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马谡因为盲目自信，失去了重要战略据点街亭，使整个蜀国都面临巨大危机。

这种情况下，哪怕诸葛亮再重视马谡，也必须要用马谡的人头平息军民怒火，并警示其他将领不可轻敌。

这个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其中蕴含的骄兵必败的道理，却是共通的。

1951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前几次战役表现神勇。

可随着战线不断推进，部分兵团的干部也出现了盲目速胜和轻敌思想，使得不少战士遗憾牺牲。

最痛心的，便是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也是决定性一战，因种种因素，19兵团的六万志愿军挤作一团，遭受到美军的密集炮轰，上万人惨死。

战后，杨得志痛定思痛，决定严肃军纪，效仿诸葛亮，挥泪处罚不少军政干部。

而第五次战役，也被彭德怀视为人生中的“四大败仗”之一。

那么，这场战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酿成如此惨剧？

抗美援朝之前，我军基层士兵乃至将领，对于美军的作战能力并不了解，只是听说他们的飞机大炮很厉害，作战前难免心中没底。

但开打后，我军凭借着敢打敢拼的气势和将领精妙的指挥，竟是打得联合国军节节败退，直接将战线推到“三八线”。

前两次援朝战役中，志愿军在进攻上的发挥不可指摘，近乎完美达到中央预想的战略目的。

不少我军的基层老兵松了口气，笑着对补充的新兵说：“不用担心，美军也不过如此！”

随着胜利越来越近，有些军事参谋认为应当趁势追击，一举消灭联合国军。

但毛主席考虑到，志愿军在艰苦环境作战了很长时间，损失很大，伤亡和减员都没有得到及时补充，所以应当休整一段时间。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没有问题，休整后的志愿军，爆发出更强的战斗力。

1月初，志愿军赢得第三次战役，将美军赶到“三七线”，一举解放汉城！

这下，不仅南北朝鲜震惊无比，就连苏联和许多国际上国家都坐不住了。

所有国家都惊讶于，朝鲜问题真的要被中国解决了！

志愿军部队在接连取胜之下，也有些自满。

美军战斗素养和他们想象中差得很远，一旦被他们穿插包围，就会撒腿逃跑，白瞎了那些飞机大炮。

良好的战场形势，让少数干部信心大增。

甚至有人宣传，我军几周内便能速胜，此番言论在部队中迅速传开。

就连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内，心态都开始浮躁起来，隔三差五就有人询问彭总：

“什么时候打过去灭了美国鬼子。”

彭德怀颇为警惕，当他发现轻敌情况出现后，连忙致电军委，报告这一现象，并在军中严肃回复：

“朝鲜战争仍然是长期的，艰苦的！”

毛主席也听到不少国内外上的速胜声音，但不为所动。

他深知，前三次战役战略上的成功很可喜，但美军工业能力极强，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最重要的是，彭总和毛主席都从战场形势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打疼联军，他们是绝不会从朝鲜战场退出的。

毛主席沉思良久后回复。

“速胜观点有害，战争仍要做长期打算，不继续歼灭美英军4、5万人，朝鲜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虽然答复内容很谨慎，但毛主席也知道，现在确实是解放朝鲜的最佳“窗口期”，战争打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军同样付出极大伤亡。

毛主席判断，战争拖久了对我国极其不利。

新中国才刚成立不久，如果朝鲜战争继续拖下去，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将产生极大影响。

但速胜论同样害处不小，会导致队伍心浮气躁，容易轻敌。

现在我军需要的，是一份解放朝鲜的“日程表”，要打一场决定性战役！哪怕不能打走联合国军，也要打痛他们，让他们再无进犯之力！

为此，毛主席决定在1951年开展春季攻势，他致电西北局，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在五月份打一场大硬仗。

“朝鲜战争胜利已成定局，但仍有艰苦斗争。要克服困难，总结经验，经过充分准备和几次战役后，彻底解决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计划五月开展的春季攻势不一定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一定是决战性质。

