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9月毛主席病逝后,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衷心拥护“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叶帅在军内威望过人,在党内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得到叶帅的支持,就相当于是几乎整个人民军队的支持,这在特殊时段,对华主席是非常重要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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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关集团却并不消停,通过中央会议、宣传口径、串联地方等多种手段,加紧阴谋活动。如此背景下,要以雷霆手段稳定党和国家形势,仅仅有叶帅支持还不足够。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别是什么态度,非常关键。1976年9月16日,华主席亲自主持会议,点名让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五位同志参会。这都是华国锋预期内,有可能会积极支持中央行动的高级干部,团结和争取多数人,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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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是老同志,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非常高;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政委,作用不言而喻;陈锡联是开国上将,此时正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还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权突出;纪登奎和陈永贵,早期资历不深,都是六、七十年代得到毛主席提拔的干部,同样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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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华主席召集几人开会,针对性很强,参加会议人员有限,在国务院会议厅进行。会议过程中,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请大家谈自己的看法:那“四个人”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就很担忧,该如何解决?这是个敏感、却不能回避的议题。但华国锋刚一提出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接话了:这几人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该区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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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在现场的这个答复,十分微妙。倒不是说纪副总理有什么问题,而是在场之人对彼此意见没有“交底”的情况下,纪登奎公开这么一讲,其他人都只好暂时按下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太好表态了。华主席本想通过这次会议,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争取最大程度的支持,碍于这个具体情况,只好改变沟通方式。所以9月16日,没有就该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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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收获还是有的。华国锋作为国务院总理,终于将这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代表着中央的态度。参会几人的心理,还是明显有所触动。另外华主席本人也意识到,单独沟通才是更好的方式,这个问题不太适合在公开的会议上讨论,以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在第二天,也就是76年9月17日,相关集团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了两个尖锐而别有用心的要求:一是毛主席手稿的处理方式;二是毛远新的工作内容和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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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叶帅、汪东兴坚决反对那几人的提法,其他参加过9月16日会议的同志,也提出了异议,最终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不能不说,这跟前一天的会议影响有不小的关联,至少许多政治局委员已经做到心中有数,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令华、叶首长感到欣慰,此后的计划和措施更加合理有效,最终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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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纪登奎同志,为什么要在16日的会议上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纪登奎对那四个人,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如他所言不好“一概而论”;二是纪登奎思虑较深,认为没有事先逐个沟通的情况下,不宜在公开场合讨论重要而敏感的事项,容易出现纰漏,后果难料。但不管怎样,纪登奎16日的表现,对于他本人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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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那番表态,使得华主席、叶帅无法对纪登奎的立场和意见做出准确判断。出于高度谨慎,这样关键而危险的行动,纪登奎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列入核心组织者、或参与者之列了。10月6日抓捕相关团伙前,纪登奎作为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不知情,他在第一时间没能做出什么贡献,这多少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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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都是行动的关键人物;尤其李先念和吴德,在几个重要节点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因为分管领域和自身特点的原因,10月6日当天虽没被安排核心任务,但始终无条件支持华国锋同志,他的热情很高,立场是坚定的。值得一提的是,纪登奎在9月16日会议后,并未向任何人泄露会议内容,人品同样端正可靠。纪登奎于1980年辞去了主要领导职务,八年后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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