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我是红星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民兵小分队的。前几天，你们矿上有个人在我们公社和生产大队，散布了一些反革命的谣言。现在我奉命要把此人带到我们公社进行审查。这是我的介绍信，请您给予配合。”来人说完后把介绍信递给了矿上“矿山造反指挥部”负责人。

上面的这个片段，发生在50多年前的那个动荡的年代。

1958年，我父亲在一所煤炭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座新开掘建井的煤矿担任技术员，后来任该矿安全检查组副组长（如同当今的煤矿安监部门）。1968年，社会形势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也越来越动乱。所有人员都要被一些组织强迫划分为这派或那派，煤矿企业也不例外。当年，在我们这个地方成立了有“大联合”和“造反派”两个组织。我父亲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矿上的大联合的组织。在这里，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两个派别的性质。

“大联合”，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群众组织、团体停止一切武斗，联合起来稳定形势。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各派群众组织逐步实行大联合。

“造反派”，既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词汇，也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词汇。它既是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的特定称谓。“造反派”是与“大联合”相对而言的，它的存在与消亡是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连的。

由于两派的尖锐斗争和大串联运动，煤矿上的正常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影响，甚至于到了全面停产闹“革命”的窘境。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提出来，不管怎么活动，怎么闹，煤矿井上井下的安全工作，绝不能松懈和和麻痹，要时刻牢牢的抓在手上，那可关系到工人兄弟们的生命安全问题。父亲的这段言论，被他同组的一名造反派的成员听到了，他立刻马不停蹄的向他们的那个组织，添油加醋的进行了汇报。

一天下午，父亲就被矿上的“造反派司令部”的人员带走了，“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给带上了“白砖道路”的帽子。

母亲听说后，当天晚上安顿好我们兄妹，她连夜步行向30多里以外的我三舅家赶去。因为我三舅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里任副主任，还兼任人民武装民兵小分队队长，母亲赶过去找他商量怎么办？三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二天早晨背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小分队民兵，左臂上还带着“某某战斗队”的红袖章，骑着“大金鹿”牌的自行车，向煤矿风驰电掣的奔去。

当天，我三舅就把我父亲从矿上的“造反派”指挥部接了出来。用自行车载着我父亲，一路狂奔的向他们公社驶去。我三舅把我父亲安顿在他在公社机关院里的宿舍里住下，并一再嘱咐我父亲，没有事情千万不要外出。

半个多月之后，我三舅打探到矿上的风声已过。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的斗争方向了。我三舅还是骑着那辆自行车，背着那支冲锋枪，佩戴着“战斗”的袖章，把我父亲送到矿上。并向那伙人说：“这位同志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我们那里给办了半个多月的学习班，思想提高的很快，现在我们把他给送回来了。”

我三舅的这一招才使得我父亲脱离了虎口，免遭一场接着一场屈辱的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