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是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将军。

他在烽火连天中恣意驰骋，从一场场硬仗、恶战中历练出来。

后来杨勇的名字成了日军的噩梦，自平型关到吕梁，三度大捷。

淮海战役之上，他带兵血战，奏响了以少胜多的壮歌。

金城之战，他又一次重创敌军，为抗美援朝画上圆满句号。

而他和同样以勇为称的许世友，同样有着深厚友谊。

许世友当广州军区司令时，上级让杨勇去当政委，杨勇却说：我不想去

广州有许世友就够了

1977年，杨勇在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坐了多年之后，突然接到奉命回京开会的通知。

杨勇到京后，中央竟有了一番新的任命安排。

在中央的决定之下，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调至中央重要岗位，将杨勇调往南方，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兼省委第一书记。

叶剑英元帅亲自与他详谈，言及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哨，位置重要至极，必须由得力之人担纲。

然而，杨勇却出人意料地摇头，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长期在新疆，对于地方工作的细节并非驾轻就熟，而广东之地，又有香港、澳门的繁复问题，一旦处理不妥，恐怕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对杨勇的态度颇为尊重，询问他心中的所想。

杨勇不迟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杨勇表示,除了北京军区和总部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继续留在新疆不动也行。

倘若可以的话，杨勇想去往福州军区。

原因何在呢？

因为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刚好空缺，且福建温暖的气候，对他调理那些旧患疾病无疑有帮助的。

当汪东兴第二次与他谈及此事，问道为什么想去福州的时候，杨勇更是坦诚的说：

我若是去了福州，那便是恰好的事情，谁的位子也占不到，我又何必到总部去占据他人的位置呢？

而且当时广州不是还有许世友在的嘛，广州有他一个人就够了，我再去了不就成了画蛇添足，何苦浪费人才呢？

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正是许世友。

杨勇与许世友是在革命岁月中结下的友谊，他们二人可是老朋友、老战友了，这使他更不愿前往广州添乱。

许世友和杨勇关系是很好的。

1976年11月，那时还在驻守新疆军区杨勇突然决定南下疗养。

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说，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

倘若天公作美，他想在南方的温暖气候中舒缓些许。

赴广州之时，正逢岁末。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比杨勇年长七八岁，便以东道主的身份，热情邀请杨勇一家赴宴。

许世友见到杨勇那步履蹒跚，依靠拐杖而行的模样，竟开玩笑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

两人相视一笑，久违的欢声笑语，顿时消解了严肃气氛。

饭桌上，许世友的待客之道独树一帜，极尽豪爽之能事。

他的家常菜，用洗脸盆般大小的盘子盛装，一大盘油亮的煎蛋，还有热气腾腾的小虾和肉片，盘子一个接一个，满桌都是他自己钟爱的家乡菜。

他请客，不重在菜，重在喝酒，喝起酒来，神仙都会被他醉倒。

这酒席上的豪爽，倒也恰似许世友的性格，直爽而又不拘小节。

可惜，杨勇已因过敏性肠炎，不能与酒为伴。

许世友也知道他这位老朋友的身体，便单枪匹马，自斟自饮。

尽管如此，中央军委并未采纳杨勇的南下意愿，决定让他入总参工作，而原定的福州军区之位，另有安排。

1977年8月25日，一纸公告，杨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随后的九月，他又被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的重责大任。

终生之志，勇猛无双

杨勇原名其实是叫做杨世峻，是后来听了中共地下党员陈世乔讲解“勇”字的含义之后决定改名的。

为激励自己成为一名为国为民的勇士，他改名“杨勇”。

未曾想，这一改名，竟成终身之志。

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的洵口，红三军团四十师十四团与敌人激烈相遇。

在那片狭窄的地带，真正的勇者才能显英雄本色。

团政治处主任杨勇，毫不犹豫地带领着战士们冲锋陷阵。

正当火热的战斗进行时，一颗子弹突然从他的头顶穿过，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面颊与颈部。

然而，这样的伤痛对于杨勇来说，仿佛只是激发了他更大的战斗勇气，他毫不理会伤痛，继续带领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

