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犯下滔天罪行，尤其是针对中国俘虏。战败后，一些日军部队还妄图销毁证据。如今，日本主流还在否认侵华历史。

而一些日本战犯受改造后，悔过自新，供述与公开回忆曾犯下的罪行。安达千代吉，就是其中之一。

那他犯下那些罪恶？又为何愿意公开自己的罪行？

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上受审

1938年4月下旬，在东京近卫师团近卫骑兵联任军曹本部附的安达千代吉，接到担任前线毒气教员的命令。

他不清楚什么是毒气教员，但知道能去前线战场，就能建功立业。他摩拳擦掌，兴冲冲的执行命令。

在前往中国的船上，他接受来自陆军习志野学校的早坂少佐为期4天的毒气教育。到达中国后，被编入日本驻蒙军司令部部队，担任部队兽医，并开展使用毒气的练习。

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10时，安达千代吉拿着装备箱，依照命令到达绥远省清水河县（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城外河边。

此时，河边已有五六名日军手持带刺刀的枪，围着一个坐在地上被捆绑的人。

安达千代吉走近，才发现圈中的人是一个40多岁的中国男人，他面色苍白，衣不蔽体、遍体鳞伤，一些伤口处还在流血，虽因虚弱不能言语，竟还对周围人怒目而视。

但安达千代吉并不害怕，甚至感到愤怒和畅快，因为这个男人是抗日战士，是中国俘虏！

男人见他到来，仇恨地瞪向他，好似要用眼睛杀死他。安达千代吉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想到待会儿这人的遭遇，又放松下来，还对男人嘲讽一笑。

片刻后，上级作出指示。所有日军戴上防护面罩后，安达千代吉拿出箱中的催嚏性毒气筒，到男人上风向30米远的地方点燃一枚毒气弹。

随着白烟、黑烟逐渐出现，并随风奔向并包围男人，男人立刻意识到不对劲，迅速屏住呼吸，急忙趴在地上，试图躲避毒气。

周围看护的日军不由大惊，而上级立刻下令将男人的脸扳起来。

一名日军上前拉扯着男人，但男人拼命地抵抗。最终因身体虚弱，还是抵抗失败。

催嚏性毒气弹，会让人打喷嚏，流泪，短时间便会致死。但被拉起来的男人，满脸愤恨，布满血丝的双眼怒视着周围，他强忍着打喷嚏和流泪的冲动，紧闭双嘴。

见男人并没有呈现出预期的效果，上级急忙指示安达千代吉拿近些。安达千代吉迫不及待地执行命令，到了距离男人20米的地方。

可等到毒气燃烧一大半，还是没有预期效果。他继续靠近男人，到距离男人10米地方后不久，效果终于呈现。

日军为了安全，已经撤离到较远的地方，他们恶意的期待男人的“表演”。黑色的毒气笼罩着男人，他趴在地上，尽力呼吸，又竭力的咬紧牙关，抑制喷嚏。

脸上因痛苦而扭曲，面色由苍白和土色相互变换，最后，瘫软在地上。

男人并没有如他们所愿“丑态百露”的垂死挣扎，这让在场日军心底很复杂，失望、恼怒、恐惧交织着，但最终男人的倒下，让这些情绪瞬间被压下，只剩下癫狂的、得意的大笑“哈哈，总算完蛋了！”

当毒气散尽，男人竟还没死亡。为了保守毒气的秘密，日军将男人残忍灭口。

安达千代吉如往常一样收拾好装备，做好记录，这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场平平无奇的实验罢了。

回城的路上，他想着自己不到两个月就掌握毒气的知识和相关使用，感叹自己真厉害。

又想到刚才实验效果不佳，便琢磨起如何提升毒气效果，并得出“还是需要继续实验”的结论。

不久，部队改编，他又在其他部队继续担任兽医，还曾主动建议日军部队战斗时使用毒气，以及对部分日军进行毒气使用教育等。

为了更好发挥毒气效果，安达千代吉参与领导日军对中国战俘，利用多种残忍手段进行活体实验。

战争期间，安达千代吉有时会想起：中国战俘实验时，临死前的仇恨、恐惧的目光，好似看到恶魔。

他想：“我怎么可能是恶魔呢？我们大日本文明开化者来拯救他们，来共建大东亚和平的，这群支那人竟敢反抗我大日本皇军！”心中愈发恨中国人，愈加在毒气战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踩着中国军民的血与泪，安达千代吉从军曹一步步升任至少佐，但他的主要职位仍是兽医。

明治维新后，日本摆脱殖民威胁，逐渐富强，为转移国内矛盾，开始确立并实施以中国为核心的武力扩张的“大陆政策”，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一方面，日本举国施行军国主义教育，进行全民族侵略扩张思想教育，储备“人才”。另一方面，着手研究新式武器，其中一战时出现的生化武器，受到日本高层注意并推动研究。

