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是柳叶刀旗下一本开放获取期刊，是促进“世界各地平等获取优质卫生保健服务”这一柳叶刀全球倡议的一部分。本刊的终极目标是改善西太平洋地区人群的健康结局，并将致力于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临床实践的改善和卫生政策的进步与发展。最终期望能够提高该区域及相关国家的卫生质量。柳叶刀特别推出《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精选论文合辑，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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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1中国基于人群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筛查的成本效益分析：一项模拟建模研究背景中国是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疾病负担最高的国家，但诊断率仍然很低。对人群进行COPD筛查可能会改善COPD患者的早期诊断和长期健康结局。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基于人群的COPD筛查政策的成本效益。方法研究开发了一个微观模拟模型，模拟了中国35-80岁普通人群的COPD发病率、疾病自然史和临床管理的终身过程。研究评估了不同筛查方法（仅使用COPD筛查问卷的一步筛查或在问卷基础上附加便携式肺活量计测试的两步筛查）和频率（一次性或每1至10年一次）的基于人群的筛查政策；计算了筛查政策相对于现状（不筛查）的增量成本效益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并确定了最具成本效益的筛查政策；进行了情景分析和敏感性分析，以评估关键参数的影响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结果与现状相比，所有基于人群的COPD筛查政策均具有成本效益。研究估计，ICER在$8034至$13,209每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QALY）之间，均低于$38,441/QALY的支付意愿值（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通过COPD筛查，预计总共可避免0.39%-8.10%的COPD相关死亡和0.58%-2.70%的COPD急性加重。在所有筛查政策中，每年进行两步筛查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改善从筛查到诊断和治疗的联系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收益和COPD筛查的成本效益。
解释在中国，基于人群的COPD筛查可能具有成本效益。提供类似于现有其他慢性疾病预防保健服务的COPD筛查公共项目，可能是一种改善人口健康结局和减轻中国COPD负担的有前景的策略。
21990-2021年中国及各省份帕金森病的疾病负担：2021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现背景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目前对中国帕金森病疾病负担的时间和地理趋势的综合评估仍然不足。本研究旨在调查1990-2021年中国不同年龄、性别和地理区域的帕金森病负担。方法研究使用了2021年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GBD）的数据，分析了中国33个省/地区的帕金森病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of life years, DALY）负担。本研究将全国数据与全球平均水平及G20国家的相应估算进行比较，采用年估计百分比变化（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EAPC）来量化1990-2021年帕金森病负担的时间趋势。研究进一步评估了1990-2021年间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帕金森病负担，并使用分解方法研究了1990-2021年帕金森病的新病例数、患者数和死亡人数的变化。
结果2021年，在G20国家中，中国帕金森病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患病率最高，分别为24.3人/10万人和245.7人/10万人，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990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帕金森病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加了89.7%，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增加了167.8%，均在G20国家中增幅最大。相比之下，自1990年以来，帕金森病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年龄标准化的DALY率基本保持不变。帕金森病负担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上升，尤其是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1990年至2021年期间，男性的负担一直高于女性，且性别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帕金森病新病例数和患者数的增加主要由特定年龄的比率变化驱动，而帕金森病相关死亡人数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人口老龄化。帕金森病的疾病负担在中国各省份间差异显著。2021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患病率普遍高于西部地区，而北部地区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高于其他地区。
解释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帕金森病疾病负担持续上升，特别是在老年男性中。致病因素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突显了加强公共卫生干预和资源分配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病因学研究、早期诊断、预防策略和针对具体地区的帕金森病管理方面。
3中国儿童道路伤害国家政策的概况性综述目前，对于儿童道路伤害政策的研究相对有限。本研究旨在系统描述过去二十年间我国与儿童道路安全相关的国家政策，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儿童道路安全框架识别潜在的政策差距。作为一项概况性综述，我们在政府机构网站上检索了与儿童道路安全相关的国家政策，共检索到22,487项政策，将其中37个机构发布的103项政策纳入分析，包括12项由多个机构联合制定的政策。将这些政策与WHO框架内的策略进行对比后，研究发现，大多数需要立法的WHO策略在中国都有相应的政策，并完全符合WHO建议的意图。唯一的例外是儿童安全座椅方面，由于缺乏关于执行儿童安全座椅使用法的合格政策，这一领域未能完全覆盖。有两项需要标准化的策略得到了全面覆盖；八项需要政策支持的策略未得到或得到部分覆盖，主要涉及的是为急救车配备适合儿童的医疗设备。加强校车安全被确定为中国超出WHO框架建议的政策关注领域。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需要改进的方面：（1）加强针对儿童的道路安全政策，（2）加强立法执行力度，如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3）加强多部门合作制定政策。4中国农村自杀未遂者重复自杀行为的致死率：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背景因自杀未遂而住院的个体面临高风险的重复自杀行为，但目前缺乏关于重复自杀行为导致死亡程度的数据。
