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文
1932年2月，我参加了贺龙军长领导的红三军。此后，从1933年1月到1937年4月，我先后在红三军军部保卫队、特务队和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班工作了五年多时间，从洪湖苏区到长征途中，一直跟着贺龙同志。长期的相处，使我深深感到，贺龙同志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热爱毛泽东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坚决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人平易，关心干部，热爱战士，密切联系群众，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记述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断。
贺龙同志热爱党，衷心拥护毛泽东同志，坚决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我跟随他的五年多里，有这样几件事，使人惊心动魄，难以忘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3月，党中央派坚决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为代表，来到洪湖，组成新的中央分局、军委分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独掌党、军大权，在王明的全力支持下，夏曦在军队和根据地全面贯彻执行王明路线，使湘鄂西本来大好的革命形势逐渐恶化起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既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的斗争，又顾全大局，支持党内团结，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造成的损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的记忆中，贺龙同志与夏曦在作战原则、肃反、对敌斗争策略和要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下面记的只是贺龙同志坚决抵制夏曦到处抓“改组派”，大搞肃反扩大化的事。
1931年底到1932年初，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曾给湘鄂西党组织发来多次指示，把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认为湘鄂西苏区内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夏曦不遗余力地贯彻了这些指示，他不但把肃反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在肃反中，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是非问题，一般地违反纪律的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反对过他们的错误路线的人，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他甚至把对敌斗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个人主义的打击报复纠缠在一起，轻率地给许多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国民党”等帽子，当做“反革命”处理。在他控制下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只要他和某几个肃反人员决定，就可以轻易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他们采取逼、供、信和步步株连的作法，使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夏曦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连排干部都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单独编成好几个连，平时抬担架，罚苦工，战斗打响时发下枪来，叫他们冲杀，这几个连的人，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从1931年底到1934年夏，夏曦搞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大批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力量。
在那乌云笼罩、寒流滚滚的日子里，贺龙同志眼看许多优秀干部无端受害，非常痛心，十分苦恼。我见他脸色阴郁，眉头打结，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是独自深思，就是同夏曦争论。尽管错误路线盛行一时，他却大义凛然，主持正义，同错误路线、同夏曦执行的错误肃反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贺龙同志严肃地指出，对于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无疑应该竖决肃清，在这方面的任何疏忽和宽容都是错误的。但绝不能把内部的是非，当做敌我矛盾处理，更不能轻信妄断，打击报复，草菅人命。他多次提出必须停止错误的肃反。但夏曦利用他窃踞的职权，置贺龙同志的正确意见于不顾、继续一意孤行，并对贺龙同志屡加排斥和诬陷。记得一次宿营下来，夏曦要贺龙同志交待问题，说他在国民党里有声望，“改组派”会利用他的声望进行活动。贺龙同志一下火了，问夏曦有证据没有，夏曦当然拿不出来，贺龙同志斥责他说：“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还有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把贺龙、关向应同志的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还逮捕了两名警卫员。贺龙同志气得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走近夏曦，从腰间掏出白朗宁手枪，叭地一声扔在桌上，说：“你不是要收缴人们的枪支吗？好，我这里还有一支！”在贺龙同志的严厉质问下，夏曦只得把枪还给了警卫员，逮捕的那两名警卫员也放了。以后，贺龙同志不仅不和夏曦在一起吃饭，走路时也互相不说话，都把眼睛瞪着，夏曦多次企图加害贺龙同志，只是慑于他的声威，才没敢动手。
尽管当时贺龙同志受到排斥，处境困难，但他出于对党的忠诚，对下属干部的了解和爱护，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并亲自放掉了一些无辜被捕的同志。他虽然无权过问捕人杀人的事，但对于被夏曦抓起来的人，凡听说了，都亲自过问、审查，搞错了的就硬叫夏曦放掉。一个漆黑的夜晚，夏曦一伙又要开始他们的罪恶行动了，贺龙同志闻讯赶到了出事的地点用手电光逐个详细査看即将遭受杀害的人，看完之后，他勃然大怒，粗声大气地说：“你说他们是‘改组派’，有什么根据？他们跟我革命多年都成了‘改组派’，真是乱弹琴，赶快给我全部放掉！”三十多个同志被营救了，大家都感动地放声大哭。团长贺炳炎负伤后跟贺龙同志当警卫员，部队开到鹤峰时，知道夏曦要逮捕他，带四个人上了山，他在山上呆了大半天，一回来就被抓住，幸好被贺龙同志发现，才没有被杀掉。现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林同志，是他们拉出去抢毙时，被贺龙同志看见了，极力阻止，才放了回来。现在尚在为党积极工作的王尚荣，黄新廷、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同志，都是已经被他们捆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同志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红六军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同志的师长王炳南同志，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被错误地杀害，都是夏曦等人干的。那个时候，真是人人自危，互相之间都不敢讲话，部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但大家仍然不愿意离开红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念，是因为贺龙同志还在，大家都信任他，贺龙同志和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贺龙同志对于夏曦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除了严厉驳斥外，为了顾全大局，釆取克制态度，继续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不信任也罢，受到诬陷也罢，贺龙同志跟定了共产竞，革命斗争的失败不曾使他灰心，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也动摇不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耿耿忠心。
