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政权时期，法兰西王国的社会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等级或社会阶层: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些阶级及其伴随的权力动态，起源于中世纪的封建三位一体的社会秩序，是编织王国的结构。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前两个等级比第三等级享有更大程度的特权，尽管第三等级代表了法国人口的90%以上，并且支付了几乎所有的税收。第三等级本身分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即无套裤汉。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阶层与王室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开始，社会阶级问题一直是整个大革命的主要主题。
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终崩溃，欧洲由此产生的真空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兴起，这是一种依靠土地所有权或封地作为权力来源的等级制度。到公元900年，大约80%的欧洲可耕地由领主及其家族统治，他们通过世袭要求或军事力量获得所有权。这个地主统治阶级，被称为贵族或贵族，将统治农奴，农奴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以换取军事保护。这些农奴通常被束缚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中世纪的教会对这两个团体都有影响力，神职人员来自另外两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主教和上层神职人员来自贵族，而大多数下层教区神职人员来自农民家庭。
许多11世纪和12世纪的思想家认为这是人类自然的等级制度;那些祈祷的人理应享有特权和影响力，成为社区灵魂的保护者，而那些战斗的人则理应享有统治阶级的地位，提供稳定和保护。劳动农奴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纳税，完成了这个相互依赖的封建三角的最后一面。
这种三位一体的顺序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较富裕的平民，如熟练的工匠和商人，以及在城市工作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离群群体扩大到包括金融家、企业家、非专业人士和律师，这些富裕的人和那些仍然过着农奴生活的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而神职人员的一个子群体，市民，或资产阶级，最终形成了。
到1789年，即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三个等级仍然构成了法国社会的结构。除了被称为“王国第一绅士”的国王之外，每个法国人都被组织成三个等级中的一个。根据法国历史数据调查，1789年法国的2700万人中，属于第一等级的人不超过10万人，而属于第二等级的人大约有40万人。这使得绝大多数人，大约2650万人，属于第三等级。
在法国旧政权时期，第一阶级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特权。由于国王声称他的权威来自于神授的统治权，教会就与国王和政府的职能紧密相连。高卢教会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遍及全国。自从1685年南特敕令被废除后，法国人就自动被认为是天主教徒，所有的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都保存在教区牧师手中。几乎整个法国的教育系统都由教会控制;它还垄断了穷人救济和医院供应。教会还保留了对任何合法印刷品进行审查的权力。由法国高卢教会保证的天主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天主教的圣礼，国王的臣民就没有合法的存在;他的孩子被认为是私生子，没有继承权”。直到大革命前的几年，法国新教徒才终于开始看到他们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承认。
法国神职人员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机构，创建了一个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监督教会的利益。这样一个代表整个阶层的议会在当时是第一阶层所独有的，它为神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法庭。这种组织形式使教会能够抵抗政府限制其财政自由的每一次尝试，因此，神职人员不必向国家缴纳任何税款。相反，教会定期以免费捐赠的形式向国王赠送一定数量的钱，有时还代表国家借钱，并承担利息费用。
第一等级从自己的土地上征收十分之一，这在法国北部非常广泛。总的来说，教会拥有的土地约占王国所有领土的十分之一。此外，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分会也是一些村庄的领主，收取庄园税。
第二等级也享有许多特权。有些特权纯粹是出于尊敬，比如贵族佩剑的权利，而其他特权则更有用，比如免除贵族的基本直接税。这种豁免的理由是贵族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王国，缴纳了所谓的"血税"因此不需要交税。然而，与神职人员不同的是，贵族并没有免除所有的税收，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他们被要求缴纳人头税和“二十税”，后者要求神职人员以外的每个法国臣民缴纳全部净收入的5%。但列斐伏尔认为，即使是这些纳税义务，也被贵族的特权冲淡了，没有构成太大的财政负担。
在旧制度下，贵族仍然是统治阶级，尽管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他们的一些影响力和权力已经被削弱。1789年，贵族个人控制了王国五分之一的领土，并从中收取封建会费。贵族被认为天生就有统治的权利，他们占据了所有高级行政部长，所有高级军官，以及几乎整个国王内阁.