生化武器，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前者常使用致病致死细菌，后者常使用有毒化学气体，如毒瓦斯等。

在一战前，人类历史已经出现使用生化武器的记录。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生物学和化学得到迅速发展，为了避免杀伤力巨大的生化武器应用于战争，国际社会在1899年、1907年通过两次《海牙公约》。

一战时期，德国使用生化武器，夺取大量协约国军民性命。

因而，在战后的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中，均涉及禁止使用并制造化学武器等规定。

以上国际条约，日本均知晓并签署。但它明知故犯、阳奉阴违，自1918年起就暗自进行生化武器研究。

日本高层非常清楚这些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光彩的。但更认为这样威力大、隐蔽性高，又节省资源的武器，对于资源少的日本，在战争中定能发挥巨大作用。

于是，他们对一切与生化武器相关的人员、机构，绝对保密并加以掩饰，即使是很多日本人或一些日本高层都不知晓。

1929年正式建造化学武器工厂，并将其所在地大久野岛，从当时的日本地图上抹去，后被称为“地图上看不到的岛屿”。

1933年成立陆军习志野学校，不仅专门培育化学部队成员和普通部队化学武器教员，更是日本化学战的执行机构。历任校长皆级别高、资历深，学校报告基本就是日本化学战的情况。

陆军习志野学校

此外，执行生化战部队假装为其他目标的部队，如731部队，表面目标是防治疾病、净化饮水，实际上却执行细菌战。

普通部队的执行人员常在军中以医生、兽医等职位作掩饰。这也就是安达千代吉在军队中职位是兽医，职务是毒气教员的原因。

日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总之，发动侵略战争，继续执行“大陆政策”只是时间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次年，占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随后，日军开始秘密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生化武器演习，建立生化武器工厂，并逐步建立多种生化武器部队。

到1937时，化学武器正式列为装备军队的武器。

同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三个月武力威慑和政治威胁逼迫中国投降。

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战役，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在淞沪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取得不错的战果。

随后日军为了减少人员损失，尽快战胜中国，决定扩大生化武器部队的队伍，安达千代吉就是这样成为前线毒气教员的。

淞沪会战中戴着防毒面具的日本士兵

上文曾提到安达千代吉仅不到两个月，就从驻扎在国内的普通士兵，变换成对中国俘虏轻松执行毒气实验的执行人。

为何他有如此快的转换？

一是、深受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它让很多日本人继承传统日本武士精神，拥有自我民族优越感，形成视他国人民为野蛮劣等民族，尤其针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的思想钢印。

二是、对英勇抵抗的中国军民破灭日本速战计策的仇恨与报复。上述两点也是日军残忍对待中国战俘的原因之一。

三是、将中国人“非人化”，视为“圆木”。

四是、多次执行毒气战任务，便“见怪不怪”了。

1938年后，日军多次使用生化武器。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在战场上，控制生化武器使用地域，要求日军部队严格保密，并消除生化战争痕迹。

总之，生化武器对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中国战俘则是遭受最残酷迫害的中国人。

日本以未对中国宣战为由，不以国际战俘公约的规定对待中国战俘。

而且，就算日本对中国宣战了，它都违反国际公约进行生化战，还会对本就视为草芥的中国人遵守国际战俘公约？

日军对待英美等国战俘，好吃好喝，遵守公约。但对待中国战俘，则换一副嘴脸，将他们视为管理负担，绝大多数被肆意屠杀；或是多种残酷折磨后死亡；

或是成为劳工，忍饥挨饿被迫为日本“工作”；或是坚持不住成为“汉奸”后，国人的鄙视和自身的懊悔等。

同时，日军把中国战俘、甚至随意抓捕中国普通百姓作为生化武器的实验体来源。

安达千代吉等生化武器执行人员，不在乎实验体死活，将他们视为“圆木”，进行反人道的残酷实验。

即使实验体在实验中逃脱死亡，实验结束后也会被用各种手段灭口，力图达到“一材多用”。

灭绝人性的日军化身恶魔，疯狂蹂躏着中国人民。终于，在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努力下，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战败！这群罪孽深重的日军必须遭受应有惩罚！

抗战期间，日军作恶多端，战败后，他们想到自己的作为，非常恐惧中国人报复他们，一些人为了回避责任，冥顽不灵，不知悔改或者选择自杀。

但事实上，与日军反人性、反文明的野蛮对待中国战俘不同，国共两党军队，遵守国际公约，用实际行动尊重和保障日本俘虏的人权，对日军战俘采取优待举措。

其中，共产党建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改造日本俘虏的思想，让他们从思想上知道错误，才彻底的不会再次作恶。