而第五次战役的战略目标，就是“全歼敌人，解放朝鲜”。

哪怕毛主席和彭德怀已经多次向全军强调：“不能松懈轻敌”。

但终究出现许多问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志愿军前三场战役，赢的比想象中要顺利太多了。

联合国军在前三次战役后，率先开始反扑。

1951年1月15日，联合国军在西线发动“猎狼犬行动”，打断了我军的修整计划，也将我军拖入了猝不及防的第四次战役。

志愿军被压回三八线，转为防御作战，两军再次形成对峙。

虽然被对方夺回汉城，但志愿军的老兵们并不慌张。

因为，第四战我军歼俘敌7.8万余人，我军则伤亡4.2余人。

从结果来看，牺牲远小于对方。

四次战役都获得胜利，我军越发的有底气，轻敌思想抬头，为之后的惨剧埋下伏笔。

美军在多次失败中，不断总结出了对抗志愿军的经验，打算一雪前耻。

美方把屡战屡败的麦克阿瑟撤职，换上更稳重的李奇微当总司令。

李奇微多年来在战场摸爬滚打，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比起麦克阿瑟爱说大话，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可以称得上精明又狡猾的天才将军。

李奇微军事和管理能力都极强，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整合了被志愿军打得濒临崩溃的联合国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写道：

“我所在的这支联军部队惊慌失措，从上到下眼中都是迷茫，仿佛都在等待我下达撤退的命令……”可想而知，当时联军有多惨。

他的战略眼光很高，他详细分析志愿军的战术，发现其三个弱点——补给线长、没有制空权和后勤弱。

李奇微针对这些弱点，发明出“磁性战术”，专门针对志愿军。

另一边，我军正在补充第二波兵源，杨得志带领着19兵团开入前线，正准备开始紧急练兵，筹备春季攻势。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彭老总敏锐感知到对方阵线改动，李奇微将美韩部队集中在“三八线”的两侧。

由此，彭老总认为对方很大概率是在等待太平洋的海上增援部队，想复刻当年的“仁川登陆”。

彭老总意识到不能再等了，我军后续的援兵，必须在地方援兵投入作战之前投入前线准备作战，打一个时间差！

“我军需要先发起进攻，破坏敌登陆计划，避免两面作战！”

原因很简单，联军的武器装备实力很强，我军的优势，就是人数和敢打敢拼的勇气。

如果等到五月，我军连部队数量都不占优势，第五次战役将非常困难！

彭总依旧致电毛主席：

“我打算将敌人阵型割裂，用9兵团和19兵团在敌人两翼迂回，而第3兵团正面进攻，力图先歼灭对方三八线附近的几个师！”

彭总这么说是有底气的。

此时，志愿军高达九十五万，加上朝鲜人民军三十四万，共接近一百三十万大军。

同时，前线志愿军有三十七个师换上苏制装备，拥有近六千门火炮。

志愿军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可一旦拖入美国的工业机器全速发动，装备劣势将无限扩大。

毛主席同样担心敌人增援到达后会被拖入长期战争，回电赞同：

“一定要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战争时间。”

毛主席对第五次战役寄予厚望，希望在第一个阶段就能消灭敌军五个师，包括三个美军师，争取把战线再次推进到三七线。

率领3兵团的王近山司令更是自信，直言敌人不足为惧：

“他们才多少人？朝鲜战场才多大？我们一人在三八线撒泡尿，也能给他们滋回去！”

