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以色列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令全世界侧目，犹太人，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同样引起了全世界热议。

这个流浪数千年的民族，曾多次试图在某一国度内“安家”。就连同为文明古国的埃及都曾受到他们的巨大影响。

因此，有人难免有此疑问：如果犹太人在古代来到中国，中国会不会被他们侵占，甚至控制？

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犹太人在封建时期来到过中国。他们的下场，可不怎么样。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他们离开埃及的过程，被记录成了带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出埃及记》，他们逃离那里仿佛是为了远离奴隶制。

《出埃及记》中，犹太的英雄摩西见到一名埃及人正在鞭打一名犹太人，他救下了这名犹太人，并带领整个犹太民族逃离了埃及，回到“应许之地”迦南。

这个描述着犹太人抗争与挣脱枷锁的故事，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从埃及边境到迦南，不过四五百公里。这么点距离，犹太人居然走了40年之久，这是为什么？

比较合理的解释：犹太人并不是团结一心，一起逃出来的，而是陆陆续续被驱逐出来的。

根据埃及历史的记载，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是迁徙到埃及的一支。

在约相当于中国商朝的时期，迁徙大多是因为天灾，或者战败。埃及人收留了他们，并教会了希伯来人种植的技术。

然而，当希克索斯人（意为来自外国的统治者）侵略埃及的时候，犹太人翻脸做了叛徒，当了希克索斯王朝的智囊团、财务官，拼命压榨埃及人。

这就是犹太人历史上“掌控埃及”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他们并非自己有能力掌控埃及，而是依附在武力较为强大的希克索斯王朝身上。

埃及人在忍辱负重百年后，等待了希克索斯王朝的衰落，等来了自己复仇的机会，他们推翻了希克索斯王朝，恢复了法老制度。

大树倒塌，依附其上的菟丝子自然也面临着死亡。更何况，在埃及百废待兴之时，犹太人还在开赌场、垄断医药。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外来人。埃及境内的反犹主义浪潮兴起，法老将犹太人贬为了奴隶。

这就是犹太人要逃离的“奴隶制社会”，以及他们自己被埃及人奴隶的历史。

选取片面的“真相”记入史书后，他们将自己从可耻的背叛者，写成了想要战胜压迫者的可怜人。

犹太人既然是一个流亡的民族，便存在着进入中国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来过，并且定居在这里。

在宋朝的文献记录和遗迹中，就有犹太人活动的痕迹。

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犹太人在开封建起了一座会堂，就叫“清真寺”。

此后一直到清朝，这座“清真寺”都一直被犹太后裔花大力气维护和重建。

1605年，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遇到了犹太后裔艾田，后者表示开封城内还有大约10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他们刚刚花了万金整修的教堂。

根据开封犹太人自己的记载，从12世纪中旬到17世纪末的约500年间，他们将这座清真寺整修了12次，并留下了多座石刻文字记载。

这座清真寺能够传承和维护这么久，足以证明当时在开封的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紧密，并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团体。

北宋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时期。尽管两宋时期对外武力的羸弱一直为人所诟病，但其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不可忽视。

犹太人正是顺着金钱的味道，沿着古丝绸之路，从中东地区进入到了北宋时繁华的开封城。

来此定居的犹太人并非一户、一人， “草创殿院，有教人七十有三姓，五百余家”。可见当时来到开封的犹太人数目，应在千人以上。

他们也的确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在北宋时期开封最有名的72座酒楼中，就有一座“铁屑楼”是犹太人所建，宋徽宗曾不止一次光顾这座楼，可见其名气。

居住在此的犹太人虽富有，却相对封闭。

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信仰，相互之间又十分了解，与今日的犹太民族十分相似。

但汉文化也在发挥着它强大的同化能力。在犹太人数度整修清真寺的过程中，他们的清真寺在不断“汉化”。

及至清康熙年间，这座清真寺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犹太会堂，而是有着典型的中国式庙宇建筑风格。