进而帮助建立反法西斯战线，化敌为友，使日军俘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盟友，扩大和平力量，达到从内部瓦解敌军，增强中国人民抗战优势。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依然遵守国际法进行处理，它们分别对控制去进行损失调查与索赔，整理日军战犯名单和罪证等，审判并处罚一部分战犯和汉奸，遣返一部分日本俘虏。

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关押在中国的战犯，以及建国初被苏联移送至中国的战犯，一直未正式处理。

但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抗战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政策，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改造，这使少数日本战犯有所悔改。

1954年初，中国正式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

侦讯工作团，据日本战俘思想悔改状态的不同，在保障人权的情况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采取询问、悔罪运动和时事政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使绝大多数日本战犯从思想得到改造。

经过两年多侦讯工作，战犯管理所的很多日本战犯反省自身，人性回归，明了中国事变是战争不是“事变”，认识并悔恨自己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恶魔行径，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如实并主动供述罪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以死谢罪。

1956年，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处理，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方针，依中国法律和国际法，采取审判和免于起诉即行释放的两种方式。

其中，免于起诉即行释放，是肯定战犯在法律上构成战争犯罪的，但按照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等，以及实现中日和平外交原因，予以宽大处理。

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上认罪

同年7月开始执行遣返获释日本战犯。

回到日本的战犯们，很多人进行“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宣传，如公开自身罪行时，表达着对中国受害者的“遗憾”和自身恶行的悔恨等。

但他们较少提及对女性的暴行和毒气战的恶行。

比如安达千代吉在受改造后，在侦讯时期主动供述自己在毒气战的作用，以及虐杀中国俘虏的恶行。

获释回国后，在采访时也只是提及虐杀中国战俘的罪行，基本没有提及毒气战。

不提及对女性的暴行是因为太过罪恶，那后者又是什么原因？

日军在抗战时期使用生化武器，众所周知。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就提及“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释放毒气”。此后中国多次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行。

1942年在国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发表了谴责和警告日本使用毒气的声明，并且在1944年还讨论过执行对日本进行报复性毒气攻击。

日本战败后，为了掩盖生化武器的证据，销毁相关文件，将武器掩埋到土地或者扔到河水中，导致战后3000多无辜的中国人民遭受无妄之灾。

国共双方则积极搜集日本使用生化武器的证据，美国专门也派遣专家团来中国调查，后撰写起诉书准备移交国际法庭。

1946年5月初，为期两年多的东京审判开始。

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解放战争开始。而这次内战自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美国就开始各方面准备。

但在6月初为反共、反苏，获得日本生化武器的人才和资料，以及不影响拥有生化武器的美军行动，时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艾森豪威尔，就通过麦克阿瑟秘密电联首席检察官，要求不追究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责任。最终，检查团如其所愿。

蒋介石则为反共和得到美国支持，竟然默认美国的要求，还对一些罪大恶极日本战犯放纵般的宽大处理。

1949年1月判处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华北地区推动实施“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无罪”！

总之，很多日本战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

一些与生化武器相关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竟然还在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地方任职，活的风生水起，势力颇大。

因此，战后一些日本战犯，进行反战宣传，不敢提及自身更大罪恶，不仅仅出于懊悔罪恶深重，还有民族性格影响，更有被日本国内势力被威胁的因素。

日本人好面子。

实际上，日本高层在1938年3月通过《有关中国事变的国际法律问题》，就恬不知耻的确定好应对国际社会指责的理由。

例如，面对中国政府指责的产生的战斗伤害，“要表明日本并不知为催泪气体所造成”，“要说明使用催泪气体是在理论上的合法性”等。

如果还不行，就宣传中国违反国际法，使用杀伤力巨大的‘达姆’弹，还“污蔑日本使用毒气报复”等。

日本这些颠倒黑白的理由，以及对生化部队的掩盖，恰恰证明它知道使用化学武器是错误的，是可耻的，所以竭力否认历史真相。

这恰如日本政府、一些日本战犯和日本人否认侵华战争的历史一样，毫无羞耻、罔顾事实、死不悔改，坚持认为日本没有对中国宣战，九一八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战争，是“事件”、“事变”；

中日武力冲突，是日本为了防止中国苏联化，共建大东亚和平和共荣圈，迫不得已镇压匪贼；中国战俘更不是“战俘”，是“匪贼”！

当然，一些日本有识之士，尤其是受过改造的日本战犯，直言不讳指出“认罪的基础是对自我行为负责任的态度”，“认罪思想是最为必要的日中友好的原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不能忘记日军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更不能放弃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警惕。我们更要团结奋进，让祖国更加强大，我们没有理由替先辈们原谅他们，永远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