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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冬天，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刘涌在被告席上静静坐着，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命运。这一天，他身穿囚服，脚镣叮当作响，但整个人异常平静。

监狱中的气氛沉重而紧张，仿佛每个角落都充斥着命运的低语。这是刘涌最后一次与外界接触，在这一刻，他请求了最后的宽慰——两支烟和一小瓶白酒。

他的妻子在监狱的会见室里默默站着，眼中含着泪水，手里紧握着那最后的一块钱。她轻轻地靠近，将那枚硬币塞入刘涌沉重的脚镣中，这枚一元钱，又隐藏着怎样的意义呢？

刘涌的早期行径

刘涌最初的商业实践并不算特别成功，他管理的小店面常常陷入收入不稳定的困境。在应对供应商和其他小商人的日常竞争时，他开始发现，传统的和谐商业谈判方式往往不如一些较为直接且具威胁性的手段来得有效。

一开始，他只是试探性地使用一些威吓的语言去警告竞争对手，比如故意在对方店面附近徘徊，用尖锐的目光盯着进出的顾客，或者在交易高峰期，派遣几个身材魁梧的朋友在竞争对手的店前散发负面传单，这些手段虽简单，但效果却出奇地好。

随着时间的推进，刘涌的行为变得更加大胆和冒险。他开始聘请当地的一些小混混，给他们一些报酬，让他们去竞争对手的店铺中制造小规模的混乱，比如故意打翻物品，或在店内大声争吵，以此来破坏对方的商业环境。这些行径虽然在法律上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但由于警力不足和执法宽松，这类事件往往不了了之。

刘涌的这种行为模式逐渐在地下世界中建立了他的“硬汉”形象。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自己的生意，也开始插手其他行业的纠纷解决，特别是那些需要通过强硬手段来快速解决问题的场合。

他的手段包括直接向对方施加物理威胁，例如派遣手下去砸店、破坏财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竞争对手进行身体攻击，以此来确保他们在未来的商业活动中能够保持沉默或退出竞争。

随着刘涌商业势力的扩张，他开始将触角伸向更多盈利丰厚的行业，如酒店和连锁店。这些新的商业活动为他带来了更大的盈利空间，也使他的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

刘涌不仅仅满足于在地下世界中的小范围施展，而是将自己的商业版图扩大到了公众视野中较为合法的经营活动。

在开展这些新业务的过程中，刘涌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以暴力和威胁著称的手段。相反，他开始将这些手段融入到新的商业模式中，如通过威胁竞争对手或操纵供应链来确保他的酒店和连锁店能够在市场中占据优势。

此外，刘涌还涉嫌私刻公章，以此来伪造各种官方文件和合同，这些行为使他能够在商业交易中获得不正当的优势。

随着资金的不断积累，刘涌开始使用金钱来收买人心，以稳固和扩大他的影响力。他雇佣了一批忠诚的手下，并通过提供高于市场的薪酬，使他们为自己所用。

这些手下不仅在他的企业中担任关键角色，还在必要时对抗法律和竞争对手。耍刀子的场面虽少了，但这些手下在处理日常运营中的纠纷时，依然不惜使用暴力。

警方对刘涌的关注也在随着他商业活动的扩展而加强。各种关于他的非法行为的报告不断被送到警方手中，从暴力威胁到经济犯罪，这些行为构成了对他的全面调查的基础。

警方开始密切监视他的每一步行动，试图找到突破口，以便将他绳之以法。与此同时，刘涌的商业帝国在表面的繁荣背后，警方的严密监视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1989年的某个夜晚，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迅速升级成为一场暴力事件。那天晚上，在一个当地的社交场合上，刘涌的妻子偶然与一名知名地方歌手交谈了几句。这场简短的交流在刘涌看来，却被误解为了某种不当的接近。

事后不久，刘涌在酒精和愤怒的驱使下，决定对这位歌手采取行动。他聚集了一群常与他一同出入的手下，这些人都是在地下世界有着各种经验的硬汉。他们乘坐几辆车辆，在歌手即将离开演出场地时对他进行了堵截。