然而，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许多旧贵族的统治阶级成员发现自己渐渐远离权力。在一个权力取决于与国王的亲近程度的社会里，对于那些想要获得高位的人来说，在凡尔赛宫的宫廷里保持存在变得很重要，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此外，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一波新的贵族，因为富有的资产阶级购买了腐败的官职，使他们的持有者变得高贵，并将他们的女儿嫁给贵族家庭。一半的贵族并不比普通中产阶级富裕，许多人更穷。一些旧贵族，被称为剑的贵族，开始嫉妒新的，富有的，管理阶层的贵族，被称为长袍贵族，他们认为这些贵族不过是跳起来的资产阶级平民。
为了保护剑术贵族的前景，法国政府在1781年通过了ssamgur条例，禁止任何不能追溯至少四代贵族血统的人签约成为军官。由于从军是获得声望和尊重的普遍途径，这引起了第三等级上层的愤怒。与此同时，旧贵族开始从崛起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启示，一些人开始涉足商业，购买工业股份，授予其财产的采矿特许权，或从事房地产投机。
与描述第三封建秩序的“劳动者”这个整齐包装的术语不同，法国波旁王朝的第三等级是一个混乱的集合，从王国最富有的非贵族到最贫穷的乞丐。它代表了90%以上的人口，但上层阶级的经历与底层阶级的经历大不相同。第一个小群体包括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产阶级，而第二个小群体指的是工人阶级和失业者。在大革命期间，后者被称为无套裤者，这个名字表明他们的贫穷，因为只有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穿套裤，时髦的丝绸及膝马裤。
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断壮大的阶级。到1789年，大约有200万人属于这一类，比半个世纪前增加了一倍多。他们控制了国家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大多数工业和商业资本，几乎占法国全部私人财富的五分之一，以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相当一部分政府股票，都为资产阶级所有。最富有的资产阶级过着奢侈的生活，与贵族的生活方式相差不大。当时，中产阶级家庭希望通过穿丝绸衣服、喝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咖啡、用印花和墙纸装饰自己的家来爬上社会阶梯，这是一种时尚。根据学者威廉·道尔的研究，主要是资产阶级资本在巴黎和波尔多建造剧院，就像资产阶级资助报纸、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一样。
达到这一地位被视为许多资产阶级家庭的目标，他们往往会停滞在这个舒适的中产阶级社会阶层。然而，并非所有资产阶级家庭都满足于停留在中产阶级的地位，对于那些有钱的人来说，更高的抱负确实是可以实现的。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随着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政府出售了大约7万个公职，总价值达9亿里弗尔。这些贪赃的官职有些是贵族的，有些是世袭的，但它们都能极大地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18世纪，有一万多名资产阶级通过购买贵族官职而成为贵族。
当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时，穷人却越来越穷。农民占法国人口的80%，其中许多人住在农村。贫困和失业在这个群体中猖獗;即使在经济最好的时候，估计也有800万人失业，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200 - 300万。法国快速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整个世纪，工资一直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增长了两倍。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袭击法国的一连串不幸的歉收也造成了农民的经济困境，他们的经济安全与收成的成功直接相关。在此之前，工人阶级已经承担了大部分的税收。
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到1789年，有60万人居住在巴黎，导致盗窃、乞讨、走私和卖淫在城市中兴起，因为没有足够的非技术工作可供选择。许多没有经验的人没有希望进入技术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往往组织严密。家庭佣人的工作尤其受欢迎，因为这个职业通常有住所、食物和衣服，尽管这些职位的受欢迎程度使得它们非常难以找到。
无套裤汉被富裕的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下层阶级的乞讨和卖淫是他们道德败坏的表现。修道院减少了发放给穷人的面包救济，理由是这种救济鼓励闲散，而医院和贫民院收到的资金也开始减少。
三级会议是由三个等级组成的立法和协商会议。虽然三级会议本身没有真正的权力，可以由国王随意召集或解散，但三级会议通过向国王提出申诉和请愿，并就财政问题向国王提供建议，让各阶层的声音得到倾听。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首次召集三级会议，直到1614年，三级会议断断续续地召开，此后175年没有召开，这段时间与波旁王朝国王推动权力集中和绝对君主制的时期相吻合。
在没有三级会议的情况下，地产并不完全受国王支配。第一阶层有自己的议会，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贵族和资产阶级则依靠13个法国高等法院，它们是监督各省的上诉法院。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立法权，但这些法院确实有办法检查和削弱王权。一项皇家法令在其管辖范围内生效之前，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确认，他们也有权对某些他们认为不利的法令提出抗议。国王可以通过颁布司法诏书来规避这一规定，该诏书要求他的法令不经议会批准而生效，但在18世纪，议会宣布该权力是非法的，只要国王试图使用它，就会暂停法院的所有职能。因此，在王室和最高法院达成某种妥协之前，该法令将无法执行。
议会尤其反对金融改革。在保护纳税人的借口下，他们停止了任何限制贵族和富裕资产阶级金融特权的改革。1770年，法国总理莫波试图彻底摧毁议会，以实现一些财政改革。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当路易十六在1774年登基时，他恢复了议会的权力，莫波被解雇了。
1788年，金融危机席卷法国，路易十六被迫宣布，三级会议将于次年召开，讨论税制改革。这一声明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尤其是在宣布每个阶层将由相同数量的代表代表之后，就像他们在1614年的会议上一样。当第三等级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而要求双重代表时，它得到了这一让步。然而，这最终并不重要，因为宣布每个阶层只获得一次集体投票，这意味着第三阶层的578名代表的一次投票将与其他两个阶层相同。
这使得讨论从金融改革转向了社会权力的不平衡。1789年1月，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几个月前，修道院院长西耶出版了一本名为《什么是第三等级?》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认为第三等级是唯一合法的等级，因为它几乎构成了法国的全部人口，并支付了大部分的税收。因此，第一和第二等级是累赘，应该废除。西伊的小册子在三级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里非常受欢迎，它帮助人们把话题转向了法国猖獗的不平等问题。
这三个等级虽然组成了一个国家，但在特权和权力方面却截然不同。这种差异成为1789年三级会议讨论的焦点，并成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