事后来看，彭总的战略没有任何问题，我军前四次战役都是这么打赢的，通过高机动性穿插向敌后纵深发展，再围歼敌人。

可惜的是，战争形势是千变万化的，由上至下的骄兵心态，让志愿军的劣势被放大。

有客观劣势，如李奇微不断派出空降伞兵，对我军后勤进行骚扰，还严令前线部队据江而守，空地协同，用炮弹洗地。

主观原因也有，如新进朝部队对战场的不熟悉。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

中朝军队协同全线反击，火炮齐鸣，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鳞蹄都陷入硝烟之中。

按照原定计划，19兵团的63、64、65三个军需要从右翼突破，突破美军第八集团防御，左绕断绝敌军后路，完成迂回包抄。

在杨得志的指挥下，63军一马当先，如钢铁洪流般推进，飞快插入绀岳山地区，与联军部队展开生死相搏。

杨得志

64军则出了问题，它由军长曾思玉带领，需要横渡临津江，可由于计划安排的并不周密，部队开拔晚了一天。

这让曾思玉脸色难看，因为上级已经给他下达冲击临津江的命令，可64军的第一梯队甚至还没进入阵地。

他连忙报告给杨得志：

“部队未能进入阵地，64军没有做好准备，是否可以延迟冲击时间？”

杨得志得知后态度坚决：

“事关全局，不要再提意见！”

曾思玉得到回复后，深吸了一口气，他也明白，上级早就计划好全局，只要有一个部队掉队，整个战场都会产生蝴蝶效应，胜败就在细微之处。

既然如此，64军强渡临津江就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一分钟也拖不得。曾思玉连忙喊来警卫开车，前往第一线战场，亲自上阵指挥。

曾思玉

此时，64军的第一梯队部队191师距离江边依旧还有30里的路程，已经比原定冲击计划晚了！

曾思玉脸色阴沉，以目前情况来看，如果19兵团不能在右翼撕裂防线，64军必定是罪魁祸首。

他咬着牙，当即发出死命令：“全体部队跑步前进！”

全军立刻拼命的向江边冲去，士兵们跑的喘不过气，等到了江边时已经大汗淋漓，疲惫不堪。

但他们没有时间可以休息，先头部队191师和192师，立即向江对岸发起冲击。

而此时64军又出现了问题，炮兵部队的火炮支援，并没有伴随步兵冲锋一同到来！

通常情况下，为了避免部队冲击过程中遭到对方的炮火压制，我军的炮兵会进行炮击掩护。

但由于炮兵提前进入阵地，已经进行了炮火压制，可步兵却还未进入阵地，导致双方配合出现失误。

尽管如此，两个师的战士们表现依旧英勇，191师571团率先拿下桥头，又歼灭一个守桥的连队，率先过桥，拿下弥陀寺北山。

572团运气糟糕，在过江时碰上涨水，牺牲了两百余人，但依旧靠着顽强意志渡江。

可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李奇微早已在江对岸布下严密乌龟阵，美军的第八集团军坦克装甲部队和韩军第一师协同，对滩头反复进行冲击。

不同于以前遭到穿插就溃败的韩军，这次的韩军在美军坦克的掩护下，多次发动猛烈地反冲击。

步坦协同下，我军迟迟打不开突破口，被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进，后续部队也无法动弹。

美军的炮火和飞机此时也抵达战场，对我军发射炮弹。

由于我军阵线太密集，每一发炮弹都会带走数条，甚至上十条战士的生命。

64军根本没地方无法散开，战场一片火海，我军陷入重重困境。

军长曾思玉看着牺牲在火海的战士，头脑飞速运转，不断向前线下达能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求战士们坚守阵地，炮兵火力支援。

可拥有苏制重炮的炮兵，在美军如雨点般地狂轰乱炸中已经丢失阵地，迟迟无法夺回，而军属炮射程过近，无法触及对方阵地。

虽然没有炮火支援，但64军的战士们无比英勇，哪怕是顶着炮火，也保持着战术队形，不畏生死的冲向敌军。

在战士们的顽强抵抗下，江边战场陷入僵持。

曾思玉派出的负责穿插的190师的两个团，表现异常英勇，潜入到敌后麻里山的小村长中，直插议政府南边山，并在此据守，切割开敌军阵线。

其中，569团3营最为拼命，哪怕美军用飞机投下照明弹，将3营阵地照的亮如白昼，战士们也没有后退一步，在明知没有支援的情况下顽强抵抗。

杨得志这边，63军刚刚传来击破敌军的捷报，还来不及高兴，又得知64军陷在滩头抗击敌人，他立刻致电曾思玉。

“用大部队牵制敌军，小部队穿插突破！”