方法本回顾性队列研究基于中国农村某县综合医院的自残登记系统完成。我们联系并随访了曾经自杀未遂的个体，随访时间最长为8年。随访期间的主要结局包括：1）自杀死亡，2）非致命性自杀未遂，3）包括自杀死亡和非致命性自杀未遂的自杀行为。研究估算了重复自杀行为的发生密度、相关因素和致死率。结果研究确认并随访了1086名因自杀未遂而住院的个体（三分之二为女性，平均年龄40.6岁），其中大多数初次自杀未遂（即索引事件）是通过服用农药（79%）。随访期间，有108人（69名女性，39名男性）发生了116起自杀行为，包括34起自杀死亡（21名女性，13名男性），死亡率高达29.3%。总体和随访第一年的自杀死亡率均较高（分别为846.7人/10万人年和1787.2人/10万人年）。农药是最常见的重复自杀方法（47/116），其致死率高于其他方法（46.8% vs 17.4%，χ2=11.68，P<0.001）。重复自杀行为和非致命性自杀未遂的发生密度低于以往文献报道的水平。解释在中国农村队列中，重复自杀行为的发生密度较以往研究低。然而，随访期间的自杀死亡率较高，这一结果是由自杀行为的高致死率和常见的农药使用所致。在农村地区减少农药相关的自杀行为是自杀预防的关键目标。5中国社区人群心力衰竭分期的预后影响：来自一项全国性人群研究的洞见背景鉴于中国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的高负担，研究心力衰竭分期对预后的影响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社区人群中的心力衰竭分期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方法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本研究从全国代表性人群中招募了年龄≥35岁的参与者（n=23,284，平均年龄56.9岁，女性占53.2%）。根据国际心力衰竭指南，将参与者分为A期、B期和C期，不符合这些分期标准的参与者则归类为表面健康组。使用多变量调整的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评估心力衰竭分期与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非心血管疾病死亡之间的关系。结果在中位随访的4.7年（109,902.8人年）期间，发生了1314例死亡。年龄调整后的全因死亡率在表面健康组为5.3人/1000人年，A期7.8人/1000人年，B期8.6人/1000人年，C期24.6人/1000人年。与表面健康组相比，A期、B期和C期的全因死亡的调整后风险比分别为1.90（95% CI: 1.47-2.45），2.43（95% CI: 1.89-3.13）和6.40（95% CI: 4.56-8.99）。心力衰竭分期与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和非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升高呈正相关（P趋势<0.05）。对于全因死亡，2018年中国A期、B期和C期的人群归因分数分别为21.2%、33.4%和4.9%，分别为1,933,385例、3,045,993例和446,867例死亡。解释心力衰竭分期的级别越高，死亡风险越高。亟需开发和实施早期筛查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减少中国的心力衰竭负担。6从中国老年人的医院记录中的认知足迹识别痴呆：一项机器学习研究背景本研究采用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根据认知足迹理论开发中国老年人痴呆的预测算法。
方法本研究使用了香港临床数据分析和报告系统中的电子病历，纳入了2010年至2018年间诊断为65岁以上的痴呆症患者，并与无痴呆症的对照组进行了1:1匹配。我们识别了51个特征，包括在65岁前后暴露于已知的可改变因素及其他因素。将LASSO、多层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XGBoost和LightGBM四种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与逻辑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用于所有患者和按年龄区分的亚组。
结果共纳入了159,920名个体（40.5%为男性；平均年龄[标准差]：83.97岁[7.38]）。与仅包含已知可调控因素的模型（曲线下面积[AUC] 0.689，95% CI [0.684, 0.694]）相比，包含所有因素的模型预测准确性显著提高（AUC 0.774，[0.770, 0.778]）。机器学习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的表现相似，AUC范围从LASSO的0.773（0.768, 0.777）到MLP的0.780（0.776, 0.784）之间。抗精神病药物、教育程度、抗抑郁药、头部损伤和中风被识别为总样本中最重要的预测因素。针对年龄的模型识别了不同的重要特征，心血管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在老年组中变得更加显著。解释这些模型在识别痴呆方面表现良好。该算法可用于临床实践中，辅助决策并使得及时的干预措施具有成本效益。7中国心肌病负担与管理能力：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
背景中国心肌病的公共卫生负担及各医疗机构对其管理的能力尚不清楚。
方法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法进行医院选择。第一阶段在全国的三级医院中进行招募，共招募了88家医院，通过了心脏科主任同意并可使用已建立的电子病历系统。第二阶段在每个地理经济层次中通过随机抽样共抽取了66家医院。本研究收集了：（1）2017年至2021年期间心肌病的门诊和住院就诊数据；（2）医院管理心肌病患者的能力。各医院提供心肌病护理的能力通过专门设计的量表进行评估。结果从2017年至2021年，心肌病门诊和住院就诊人次分别增加了38.6%和33.0%。大多数医院具备心肌病评估的基础设施，但拥有更复杂流程的机会有限，综合管理路径需要改进。66家医院中，只有4家（6.1%）符合心肌病综合性医疗中心的标准，只有29家（43.9%）可以归类为心肌病基础医疗中心。不同行政经济水平的医院之间在管理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解释2017年至2021年间，中国心肌病的健康负担显著增加。尽管大多数三级医院能够提供基本的心肌病护理，但更先进的设施尚未普及。此外，由于行政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同医院在心肌病管理上的不一致性突出了对国家医疗资源分配审查的必要性。ENDCover image by Photographer: Qiand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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