战后，他因此英勇表现，获得了彭老总的赞扬，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而他的头顶，也留下了一道约两公分的永久痕迹，成为他英勇的印记。

长征期间，面对蒋介石设下的重重封锁，湘江成为了红军的一道生死关卡。

杨勇那时已是红四十师十团的政委，肩负着保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的重任。

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误导下，红军不慎陷入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杨勇眼看着一位位战友倒下，包括团长沈述清和代理团长杜中美。

战火中，杨勇的眼中充满了决绝。

当一块炮弹碎片击中他的右大腿时，他几乎未做片刻停顿，咬紧牙关，猛地将弹片从伤口中拔出，高声呼喊着为团长复仇的誓言，激励着战士们打破重围。

那场战役中，湘江的水被染红了，而杨勇的腿上，也镌刻下了一块深刻的“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杨勇经历了一场几乎改变其命运的土城战斗。

土城战斗战斗是一场血战。

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的要冲，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所有有利地形，形势险峻至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周、朱三位领袖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气氛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杨勇再次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与决断。

不顾敌人火力的密集覆盖，他率先带领队伍冲锋。

战斗中，一颗子弹横贯其右腮进入，从唇部痛苦地钻出，当场夺去了他六颗牙齿。

疼痛难忍，血流如注，杨勇的嘴巴因伤无法发声指挥，他唯有用颤抖的手握笔，血迹斑斑的纸上挥毫下达命令。

土城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局势危在旦夕。

在军委的紧急命令下，部队停止正面攻击，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西渡赤水，以寻求战略上的突破。

而杨勇脸上留下的那个由子弹造成的凹陷，成为他战争岁月永久的记忆，直到三十余年后，才做了手术将那伤疤填平。

不久之后，在平型关大战中，杨勇再次负伤。

这一次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政委的他，在与日军为争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激战中，毫不畏惧地冲在最前。

在残酷的白刃战中，杨勇身先士卒，与敌军展开近身搏斗。

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他的左臂肘部与左肩先后被敌人的子弹贯穿，血肉模糊。

在那刹那，杨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但他的眼中更多的是坚定与不退。

有勇有谋，名副其实

杨勇其实不仅仅只有“勇”，若杨勇无“谋”，却不足以称其为真正的军事将领。

真正的他是大智配大勇，相得益彰，才造就了那个名副其实的杨勇。

吕梁三捷，便是杨勇指挥智谋的绝佳体现。

1938年的九月，日军一○八旅团长山口少将带领部队进驻了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邻近的汾阳城内积聚了大量的弹药与粮食，准备用于未来的军事行动。

这无疑为杨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次偶然的侦察，杨勇带领部队在汾离公路上勘察地形时，锐眼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阻击点，恰恰那里设有一座敌军碉堡，极为坚固。

杨勇立即面临了一个战术难题：若提前动手拔除碉堡，必然会惊动敌人，导致计划流产；若待战斗激烈时再行动，又会造成己方大量伤亡。

经过一番思考，他果断决定将打击碉堡与发起阻击战同时进行，两者互为支撑，以达最佳效果。

没过几天，得到情报敌人车队即将动向，杨勇立即命令部队做好埋伏准备。

果不其然，一队满载敌兵和军需物资的二十辆汽车毫无戒备地驶入伏击圈。

在杨勇的一声令下，迫击炮连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将碉堡炸飞天外，接着士兵们如洪水般涌出，发起猛烈的冲锋，当场将200多名日军除三名投降外，尽数歼灭。

几日后，日军仍不甘心失败，再次冒险运输，派出百余名兵力试图探测我方实力。

杨勇洞察敌人意图，先是放过了一车试探性的粮食运输车，以诱使敌人放松警惕。

果然，敌人次日大举出动，派出两百多名士兵押送十八车物资，结果再次落入杨勇精心布置的伏击圈中，一举被全歼。

当日军在吕梁地区吃了两次败仗后，不得不在公路重点地段加强防备，部署了重兵严防死守。

但这对于杨勇来说，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

杨勇决定冒险一试，改变以往的直接冲突战术，选择在敌人视为安全的王家池地区悄然潜伏，准备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伏击。

