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尊/文

我追随张将军整整十年，他不止一次地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反对分裂，谨将他提及团结一致救中国的一些片段回忆于后。

　　张将军是我投笔从戎的启迪者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上海日本纱厂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学生起来罢课，支援上海工人罢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我那时在北京读书，也投入了这一伟大的运动。约在六、七月间，运动正在高潮，我们获悉，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将军正由天津乘火车来北京，并闻得张将军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曾给上海一大笔款的事。为此，北京的“支援上海的学生会”，派代表到北京东车站接迎张将军，准备当面向他说明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 　　未几车到，我们代表即见到张将军。回忆那时给我的印象，张将军真是神采奕奕，英俊不凡，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们请他对游行的学生会会面，发表点意见。他说，在车站上不能讲，最后游行队伍到沙滩北京大学第三院会会面，各校代表在沙滩北京大学会见了张将军。他完全同情我们的爱国热情，完全支持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他强调：根据我的经验，光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帝国主义是打不倒的；必须学会打倒帝国主义的本领，把国家富强起来，把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相信帝国主义不能打倒。他最后还说：“愿意投笔从戎的同学们，请允许我用半年时间准备一下，将来就利用北大这个地方招考一千名抗日健儿。”我正是在那次张将军的鼓舞和启迪下，才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七期(这一期是在北京德胜门和地安门外黄寺新建筑的三座大楼开办的)的。

　　张学良东北易帜防御日寇侵略　　东北讲武堂本来是张作霖训练东北军部队军官的场所，只有我们第七期全部由学生组成，张作霖任校长，张学良任监督，张学良常来学校讲话。他常说“我们要团结起来救中国，不要自相残杀，削弱了国家人力财力，为外国人利用。”记得我们入伍不久，东北军与晋军发生涿州战役。当时晋军傅作义将军死守涿州小城，东北军已将涿州城四里包围。东北军的老派主张由四面同时用炮兵交叉火力向涿州城里猛轰，张将军认为里面的军民都是中国人，坚决不同意那样做。在形成包围态势后他就派代表爬进城内，说服傅将军以和平方式解决了这一冲突。此后，张、傅两将军竟成了莫逆之交。　　一九二八年六月，东北军与北伐军相持于京汉、津浦线上，我们讲武堂第七期学生正在举行毕业考试之际，忽然张将军来到讲武堂，以紧急号令把我们集合到校本部。张将军对我们说：“我一向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内战再打下去，就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事情就不好办了。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办，只要是中国人，谁把中国治理好，我就拥护谁。现在我已打电报给蒋、冯、阎，请他们停止进攻和追击。同时命令东北军全线停止战斗，作有秩序的撤退，撤到关外去……。你们立即停止考试即准备在地安门上车，我父亲乘一号列车已经出发。你们是二十七号列车，可能我也坐这列车。”当我们这列车第二天中午到廊坊车站时，教育长张厚宛宣布：张大帅那列车被炸，张将军已下车换汽车走了。临行时要大家安心，服从命令听指导，经过山海关时，要掌握住手中的武器，小心不要走火。我还记得过山海关时，已发现有日本兵在京奉铁路东南侧的长城上。　　记得张学良将军在张作霖遗命任奉天军事督办时，在张作相、张景惠等拥戴下，张将军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除了内部有杨宇霆、常荫槐反对外，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他甚为不满，于总司令就职那天，日本驻东北的军事头目，以祝贺为名来对张将军说：“我们日本，要立过大功、六、七十岁的老将才能当上将军，而张将军才二十九岁，就任上将军，我没见过。”张将军当即回击说：“我比你们天皇还大两岁。”日军头目被他说得脸色苍白，立刻站起一个“立正”灰溜溜地告辞了!这段话是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我们毕业典礼上张将军对我们讲的。当时，从张将军的表情我们看出他有无限的自豪感，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张学良将军不顾日本人的反对，排除杨宇霆、常荫槐等的干扰，毅然决然地宣布东北“易帜”，结束了国家的分裂局面。南京政府先任命张将军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隔年又任命张将军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　　张学良将军约在一九三一年八月曾患伤寒病，特由东北去北平协和医院治病，发高烧四十摄氏度。就在这时，驻在直、鲁、豫三省边界的石友三率部突然进攻北平。南京政府下令东北军的陆、海、空三军全部进关，由万福麟代理总指挥，限一个月内将石友三部彻底消灭。刚消灭完了石部，部队还未返回关外，“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当时东北只有王以哲一个旅，驻北大营。各省仅留下一个边防旅，其余全部都在关内，就是东北的海、空军也未来得及复原(记得在抗战初期，原东北高志航的航空大队，在南京上空消灭了日本的木梗井航空大队，就是“九·一八”未及返航东北的空军)。　　当时，国民党中央命令东北军，坚决不准对日军抵抗，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可是，后来社会舆论却纷纷谴责张学良不抵抗，并流传张将军“九·一八”事变时正与胡蝶在跳舞!蒋介石对此亦不予以澄清。当时如不是张将军正在患病，国民党中央讨伐石友三时怎么会不下令张学良而以万福麟代理指挥全东北军的部队呢? 　　一九三三年春，张将军旅欧回国后，在欢迎他的大会上，张将军即席发表爱国演说，说到“停止一切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时，中央政治部负责人(记不得姓名)站起来说：“你这个不抵抗主义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话未说完，蒋介石立刻阻止说：“把他(指插言者)抓起来!”然后与张将军携手走了。　　一贯主张爱国思想的张将军，承担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责任，充当了替罪羊，不进行自我辩护，是有着他的苦衷的。我以为他就是为了尊重蒋的威望，团结一致抗日。

　　张将军的临别赠言　　一九三三年，张将军归国后，不料蒋介石任命他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闷棍。他闷闷不乐地到了汉口。就在这时，蒋介石向张要东北讲武堂的干部，到中央军官学校供职。我当时想离开部队到教育机关去。一天夜晚我把这意见与卫队旅旅长谭海说了，谭旅长领我在徐家栅张将军的官邸，见到了张将军。我记得那晚张将军说：“你是我的学生，我一贯教导你们要学好本领，团结一致救中国，现在东北沦陷了，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都在受日本人的侮辱，不收回东北，我们始终对不住东北的父老们。你这次去中央军校要好好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报考陆大，继续深造，学好救国的本领，准备打回老家去。”张将军的临别赠言，对我以后的行动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在南京组织的所谓审判　　西安事变后，一九三八年新春，鹿钟麟约我到他在长沙的家里(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的，我是第十六期的，曾同在长沙上课，所以相互熟悉。他对我说：“去年我们奉蒋委员长手令来审判张学良，最初张学良说：我不犯法，无罪可言，为什么要审判我呢?我们说是奉委员长的手谕来问问为什么要劫持统帅?张说：‘我不是劫持，而是兵谏。要求委员长清除他左右亲日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正大光明的行动。’我们又问：你说的亲日派是谁?张说：“清除中央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我们说：‘有何证据?不能随便说人家是亲日派。’张回答：有蒋委员长日记作证明(在西安事变中，蒋曾把日记调到西安来给张一阅)。’鹿对我说：‘到此，审判问不下去了。委员长的日记能给张将军看，我们能要来看吗?只好暂时停判。’”外界早有传说的张学良案审判经过，少了这段对话，所以我把它补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