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坐着是王震
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12月，蒋介石为了消灭我们这支革命力量，玩弄了毒辣的一手，他一面派重兵“围剿”红三军，一面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同志进行游说“策反”。熊贡卿到湖北恩施后，先派梁素佛来到红三军驻地联络，梁素佛将熊贡卿写的一封信交给贺龙同志，信中称他要来与“昔日好友”叙旧，并愿意帮助贺龙解脱困境。贺龙同志看信后，敏锐地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随即将这一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作了报告。分局“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几天之后，熊贡卿带着礼物，在红军的“护送”下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同志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亲自与熊贡卿谈话，了解了他这次来的全部阴谋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进行破坏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情况。当晚贺龙同志即令廖汉生同志将熊贡卿逮捕。第二天，当廖汉生同志押着熊贡卿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口时，贺龙同志站在一块岩石上面，激愤地对部队说：“今天，我要枪毙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到这里劝降的，这是对我们红军的极大侮辱。同时，他又是蒋介石的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贺龙同声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同志枪毙了熊贡卿。贺龙对国民党反动派“策反”阴谋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凝聚了贺龙同志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包含了贺龙同志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我们红军战士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后来听说，当蒋介石接到熊贡卿被杀的报告后，气得捶胸顿足，连连哀叹：“殊堪惋惜”。
1934年春天，敌人纠集重兵向鹤峰进攻，红三军不得不向川黔边境转移。6月，在贵州枫香溪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被迫同意贺龙、关向应同志的意见，决定在黔东建立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同时错误的肃反也停止了。经过两、三个月的斗争，创建了纵横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10月初，红六军团进至贵州的黄平、余庆地区后，贺龙同志立即率红三军南下接应。10月24日，终于和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第二天，在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当天即转移到松桃县石梁。
1935年2月，红二、六军团接到了遵义会议决议和和中央有关组织问题的电文，得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贺龙同志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正确的领导者”，并表示坚决听从毛主席的指挥。从此，红二、六军团坚决遵循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指示，纵横驰聘于湘鄂川黔间的广阔地区，时而突入白区，时而进行侧击，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我军所向披靡，连战皆捷。半年时间，经过三十多次大小战斗粉碎了敌人八十多个团的围攻，不仅完成了牵制进攻中央红军的敌人的战斗任务，而且红二、六军团本身也得到锻炼和发展，由会师时的七千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并创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表现了贺龙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机智活灵的战略思想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取得的一连串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1935年9月，蒋介石先后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我二、六军团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分析了敌我情况后，认为在根据地的内线作战于我不利，决定突围转移。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率部队，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经过湘中，西入贵州，到达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原打算在这里再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由于敌情变化，部队继续转移到黔西，大定等地区，后根据新的形势，向滇东地区转移。在不断的转移中我军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和善于打运动战的特点，在乌蒙山区与敌人进行了回旋战，冲破了敌入的围追堵截，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于1936年6月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在甘、岷两次会议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7月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三十二军，组成了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的任务是与四方面军一道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加上徐向前同志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完全失败，被迫取消伪中央，勉强同意两个方面军一起北上。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战斗，一路向前，走到了草地边缘，就要走完这艰难的道路了。可是，张国焘竟又一次提出回头南下，拒绝继续北上。贺龙同志斩钉截铁地对张国焘说：“你还要钻南下这条绝路，那不是找死呀？你要走，广大干部战士不答应！”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继续前进，来到甘肃临洮一带。张国焘始终拒绝跟党中央会合，又提出了一个荒谬主张，借口打开国际通道，要把部队拉向青海、新疆。贺龙同志愤怒地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贺龙要去找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谁也别想把我的部队拉走！”
