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被撤职审查，直到1982年才有正式结论：他被认定为“两案”从犯，但免予起诉、开除党籍并退出现役。丁盛在1976年8月与上海造反派头目有过牵连，延安饭店的一场面谈之后，丁盛再也难以洗刷嫌疑。1982年后，丁盛夫妇被安置在江西南昌的一处干休所居住。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丁盛，不久后突发心脏病，昏倒在南昌街头，经过及时救治恢复了意识。老将军醒来后嚎啕大哭，认为自己已到晚年，最要紧的是恢复声誉、特别是党籍，为此他开始寻求帮助。但社会形势刚刚稳定下来，丁盛的案件在军内无人不知，哪个老战友肯不避忌讳地帮他申诉呢？几乎所有人都避而远之。

丁盛向组织解释：76年会见马天水等人，是为帮助廖汉生同志安排上海住院事宜，出于礼貌在当地短暂接待了他们，但自己并未有任何越界言行。然而延安饭店的那次会面过程，没有其他人能够给丁盛作证，马天水、徐景贤他们早在审查初期就供出了丁盛，说丁盛让上海造反派“防备60军，早做准备”。所以丁盛本人的辩解缺少证据支撑，组织上难以采信。

为了证明清白，丁盛甚至写信联系当事人之一徐景贤，希望他能澄清当年在延安饭店的事情，帮助自己平反。将军的想法有些过于简单：徐景贤被关押多年后能获得自由，也是非常艰难的，要让他自己推翻之前的供词，岂不是又会陷入风波、结果难料？事实上在丁盛几次去信之后，徐景贤不光没有答应帮他作证，甚至连一封回信都没有写，显然他已经不想再牵扯到敏感事件中了。

1982年丁盛申诉时，只有一位开国元帅，很仗义地为他讲了好话，还专门批了张条子，安排相关部门尽快落实。这位元帅就是“厚道人”聂荣臻。聂帅是丁盛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工作时的老上司，彼此有交情；丁盛进京寻求帮助，很重要的一个拜访对象就是聂帅。当然，这并不是说聂荣臻会念着私人情分，不管真相如何就去帮丁盛的忙，老帅一向是公私分明的。

聂荣臻非常了解丁盛，但七十年代丁盛被查前后，聂帅远在北京，无法对事情给予评价。在给总政治部的批条中，聂荣臻指出：丁盛战争年代能力强、战功高，尤其对印反击战时有贡献，应当依据政策给予适当照顾，并认真调查相关经过。条子批得很严谨，聂帅虽然要求“照顾”丁盛的生活，却没有给他打包票，老帅的言行还是很公道负责的。结果在一番运作后，丁盛的生活补贴确实有了提高，并且被给予正师级干部医疗待遇，这跟聂荣臻的“关照”有很大关系。

不过丁盛的党籍和名誉，始终没有恢复。这个案件太敏感，六、七十年代受到相关集团打击迫害的干部众多，并且丁盛当年身处高位时，不太擅长维护上下级关系，有意无意地得罪了一些人，导致“出事”后个人处境非常艰难。那聂帅为又什么愿意管这件事，并且一定程度上帮到了丁盛呢？

一方面是老战友的感情在那里，聂荣臻向来爱惜下属，尤其是对待老晋察冀的同志，他不愿看到丁盛晚年如此落魄；另一方面，八十年代还健在的开国元帅已经不多，同时聂荣臻还是德高望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做法自然有其道理，老帅批示“适当照顾丁盛”，党内军内也没什么人敢指摘。

丁盛晚年的生活待遇好了很多：先是被安排到条件更好的南京居住，后来又在广州分到了固定住房。丁盛在1973年之前，曾担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那里老四野的人很多，丁盛有归属感。他本人十分喜欢在广州生活，感觉就像回到了军政生涯的高光时刻。另外，他也有更多时间和自由去各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河山，并见到了许多昔日下属。

跟顾虑较多的高级干部们不同，下级官兵对丁盛的态度还是十分敬重的。有些同志甚至主动向丁盛敬军礼，热情称呼他为“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一切就跟从前一样，这令丁盛感动得老泪纵横。1999年10月丁盛病逝后，有数百人自发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画圈摆满灵堂。一生功过应当由历史来评定，但在战争年代，战将丁盛的贡献确实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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