虽然他们还有“教祖殿”、“盛祖殿”，但也有着颇有中国色彩的“至清殿”和“至教堂”。

更有意思的是，在明永乐年间，这座清真寺里就立起了大明皇帝的牌位；

等到清朝年间，寺里又多了“大清万岁龙楼”，供奉着大清皇帝的牌位。

真正打破这支开封犹太人封闭的社区的，是黄河水患。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李自成决堤黄河，酿成开封空前的“壬午水患”。

犹太人在这次水患中损失惨重，后来仅有约10户人家返回，再难恢复昔日“五百余户”的荣光。

而在道光、咸丰、咸丰年间，开封城在三年内遭遇多次水患，残留的犹太人再无力重新清真寺。

19世纪中期之后，最后一位“拉比”在甘肃去世，无人主持犹太教的宗教活动，这支犹太人的“魂”已经散了。

很快，他们再无人认识希伯来文，不再行割礼，不再有宗教信仰。彻彻底底被同化成了普通的中国人。

犹太人建国的梦想，数千年来从未熄灭。

而根据他们在埃及的历史，以及在中东的现实来看，犹太人很擅长依附于强者，在混乱中获得一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近代的东亚也被日本搅合得一片混乱，犹太人从中发现了自己可能的机遇。

于是，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在欧洲人人喊打的犹太人提出：由犹太财团给日本人钱以维系战争，日本要在中国东北给他们一块土地建国。

日本虽没有答应帮他们建国，却在东北引入了大量犹太难民。数量最多的时候，仅哈尔滨一城就有三万以上的犹太人。

和当年在埃及时一样，犹太人很快将自己置于中国人之上，成为了“特权阶级”。他们甚至在哈尔滨举行过三次“远东犹太民族大会”。

日本人并没有和犹太民族瓜分东北的意思，它们想的也是独占。

各怀鬼胎之下，日本人将引入犹太难民的计划称之为“河豚计划”，可见日本人对此的谨慎。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德国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打击，而作为盟友，日本也不好对犹太人施以援手。

另一边，许多逃到了美国的犹太人，更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建国。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被日本人引入中国东北的犹太人彻底丧失特权，“河豚计划”也随之搁置。

除了日本人的“河豚计划”，国民党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犹太人贿赂了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想在中国要一块居住地。

孙科说服了国民党内不少人，却没能说服蒋介石。

一方面，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日本的“河豚计划”，对犹太人的两面三刀十分不满。

另一方面，犹太人给的钱实在是不多，不足以建立起足够的“定居点”，更不值得蒋介石与云南军阀龙云翻脸。

因此，斟酌再三后，蒋介石放弃了孙科提出的“云南特区计划”。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没能在中国的乱世中趁乱获取一块地盘。

当然，我们也深信，即便是犹太人趁乱中日本人手中或国民党手中，拿到了一些“定居点”，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土地也将原原本本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从公元前奴隶制社会时的埃及，到封建社会中的北宋，再到近代的中国、现代的巴勒斯坦。

这几个简单的例子不难看出犹太人的本性，也不难看出他们流浪的原因。

本质上，犹太民族就是一个“投机”的民族。

他们擅长做强权者手中的“刀”，擅长为强权者做金融智囊，擅长写自己民族的历史。

但是，他们不擅长“自立”。

投机的本性让他们在强势时鱼肉乡里，在弱势时只会“迁徙”和“反抗”。

在如今的中东也是如此。当美英强行将巴勒斯坦划给以色列一块时，就是给中东插入了一块混乱之源。

他们的撑腰让以色列为所欲为，甚至突破了人道主义的底线。

但是，当以色列不在这场战争中占据绝对上风时，犹太人又非常擅长将自己伪装成弱者。

好在中国足够强大，中华民族的内核也足够稳定。

因此，即便犹太人历史上曾经进入中国，也不曾掀起什么浪花。

毕竟，我们不是脆弱的菟丝子，也不是墙边的草。

我们曾经是一棵巨树，哪怕曾经“营养不良”，如今也依然在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