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回答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迄今为止所已经使用过的各种不同方法作了这种简括的评述之后，我们可以来谈谈我们的中心问题了。这些方法是充分而彻底的吗？或者还有另一条通道可以走向人类学哲学？在心理学的内省、生物学的观察和实验，以及历史的研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在我的 《符号形式哲学》中我已经努力揭示了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符号形式哲学》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 “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建议大家阅读下这本书，对于认识是人什么这个答案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致敬《人伦》；

简单回顾一下思想史上，先哲对人的描述。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康德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尼采说人是一根绳索，到了福柯这里，人死了。

哲学家对于人的说明不计其数，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某种端倪。何以为人的这个“人”太过自由，以至于哪一种说法都无法彻底说服其他人。反而，对人的说明越是模糊，好像就越是贴切。把说明人的定义域拉得越宽，人反而越像是人了。在人文科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19、20世纪，人创立了对人类进行研究说明的各门学科和各种学术体系，并在知识的聚光灯下将自身展露无遗。但福柯在那个时代却说“人已‘终结’（fini)，并且在能够达到任何可能的言语的顶峰时，人所达到的并不是他自身的心脏，而是那能限制人的界限的边缘”。在不同知识型浪潮的来回冲刷之下，“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简而言之，在缺乏存在论思考方式的助力下，人在有效性、确定性的辖制之下几乎成为已死之物。人注定是会溢出人之概念的，何以为人不应当得到一个完成式的封闭回答。

考古

那应当从何处重新思考人是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应当如何做？海德格尔也许会说，思入存在。如果把思入存在的存在以动词的涵义来解，思入存在的结论就只会是“无中生有”。既然存在是人的首要的、优先的原始状态，人就应当在内立于存在中去做。正因为人是绝对优先地内立于存在的，因此人之存在先于一切，包括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无先于有。或者说得更加清楚一些，本质是一种假设，人是没有本质的。萨特对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作出如下论述：“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对“人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回答，是需要杜绝一种朴素的求知式的直接质询，即把对应当问题的理解建立在指引式的一次性启蒙的前提上。期待着应当问题的具体结论，不亚于预先宣判了应当问题的死刑。而动词思维就意味着将思维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不是追求“必然的限定形式”的运思，而是追求“可能的超越形式”的运思，并在生存实践中对“应当”作一种自反式的无限批判。因此，当我们说“人就是人”，这并不是一种语法上的同义反复，而是一种真正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从自身中“无中生有”式的生成和创造。

制造工具是一种创造，发明语言是一种创造，运用语言也是一种创造。当我们用创造的动词思维来重新审视名词思维就会发现，人以为自己是在谈论本质，其实是在假设本质，实质上就是在创造物（即语言）中进行再创造。因此，例如“上帝”“绝对精神”“理念”“本有”等诸如此类的终极概念都是语言中的创造，但是研究者通常遗忘了这一点。无一例外的是，人在对这些概念进行创造和说明的时候，就已经把一定的信念放入概念当中了，并对概念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信。当这种相信在思考的过程中发展成了一种对概念所指之物的信仰时，人对语言的创造就反过来变成了被造物对人的包围。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影响和控制，这是人经常陷入的窘境。可以说，人很难不被自己“发达”的思维能力所迷惑与摆布，从而忘记了进行思维活动的初衷在于创新的“具现化”而不是单纯思辨。一旦沉迷于纯粹思辨，真实世界对人的传达就会被隔绝于思维殿堂之外，人也就无从超越于自身而客观地存在。例如，亚里士多德把沉思当作最高等的实现活动，认为其构成了完善的幸福，原因在于“人的完善的幸福———就人可以享得一生而言，因为幸福之中不存在不完善的东西———就在于这种活动”。

人

但是人生在世，何处有着完善一说，又何处没有不完善？完善难道不是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终结吗？即便是如亚氏这般重视沉思之人，也无法将沉思的价值置于德性行为之上，他说：“然而作为一个人并且与许多人一起生活，他也要选择德性的行为，也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过人的生活。”只思不作、思而不行的唯心主义的态度在真实生活中必将遭受挫折，只有把主观“我思”所诉求的客观性放在现实世界中加以落实才能称得上“具现化”，否则思辨活动将只是唯我论最后的避风港。但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人对自身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和理解不应当成为由认识论意义出发的对人的规定，而是应当理解为重新忆起人的创造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中重新激活人的创造行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总是受到“只破不立”的批判，因为他们大多意识到了要打破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式的思维定式，懂得去批判那些造成了“何以非人”的局面的各种因素，力图打破对“人是什么”的传统定义方式，但之后却不知道怎么去谈论人了。

一种解构式的怀疑主义的批判已经先行了，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去建构新型的、开放的、“解构式”的创造哲学。这不是一句自相矛盾的空话，而是意在表明哲学思考应当从“人是什么”的问题过渡到“人不是什么”的问题。这一哲学的运思态度将表明，“它并不会从我们是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事我们成为我们之是的那种偶然性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认识论思维方式长期以来的大行其道致使人遗忘了自身拥有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应当被放入存在论的境域中进行理解，理解为一种不断对可能存在形式的超越，而不只是当作认识论中的理论建构能力与反思批判能力。

人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去理解“人何以为人”，就应当以存在论视角关注人的创造问题，关注人的“不再是”的问题，重拾起人的创造者的身份。当然，身为创造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认识者。创造与认识是不可分离的。但是，认识必须以人的创造为前提和目的，人进行认识是为了创造性地存在。要是人以认识活动取代了创造活动的重要性和意义，人就失去了未来，一切以创造为导向的哲学问题也就变成了以认识为线索的科学问题。从量子力学到宇宙理论，都并非人所能决定的，而科学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精进对这一既成世界的认识。人没有创造，也创造不了世界万物和自然规律，不过可以去发现、认识它们。但哲学却向人提问：怎么做（how to do……)？创世神没有把答案刻在我们的灵魂里，自然规律也没有暗示我们，但人就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去创造。创造就是在一无所有之处进行无中生有，就是在无数可能性中择一而实现之，就是在无数世界中择一而落实之，只不过这一创造的实施者是人而不是神，受造物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类社会。正是人的存在论上的无根，导致了人可以与自由同在。也因为人是与自由同在的，才能够创造，所以人可以被称为“此在”。

参考资料：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