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系列各方面的铺垫后，美东时间8月9日白宫在其官网公布了一项“关于解决美国在相关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E.O.）”，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监管美国对受关注国家的某些投资。

拜登签署的这份行政命令正文没有“中国”字眼，但在其附件中重点提及中国，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制度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形成过程到文件本身都能看出，在美国推行对华战略竞争数年后，本届美国政府意在塑造一个对华竞争的新模式。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制度化不断深入。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代表美国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其主要的“战略对手”之一。在为该报告的公布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宣布“轰轰烈烈的大国竞争时代正在来临”。

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加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海外投资的能力，开启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制度化。按照驻美大使谢锋稍早前所说，美方迄今（特朗普和拜登两届美国政府）已将1300多个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

拜登政府的新的行政命令是对前述法案条款的升级，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表示，国会必须将其形诸美国法律并加以完善。

新的行政命令试图补充美国现有的出口管制和入境筛查工具，以解决有关国家推进此类敏感技术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禁止对从事与这些构成最严重国家安全风险的技术领域相关的特定活动的实体进行某些投资，并要求对其他敏感投资进行通报。

拜登政府花了两年半时间来制定这份文件并在正式推出前做了大量准备和铺垫工作。为这份文件的出台进行准备的过程及最终形成的文本都反映了本届美国政府尝试规范和塑造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模式的努力。

这一模式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在寻求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确保美国持久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不退缩，但对华采取一种具有竞争性但不转变为冲突的方针（源自美国官员的原话）。

这一模式的四根支柱是：

投资于美国国内，巩固和加强美国的实力地位，打造强大的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并赢得竞争的美国。

重振联盟，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制定21世纪的行事规则，加强美国优胜于中国的能力。

在应竞争时竞争，该对抗时对抗，与盟友联手，坚决捍卫美国的优势、安全、利益和价值观。

开展密集的外交，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畅通，进行一致的、清晰的、高级别的沟通以管理日益激烈的竞争，建立必要的安全护栏，避免竞争逾界为冲突，并努力寻求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

美国实行这一模式的目标是达致一种积极的稳定状态，在有效竞争的同时，保护自身的利益以及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制定和颁布新的投资限令的过程典型地体现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模式。

首先，这是一个很早就“公开张扬”的行动。拜登政府为此项命令提前多次对外放风，清晰透露美国政府的目标、举措和意图。

5月前后，媒体就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广岛峰会前后签署一项行政令；5月31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助理部长保罗·罗森证实，“我们正在考虑一个计划，限制美国的美元投资的流动”；7月25日，美国参议院审议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就“对华投资透明度法”进行投票，获得压倒性通过。

特别是为避免引发误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4月下旬专门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首次以“小院子，高围墙”来描述美国政府正在制定和推行的技术保护和投资限令。

他表示，华盛顿并不寻求阻碍中国的经济繁荣，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目的不是实施“技术封锁”，并“严格聚焦于可能使军事平衡倾斜的技术”。

其次，拜登政府为最终公布投资限令开展了密集外交，频繁沟通。

从中美外交安全维也纳对话到次后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尤其是后者的访华，再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及驻美大使谢锋与美方官员进行密集接触，对华投资限令应是会谈的焦点问题之一。

第三，新的投资限令是美国对华开展战略竞争迄今为止最严厉的举措之一，但它同时结合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了诸多自我限制，以降低其造成冲突的态势。

拜登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说，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国等国“在对军事、情报、监控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随着新限制令的推行，将会对中国相关科技和企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毫无疑问，并可能给中美两国关系带来新问题。

不过，令人关注的是，美方在颁布新行政令之前，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落实沙利文的“承诺”，突出其举措是“去风险”，而非对华“脱钩断链”，中断两国贸易和科技往来，其中包括：

缩小适用范围。即将落实的行政命令将局限于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特定人工智能（AI）系统三个领域，而AI非核心部分、生物技术、新能源则未列入其中。

同时，新令仅适用于那些至少一半营收来自量子计算和AI等尖端领域的中国公司。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受影响最大的将是处于早期阶段的中国初创企业。

设置缓冲期，并为修订预留空间。新限制令将美国现有技术投资排除在外，并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将据情修订，实际实施时间将在一年左右之后。

新令不具有追朔期。在此之前及新限制令正式实施之前的一年进行的投资不受限制。这意味着还有一定的时间预应美国新举。

舒默在拜登签署命令后称，“今天，美国正在迈出战略性的第一步，以确保美国的投资不会用于资助中国的军事进步。”

但拜登政府对新令的限制举措也引发了共和党人的不满，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赞扬新限制令的同时批评说，“未能将现有技术投资以及生物技术和能源等行业包括在内，令人担忧”。

但它们正好都是拜登政府努力塑造和推行的对华战略竞争新模式的组成部分和“性格特征”。作为其表现之一，拜登选择颁布新令的时间节点也是经过仔细盘算的：

经过两年半的推动，其对华接触政策正步入正轨，双方密集交流的态势已经形成，美方已就新令预先通过外交渠道做工作，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反弹，而在新令全面实施之际，美国新的总统选举正趋高潮，届时他将会拿出行政命令向着美国人“邀功”，以博取选民支持，为再次入主白宫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