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的民主国家也不敢保证它们的工业潜力能像1918年那样得到充分释放，生产出大量先进的进攻型武器。20世纪20年代应该是享受最终和平红利的时代，而不应该重整军备，将同样一群欧洲国家再次拖入无休止的战争，蒙受更多牺牲。1939年11月，入侵波兰两个月后，德国空军首脑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嘲笑正在柏林工作的美国新闻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如果我们按你们的速度生产飞机，那我们就太弱了。我是认真的。你们的飞机是很好，但产量不够高。”

戈林的判断通常都错得离谱，但这个错误至少反映出德国人认为盟国已经丧失了威慑力量。这种能力不仅基于物质实力，还取决于外在表现和公认的使用它的意愿。即使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国、英国、美国的飞机总产量早在1939年就超过了意大利和德国。

英国已经试飞了早期型号的“斯特林”（1939年5月首飞）和“汉德利·佩奇”（1939年10月首飞）两款四引擎轰炸机原型机，美国则正在生产早期型号的B-17轰炸机（早在1937年就交付使用）。这些飞机飞行速度慢，有时也不可靠（尤其是英国飞机），但它们为盟国提供了使用重型轰炸机的早期经验，而且很快就出现了改进的全新型号。

更重要的是，甚至在美国参战前，盟国飞机制造厂便已准备好与德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设计相抗衡，乃至超越。后来，患有妄想症的戈林亲口否认盟军的战斗机护航编队能够抵达德国领空，其实盟国空军进入德国已是常态，有时还会被击落在第三帝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