SFC CE Ref：BQR365
郭婉祺 联系人 SAC 执证编号：S0080123040068
金成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4020017 SFC CE Ref：BTY613
陈宜筠 联系人 SAC 执证编号：S0080122080368 SFC CE Ref：BTZ190
周萧潇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1010006 SFC CE Ref：BRA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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