这群人没有任何警告地挥舞着棍棒和铁管，对那位歌手发起了攻击。歌手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措手不及，他试图逃跑，但很快就被抓住并遭受了一顿毒打。场面极其混乱，歌手的尖叫声和求助声充斥着夜空，引起了周围人群的恐慌和围观。

随着2000年全国“扫黑除恶”运动的加强，刘涌的非法活动逐渐成为国家安全机关关注的重点。

长期以来，他通过恐吓、暴力和非法经济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和不良影响力，此时已成为扫黑除恶运动中的一个关键目标。

警方在全面收集刘涌及其团伙犯罪活动的证据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他们监控了刘涌的通讯记录，调查了他的财务流水，甚至秘密潜入其组织内部，以收集直接证据。警方还与其他地方和国家机关协调，以确保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刘涌及其团伙的非法行为。

在几个月的紧密监视和准备后，警方确定了2000年7月1日作为行动日。这一天被选择是因为它具有象征意义——新的世纪的开始，象征着法治和正义的新时代。此次行动不仅要捕捉刘涌，还旨在一举摧毁他的犯罪网络。

行动当天，警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精心协调。晚上8点整，多支警力同时对刘涌在城市中的多个关键地点实施了突袭。

这些地点包括他的住所、办公室以及他常去的几个娱乐场所。每个团队都由精心挑选的警务人员组成，他们穿戴全套防暴装备，准备应对可能的抵抗。

刘涌的住所被首先突袭。警方在进入前，使用了催泪瓦斯以减少潜在的对抗。突入时，他们发现刘涌和几名手下正在家中，警方迅速控制了现场，并将所有人带离进行审问。同时，其他团队也成功地在各自的目标地点控制了情况，抓捕了多名团伙成员。

在刘涌的办公室，警方发现了大量的财务文件和未经授权的武器，这些都成为了进一步证明其犯罪行为的直接证据。通过这些证据，警方能够揭示刘涌团伙的经济活动背后隐藏的非法交易和洗钱行为。

在2000年被捕之后，刘涌面对的是一系列严重的指控，涉及暴力、非法经营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等多项罪名。明白自己可能面临的严厉刑罚，刘涌迅速采取行动，聘请了多名国内顶级的刑事律师，希望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较轻的刑罚。

这些律师团队立即开始了密集的法律斗争，他们详细研究案件文件，寻找法律程序中的漏洞，准备在法庭上对抗控方的证据。他们提交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包括证据质疑、程序异议等，试图推翻部分指控或争取法律上的宽免。

随着案件的进展，刘涌被多次带到法庭上接受审理。在审讯过程中，律师团队尽力展示刘涌的合作态度，并试图减轻其罪行的严重性，比如强调刘涌对社会的贡献、慈善活动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们甚至试图描绘刘涌是如何被环境和情势所迫，无奈之下才走上犯罪道路。

然而，由于案件本身的严重性以及刘涌罪行的残暴，法院对这些辩护并不买账。经过长时间的审理，2003年法院最终裁定刘涌的罪行不可饶恕，改判为死刑。这个决定在法庭上宣读时，标志着刘涌所有努力的终结，也预示了他命运的终结。

在最后的日子里，刘涌在监狱中度过，监狱方面安排了他与家人的最后会面。在这次短暂的相聚中，刘涌显得异常平静，他的面容虽显颓废，但整个人似乎已经接受了即将到来的命运。在会见中，刘涌向家人请求了两支烟和一小瓶酒，这是他最后的小小心愿。

在与家人的告别中，刘涌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用简单的话语和他们告别，仿佛已经和这个世界和解。他还特意让妻子在他的脚镣上塞了一块钱，这是他的一种迷信做法，按照传统，这块钱是为了支付给阎王爷的过路费，象征着他对自己罪行的认知以及对死后命运的忧虑。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刘涌被带到刑场执行死刑。执行过程中，他保持沉默，平静地接受了法律的最终裁决。

参考资料：[1]徐庆波.关于铲除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思考(上)[J].辽宁警专学报,2004,6(2):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