杨得志心急如焚，下达命令，把65军的两个预备师一同投入战场，想要尽快为64军解围。

但事后证明，此举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后果。

临津江北岸难以突破，我军站不稳脚跟。

而三个师都挤在南岸，再加上后续又来到的两个师，窄窄的河道挤满了五个师兵力，被炮火压制的很惨。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前线的电台也在轰炸中出了问题，急需抢修，与前线的沟通也变得困难起来。

一直到25日的下午，64军依旧未能有实质性突破，彭老总听后雷霆震怒，对杨得志吼道：

“若是今晚还无法完成任务，职位再高也从严处理！”

杨得志深知彭老总背负的压力，但战场形势不容乐观，他同样心急如焚。

杨得志（右）

不得已，杨得志将指挥所直接搬到前线，亲自指挥临津江部队。

此时，65军也完成既定计划，与64军汇合，这下所有部队都挤作一团，整整6万人拥在不过20里的临津江南岸。

祸不单行，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暴雨，地面满是烂泥，江水疯狂上涨，进一步压缩我军的阵地。

杨得志意识到不妙，若是大雨继续下，两个军怕是要全军覆没！

但撤退的话，不仅不能完成战略任务，造成更大损失，还可能被泥泞的道路所困，遭到敌军追杀。

他思来想去，只有进攻才是唯一的生路！

杨得志连忙下令：

“如不坚决进攻等于死亡！64军各师猛插进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否则军纪处置！”

杨得志的指挥看似无情，实则是真正为战士们的性命着想，若是不能趁着大雨撕开缺口，六万人生机渺茫！

可美军的炮火太过猛烈，李奇微是一个极其喜欢用炮火代替人力的将领。

他任职后，美军每分钟倾泻的火炮数量多了三倍，平均每个连一小时就能打出近四千发炮弹。

64军夺下的阵地反复易主，拥挤的阵型，使得美航空兵对我军造成大量伤亡，江边血流成河。

直到29日情况才有所改变。

这时，第3兵团占领自逸里、富坪里等地区，第9兵团打下清平川、家平等地区，让敌军战线产生巨大漏洞。

李奇微明白大势已去，不得不让联合国军撤回汉城重新组织防御。残存的美第八集团军和韩一师部队飞速撤离，64军这才彻底拿下阵地。

可19兵团预先计划的歼灭任务却没能完成，还有大量人员伤亡。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志愿军总部向19兵团传达问责信。

据后来统计，19兵团在临津江边死伤超过1万名战士。

曾思玉主动承担过指挥不力，贻误战机的责任，杨得志明白64军面对的客观困难。

但有奖有罚，部队才能真正得吸取教训。

杨得志做了个榜样，主动向上级做了检讨，电报中提到“我和先瑞同志代表兵团党委承担责任。”

随后，杨得志含泪处罚了191和192师的师长和政委共四人，给与其降级和回国批评的处分。

他们都是一直跟着杨得志的尖兵，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本次失利并非主观错误，也是因为志愿军弱点被针对，他们未能适应美军新打法。

但人有情，战场无情，他必须要“挥泪斩马谡”。

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对于战场上表现出现的队伍，如穿插到敌后，坚守据点的569团3营，也授予了“英雄营”称号。

19兵团补充兵源，进行一番经验总结后，重整旗鼓，在后续的二三阶段发挥出色，最终成功逼得联合国军与我方和谈。

第五次战役结束，我军毙伤俘联合国军八万人，但自身也死伤七万五千人，虽然获得最终胜利，但依旧被彭老总视为戎马生涯中的一次巨大失败。

前车之覆，后车之师，临津江战役的教训需要我们汲取经验，牢记不能轻敌与骄傲，避免这类情况再度发生。

但不管怎样，战场上那些为国家为人民奋勇拼杀的志愿战士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