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梁晓声作品集。

人生下来，渐渐地学会了说话，渐渐地也就学会了说假话。之所以说假话，乃因说真话往往会弄得自己很尴尬，弄得对方也很尴尬。甚至会弄得对方很恼怒，于是也就弄得自己很被动，很不幸……

相传，清朝光绪年间，有一抚台大人微服私访民间，在路上碰到一个卖油条的孩子，便问：“你们抚台大人好不好？”孩子说：“他是瘟官！”抚台大人一听极怒，却克制着，不动声色。回府后，命衙役把孩子捉去，痛打了几十板子……

后来这孩子长大了，按俗常的眼光看还颇有出息（他能颇有出息，实在得感激说真话的那一次深刻教训）。某次大臣找他谈话——

大臣：“你看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他说：“我认为是好的。”

大臣摇了摇头。

“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好的。”

大臣摇头。

“我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针对……”

大臣摇头。

“确切地说这篇文章有些逻辑混乱。”

大臣摇头。

“总而言之，这是一篇表面读起来是好的，而本质上很糟糕，简直可以说很坏的文章！”他以权威的口吻做出了最后的权威性的结论。

其实大臣摇头是因为感到衣领很别扭。然而大臣对他的意见十分满意，于是大臣在国王面前说了他不少好话。

一天国王将他召去，对他说：“读一读这首诗，告诉我，你过去是否读到过这样文理不通的歪诗？”

他读后对国王说：“陛下，你判断任何事物都独具慧眼，这诗确是我所见过的诗中最拙劣、最可笑的。”

国王问：“这首诗的作者自命不凡，对不对？”

他说：“尊敬的陛下，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评语了！”

国王说：“但这首诗是我写的……”

“是吗？……”

他心头掠过强烈的不安。随即勉强镇定下来，双手装模作样地浑身上下摸了个遍，虔诚地又说：“尊敬的陛下，您有所不知，我的眼睛高度近视，刚才看您的诗时又没戴眼镜。能否允许我戴上眼镜重读一遍？”

国王矜持地点了点头……

他戴上眼镜重读后，以一种崇拜之至的口吻说：“噢，尊敬的陛下，如果这样的诗还不是天才写的，那么怎样的诗才算天才写的呢？……”

国王笑了，望着他说：“以后，你得出正确的结论之前，不要忘了戴上眼镜！”

我将这三个故事拼凑到一起，只不过想指出——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

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

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入深土不具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行无阻。

某些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说真话之难，和说假话的悲哀。

有人根本不信你的假话，却满意于你说假话，分明是很乐意地把假话当真话听，这时，你几乎也就犯不着跟他说真话了。

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十之五六是一部分人类带给另一部分人类的。而人类最险恶的天敌，似乎越来越是人类自己。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

历史向穷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它最终告知穷人——消灭富人并不等于消灭了贫困，也不一定就能使穷人得到拯救。

在从前的年代，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

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如此，有很多东西将会少起来，最终从我们的生活中远去，比如“精神乐园”；有很多东西将会多起来，比如精神病院。

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

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自》，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混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尚能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