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在上海登陆，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晤，随后到访北京，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并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直到最后时刻才敲定，由此可见此访能否营造两国关系的建设性氛围，仍存在不确定性。舒默一行在上海期间的表态应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此不无相关的因素是，在舒默访问期间，拜登政府同意韩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向其位于中国的工厂提供设备，无需其他许可。这意味着美国正式授权，韩国的两家半导体公司无需单独批准，就可以任意向中国工厂供应含美国技术的半导体设备。

美国政府去年全面实施了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但为韩国两家芯片制造商颁发了为期一年的出口管制豁免，美国商务部最新对两家公司提供的无限期豁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半导体生产线运营的不确定性。

截止6月底，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合计控制着全球近70%的DRAM市场和50%的NAND闪存市场。

拜登政府的这一举措“刀切豆腐两面光”，一方面取悦于盟友韩国，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实质性让步，为其大力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成功铺平道路。

拜登政府的让步是顶住了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强硬派的强大压力的。美国众议院的两名重量级议员此前就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要求进一步收紧对华科技限制。

在这样一个建设性氛围下，同时由于舒默率领的代表团在上海的建设性观点，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得以顺利进行。

直到会晤进行之前，舒默领衔的代表团就把“寻求”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摆到优先议程。

舒默一行的访问是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愈益深入实施、两国在全球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展开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并存在冲突隐忧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其访问之前，中美领导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会晤，达成重要共识。

即便是今年初发生了中国无人飞艇被美国军方击落事件，双方的最高安全对话仍在维也纳得以举行，王毅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这场会见，排除了无人飞艇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阴影，重启双边接触进程，为此后双方高级官员的密切互动打开了大门。

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财政部长耶伦、气候特使克里、国务卿布林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相继访华，随后王毅与沙利文再度在马耳他举行外交安全最高对话。一系列密集接触既是对“巴厘岛共识”的落实，也是在紧密协调两国领导人新的面对面会晤。

在此关键节点，舒默率领的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访华，重要性不言而喻。体现于三个方面：

国会议员是美国政治体制中独特的组成部分，既与美国总统有共同观点，也常常闹分歧，而且在多数时候扮演了更强硬的角色。仅仅美国政府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全面的。舒默率领的代表团是时隔多年来访的国会议员代表团，在两国战略竞争常态化情况下的对华访问，意义不可谓不大。

本次访华的参议院议员代表团既有民主党成员，也有共和党议员，这样一个访问格局就避免了党派色彩过于浓厚，更具代表性，同时，能够参团对华访问本身，就表明其是对华接触派，能够在今后的中美关系改善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舒默是民主党人总统拜登在国会的盟友，他的访华有助于在美国国家政府两个层面同时推进与中国构建新型接触关系。

舒默的访问依次从地方（上海）到中国中央（北京）再到地方（西岸），重头戏是在北京，随后还将访问日本和韩国。自从特朗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对华实施战略竞争政策以来，美国官员对亚洲的访问，还是首次“回到”将中国排在首位的“传统”，这真切地反映了两国关系“气候”的微妙变化。

比起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容。

舒默在上海说，美方重视美中关系，此次访华旨在通过坦诚、深入、建设性、富有成效的对话交流，增进双方了解，推动解决分歧和关注的问题，促进互利合作，确保美中关系发展惠及两国和世界，并强调，“我们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理应相处融洽”，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经济“脱钩”，美国准备竞争，不寻求冲突，但希望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公平待遇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突出“互惠”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应像中国公司在美国一样，可以自由竞争。

他在会见中策略性地谴责中国公司加剧芬太尼（毒品）危机，但同时指出这与中国政府无关，问题在于中国公司。

在北京的两场会晤，没有再谈到具分歧性的芬太尼问题——至少没有公开报道，总体观点与其在上海的一致，介绍了对中美关系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表明美中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美中两国至关重要，也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发展繁荣有利于美国人民。

他重申，美方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希望同中国脱钩，愿同中方本着开放坦诚、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对话沟通，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关系，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美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就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加强沟通合作。

与公开报道的平和相比，实际会谈时，舒默一行在对其关切的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可能会坦率地发表意见和观点，以推动两国解决分歧问题。

其中一个直接和具体的问题可能是推动中方在对美光公司的限制措施方面解禁。舒默一行在访华前就提出了将向中方提出美光科技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问题。作为参议员，他们要为自己代表的州争取利益，代表团成员迈克·克拉珀就来自美光公司总部所在地爱达荷州。

从舒默率领的代表团在访华期间所发表的观点和意见来看，他们与拜登政府总体是一致的，区别可能在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会从不同角度提出自身的关切，但在推动缓和、稳定和改善美中关系，重建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有效管控两国愈益激烈的竞争，避免冲突，并寻求在广泛的领域克服分歧，加强合作方面，他们拥有共同利益。

舒默一行访华期间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对话的氛围和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两国关系的建设性接触时期，是与拜登政府努力推动的重启建设性接触、重建双边关系框架和原则，构建安全护栏以管控竞争并促进互利合作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展现了美国政府与国会在此问题上的“团结”，在从维护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到乌克兰战争的解决，他们都致力于寻求中国的合作。

舒默等与中国领导人能够会面本身就代表着双方在此访中达成了相当多的共识。

这就使此访为两国接下来更关键的高层接触营造了更好的氛围，特别是为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APEC领导人会议前后会晤并进行实质性会谈，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不过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的是，舒默等国会议员的底色是对华强硬派，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大多是通过他们在国会促成的：从《芯片和科学法案》到“中国竞争法案2.0版”。两国高层接触某种程度地“回来”了，但美国的对华政策回不去，战略竞争将在今后很长时间里成为其与中国关系的主轴和基本面。

自特朗普政府开启大国竞争战略以来，从贸易战到相互制裁，中美关系经历了最初紧张且火爆的五年，双方都有得有失，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特别是三年疫情灾害进一步放大了由此导致的经济下行、供应链危机，促使各自冷静下来，精心计算权衡，寻求“中场休息”，设置一个冷静期，缓和两国过于紧绷的关系，进行政策的策略性调适，剔除某些有害因素，稳定并改善被过度损害的关系，遏止双边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坠，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拓展合作，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并在可能爆发冲突的领域重点加强管控。

比如随着台湾地区新一届大选的到来不稳定因素凸显的台海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