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对于生活秩序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在此之上形成了法律，而对严重危害秩序的人，刑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各个朝代对于刑罚的制定也有着不同的标准和成效。在中国古代，流放便是刑罚的形式之一。

与今日不同，中国古代交通并不发达，农民的生产方式大多为精耕细作。

生产力的低下，大多数人们都需要依靠宗族的力量生存，流放也就成了几乎仅次于死刑的处罚。

很多时候流放地点都被选择为经济并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再加上古代对于户籍管理更加严格，不允许人们随意向其他管辖区内移动，这对于被流放的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古代大多数人们的人权意识并不如现在的人们，这在刑罚的程度上也有所体现，肉刑和花样翻新的死刑便是证明。

南宋宋高宗曾经参观过古代的刑讯场，囚徒们的表现为“宛转嚎叫求速死”，宋高宗见后，不由得感慨：“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

随后试图减少刑讯用具的使用，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归于了沉寂。

而女囚更是被暴力刑讯等方式“照顾”的重灾区。

一方面，在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家庭的发展更加依赖男性的劳动力，家庭层面女性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三纲五常中在社会层面对女性进行了另一部分的压制，这两层压力几乎剥夺了古代女性发声的权利，这在一出发生在古代的案件中有所体现。

案件大概如是：不同家族的两位女性互相斥责，对方与自己的丈夫行鸡鸣狗盗之事。

家族也派出了人与这两位女性一起对簿公堂，随着县令判案的进行，事件的进展发生了变化。

两家人成为了只希望看乐子，而不对自己家女性进行保护的人。

当事人都乞求不要再继续进行时却被挟持着继续，最终案件结果是鸡鸣狗盗之事是无中生有，两家女子却都被判了流放。

面上是流放，实质上却几乎成为了死刑。

当罪犯被流放的时候，被衙役欺负便是家常便饭。

《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便是其中的代表。毕竟没人看管，踢两脚吐口痰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不会有人追责。有的时候朝廷也会在脚镣上面加点重量，“好心”地为囚犯锻炼身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可想而知，愿意出点钱的，会在被押送目的地前，几乎被榨干到最后一枚铜币；

没有钱但是运气好的囚犯，挨过了这些，最终靠着自己勉强生活；

没有钱运气也差的话，死在半路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被发配的人如果是女囚，则会被进一步进行剥削。因为相对于押送男性，押送被发配的女囚空手而归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如果有钱。

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家族的大小姐，毕竟在古代的父权社会，家族如果不是富得流油，大多数并不愿意帮助被流放的人打点。但凡愿意行个方便，价格必定是不低的。搞不好光这一次押送就足够衙役干一辈子的了。

然后，如果没钱，女囚的噩梦即将到来。

有人或许认为：运气好些，走到了流放地，好好生活就是了。

那我便要插入两个问题：你是否想过为什么男流浪汉比女流浪汉多？你是否知道街上女流浪汉的结局是什么？

答案是：哪怕是一些在城市中求生的流浪汉博主，对于女性流浪汉的建议仍然是寻找城市中的庇护所，尽快结束流浪生活，因为很危险。

为什么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因为大多数街上的女流浪汉，最终会成为人贩子手上的资源，卖到深山里面去。

现在因为人权意识的普及，“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但在人贩子的眼中，女性也可以是一种资源。

更何况，是在人权意识还没深入人心，对于女性的欺压更像是一种社会通识的古代，对于身体上的殴打或许还能忍受。

对于衙役来说，没有家族保护，又没财力的女性，也可以是一种资源。你跟我说两匹狼押送一块肉走一段距离，哪怕吃了也不用担负责任，一点贼心不起，反正我是不信的。

哪怕到达了目的地，如何生活又成为了一个问题。

正因为古代的生产力低下，农民的耕作方式更加贴近于精耕细作，对于男性的劳动力要求是很高的。

大多数情况下，女性的耕作效率要比男性更低，更加依赖家族的帮助。

就这样，生存问题把住了流放存活可能的最后一道口子，让流放对于女性来说更加贴近于死刑且更加容易被衙役欺压。

曾经被押送的女囚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于封建社会的压迫。

如今的我们在法治的蓝天下，在拥有着现代思想的我们来说，这些糟粕终究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