正当日军的辎重车队、炮车以及步兵部队在其他险要地段提心吊胆地通过时，却未料到，在最不可能的王家池，他们将面临一场致命的伏击。

就在王家池，突如其来的猛烈火力再次让日军措手不及。

这一次，又有300余名日军士兵成了战场上的亡魂。

如此三次精心布置的伏击战，共计歼灭了千余名敌人，包括声名狼藉的山口少将也命丧此役。

吕梁三捷因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一段佳话，广为传颂。

杨勇在其军事生涯中，不乏此类以智取胜的战例。

朝鲜相见，金城战役

硝烟翻滚的革命战争岁月中，许世友和杨勇虽然战火纷飞，交集却寥寥无几，他们各自驰骋在战争的不同前线。

忙于指挥、忙于奔波，是当时常有的事，而彼此的交流，自然也是少之又少。

不过就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连天之地，他们二人再次有了交集。

1950年6月，当朝鲜半岛的内战激化至顶点，美国带着所谓联合国的旗帜跨洋干预，战火一路逼近鸭绿江，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了保家卫国的决策。

许世友那时还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初未跻身于首批赴朝的部队行列。

直到1953年3月，毛主席召回陈赓回国，许世友这才接到命令，奔赴朝鲜，接替成为志愿军三兵团的司令员。

1953年4月，当许世友踏足朝鲜的通洞里，受到了三兵团军以上干部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会上，他豪气的说，他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打不败美帝国主义，决不回来见主席。

可许世友的朝鲜之行在一开始就未能如其初愿那般铁血展现。

他刚刚走马上任，便遇到了战场局势的巨变。

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启动，持续了半年之久的战斗暂时转向了谈判桌。

这位战场上的猛将，一时竟无战可打，转而以狩猎作为消遣。

据当年的战地记者 张友林回忆 ：“他（许世友）每天早 上五点半起床，随后就带着两只大猎 狗去打猎。他有一支德国造的双管猎 枪，经常会打一些野兔、野鸡之类的 野味给战士们改善伙食……”

在1953年的6月，双方就长期僵持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了某种共识。

然而正当双方勉力营造和谈氛围之际，南朝鲜的李承晚在美国的默许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就地释放”，企图将我方被俘人员强行纳入其军队，并嚣张说要独自北进统一朝鲜半岛。

这挑衅行为激化了已然紧张的局势，也迫使志愿军总部必须采取行动，打击李承晚的嚣张气焰，并加速朝鲜战场的和平进程。

于是志愿军总部果断决定发起金城反击战。

这场战役的重担落在了杨勇指挥的二十兵团身上，而其他各兵团则协同作战。

金城以南地带，因敌人重兵把守且阵地坚固，构筑了大量难以攻克的防御工事，成为一处易守难攻的要塞。

面对这样的挑战，杨勇毅然决定动用五个军和一千余门各类火炮，发起一场空前规模的阵地攻坚战。

当这一作战计划出炉时，内部的意见却是一片担忧。

连一向以用兵大胆著称的许世友也忍不住出言提醒：“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批准了这一大胆的计划，并派遣了许世友、杜义德等著名将领前往二十兵团司令部，为杨勇加油打气。

久别重逢，许世友更是激动地抱起杨勇，高高举起，转了一大圈才放下。

1953年7月13日夜，金城战役如期爆发。

志愿军千炮齐发，短短半小时内就向南朝鲜军阵地倾泻了两千吨炮弹，粉碎了敌军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防线。

这一役，志愿军共歼灭敌军五万余人，收复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失地，最终迫使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下了名字。

当全线停火的消息传来，许世友还给杨勇打了一个电话：“怎么，要停了？我还想摸摸李承晚的骨头有多硬呢！”

在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许世友与杨勇，两位身经百战的猛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斗志昂扬。

他们俩在战火与硝烟中，足迹遍布南北战场，无数次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共同见证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胜利。

建国之后，这两位战场上的猛士转身成了国家的栋梁，成为了新中国安定固国的屏障，未曾放慢脚步。

参考资料：

鏖战沙场百战而归

--杨勇上将的戎马生涯

陈挽峰

名垂军史的一代战将许世友

何立波

《百战将星 杨勇》

作者: 舒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