1934-1937年间，左起----贺炳炎、贺龙、彭绍辉。
这时，党中央、毛主席派邓小平、聂荣臻、左权等同志带领部队西征，前来迎接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10日，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贺龙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兴奋地说：“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现在好了，和中央红军会师了，从此我们可以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贺龙、任弼时等同志代表红二方面军向党中央致电表示：坚决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统一团结，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决定。对贺龙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的坚定立场以及所起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记得1937年4月，我送关向应同志参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向我们询问很多情况，又问我见没见过张国焘。我汇报了自己在这段的经历，毛主席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赞扬说：“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贺龙同志有坚定的群众观念，无比热爱群众，十分关心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着心。他经常教育我们说：“老百姓最怕背枪的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定要取得人民的拥护，不能让人民害怕。”“共产党不能忘记人民，忘记人民就是忘本。”他不仅教育我们，而且以身作则。
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他率领部队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参加助民劳动。油菜籽成熟了，他带着部队帮助群众收；红薯长大了，他带着部队帮助群众挖；堤坝塌了，他带着部队帮助群众修；打土豪得来胜利果实，他带着部队挑送到没有劳力的贫苦家里。记得1934年，我们挺进湘西，从一个小山寨路过，看到很多老百姓挤在岩脚下，一问才晓得这个村寨的房屋被土匪烧掉了。贺龙同志随即命令部队停下来，亲自带领战士砍树条、割茅草，帮助老百姓搭起了茅棚子，临别时，还给每户发了二十多块钱。贺龙同志深情地说：“乡亲们，土匪把你们害苦了，我们只能解决你们眼前的一点困难，等把普天下的土豪劣绅、土匪、王八蛋都消灭了，我们就能永远过好日子了。”村里的老百姓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从此，人们把这个小山村，叫做“红军村”。
贺龙同志很喜欢接近群众，平时工作完了，他就在外边转来转去，碰到老乡，总好向他们摆龙门阵、开玩笑，从中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所以，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住不了几天，老乡就都晓得了他的脾气，耍得跟熟人一样，喜欢接近他，有了困难也爱找他。贺龙同志热爱劳动，常常在工作之余参加生产，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贺龙同志经常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战士。他常说：“我们都是庄稼人，行军走路，脚板要长眼睛，不能踏坏群众一棵苗。”他经常召开群众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有时同基层干部一道，挨家挨户去检查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不论行军多么疲劳，每到一地他都要看看部队是否给群众扫院、打水，借的东西是否归还。行军打仗严禁损坏群众的庄稼。一次，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两天没吃上饭，有几个战士饿极了，跑到老乡地里挖了几个红薯，因为找不到原主，没有付钱。贺龙同志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粮食是老乡的命根子，我们把它挖了，老乡吃什么？我们是红军战士，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到群众的利益，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会失群众的支持，就不能打胜仗。”贺龙同志自己也带头执行群众纪律。一次行军，他的大红马踏坏了老乡的几株包谷杆，便亲自上门道歉，并自己掏钱作了赔偿。湘西各族人民中流传这样一支歌：“高山顶上云套云，园中竹子根连根，河里鱼儿不离水。贺老总和人民心连心。”这正是贺龙同志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真实写照。
1937年陕北。贺龙的半身照。
贺龙同志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做好兄弟民族的工作。红二方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来到云南西北边界的中甸县，这里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起初，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藏胞对红军不了解，许多人赶着牛羊跑了。贺龙同志亲自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特地在喇嘛寺前贴了布告，派人在寺前站岗放哨，严禁红军进入寺内，出走的藏民在门头上挂了红布条、贴了封门的“神符”，贺龙同志严令红军不动“神符”，不进家门。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红军战士宁肯自己受冻，坚持露营野外，并把藏民的房前房后、牛圈羊圈打得干干净净。遇到藏胞便把没收的盐巴、财物分给他们。中甸喇嘛寺旧化寺的八大“老僧”，看到红军待藏民很好，专门派来个喇嘛来见贺龙同志，贺龙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希望嘲嘛寺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出贡献，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寺院。一天贺龙同志又亲自带着三、四十个红军代表，参加了喇嘛寺和藏胞在寺内举行的热烈欢迎红军的“跳神”仪式。会上，贺龙同志代表红军广大指战员讲话，感谢喇嘛寺和藏胞对红军的支援，贺龙同志还赠送给喇嘛寺一面锦幛，上面写着“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祝愿藏族繁荣昌盛。正是由于贺龙同志带领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藏族同胞逐步认识到红军与蒋匪军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部队。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自己的亲人，从而给红军以热情的支援。后来，我们路过一些地方，常常看到许多藏民骑着马，有的手里捧着糌粑酥油，站在道路两旁欢迎我们。他们翘起大拇指，口里不停地念着：“耶莫、耶莫！”（顶好）贺龙同志就是这样，带领红二方面军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