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收到一份署名“卡朋蒂埃”的十万美元捐款，还附带了一封信。信上说：
“五十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省出钱来的，这笔钱随信附上，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利......”
卡朋蒂埃为什么一定要求用“丁龙”的名义来命名讲座，丁龙是何许人？
丁龙，原名马万昌，后改名马进隆，1857年生于广东台山，会简单的读写。
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正赶上中国内忧外患之时。那时候边疆战事频繁，日、俄等国虎视眈眈，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地委曲求全。国内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此时的美国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农业、钢铁、石油等产业高度发达，国力蒸蒸日上。尤其是70年代中期，美国建设太平洋铁路，全长3000多公里，穿越整个北美大陆。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耗费人力也相当浩大，于是很多华人就被卖往国外做劳工。
18岁的马进隆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英文名字Deag Long，于是大家叫他丁龙。
开始的时候，他在修建铁路的劳工队伍中做工。后来因美国富商卡朋蒂埃参与了铁路建设，机缘巧合，他又成了卡朋蒂埃的随从。
最初，他是在卡朋蒂埃的工厂里做事，因为他为人实在，做事勤恳，赢得了卡朋蒂埃的信任。就让他到家中做了一个仆人，负责做饭和打理日常事务。
卡朋蒂埃，是美国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生于纽约北部的一个小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旧金山开业当律师。在1849年美国加州的淘金热中，他淘得第一桶金。于是，他创办了加州银行，并任总裁。
他还开发了一片海滩上，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全新的城市。他在城市中创办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并自任市长。后来，他把城市交还给了政府，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奥克兰市。
卡朋蒂埃生性聪明，思维敏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但他的脾气却很坏，性情粗暴，经常无端发火。
有一天，他喝多了酒，在酒劲的催动下，他又开始大发雷霆。他打跑了所有的仆人，还对丁龙说，你被解聘了，赶紧离开。
第三天，他酒醒后，看到空荡荡的房间，想到自己昨天的行为，很是后悔。他想没有人会给自己做早饭，也没人为自己打扫房间，大家都离他而去了。
就在他懊恼郁闷的时候，突然看到丁龙端着盘子平静地走进来，盘子里是热气腾腾的早餐。
他很诧异，说：“你怎么没走？”
丁龙淡定地说：“虽然你的脾气确实很坏，但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好人。而且，我们中国古代有位圣人曾说过，‘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既然在您这里做事，当然要尽忠职守，不能随意离开。”
卡朋蒂埃第一次知道，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还有一个名叫孔子的古圣先贤，这让他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好奇，对中国人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丁龙，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孔孟思想的精髓却了然于心。尽管卡朋蒂埃与丁龙从出身、经历、社会地位、性格等各方面都千差万别，但丁龙的那种宽厚和朴实，却让他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敬重和欣赏。
从此以后，卡朋蒂埃不再把丁龙当成一个仆人，而将他升为自己的私人管家，管理自己家中的大小事宜，对他非常信赖。
丁龙的身份也开始不断的变化。1890年，在美国的统计报告中，丁龙是卡朋蒂埃在曼哈顿住所中的一员，被称为“华人帮佣”。到1900年，他就成了卡朋蒂埃的一个伙伴，地位明显就不同了。
统计报告中身份的差别，显示了他与卡朋蒂埃之间关系的不同。他们在一点点的彼此靠近，彼此信任，可见此时的他们已经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因为丁龙的缘故，卡朋蒂埃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带着丁龙一起到中国做生意。他那独有的商业眼光，让他的生意十分兴荣，获得了可观的利益。
卡朋蒂埃对丁龙十分尊重，他们一起从中国返美的时候，他给丁龙定了头等舱。这引起了船上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有人提出抗议，要求这个中国人换到仆人们乘坐的下等舱中。
卡朋蒂埃拒绝让丁龙离开，他站在船舱中大声对那些抗议的人说，这个中国人不是仆人，而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他则是这个中国人的秘书。
大家听到他的话，开始的时候都将信将疑，但看到他对丁龙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马上就都相信了。于是不再为此争执，再看丁龙时，则带了一种敬畏的表情。
卡朋蒂埃曾多次到中国的广东，并向广州岭南学校医学院捐款二万五千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岭南学校校园内所建的一座建筑，后改名为卡朋蒂埃堂。
因为丁龙，卡朋蒂埃对中国没有通常美国人的那种偏见。1918年2月3日的《锡拉丘兹先驱报》曾报道说：“卡朋蒂埃将军在中国待了多年，......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怀着对中国的深深敬仰，并热衷于谴责高加索人的缺点，赞美东方人的优点。”
图 | 卡朋蒂埃
卡朋蒂埃或许有着太多的缺点，但他却是一位慧眼识珠的人，能够看透人心，知道谁是真正忠贞之人。也正是因为卡朋蒂埃的赏识和信任，丁龙在美国才能安稳而幸福地度过了很多年。
丁龙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不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在他想要退休的时候，卡朋蒂埃问他：“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着我，想要得到什么回报呢？”
丁龙摇摇头，他什么也不需要。但卡朋蒂埃总想为这个忠心耿耿跟随自己这么多年的老仆人做些什么，就再三追问。丁龙无奈，只好将心中的想法说出。
他的想法出乎卡朋蒂埃意料，他既不想要什么财富，也不要身份地位，他只想将自己一生积攒下来的钱捐给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在那里能建立一个汉学系。
他的钱不算太多，总共只有1.2万美元，那都是他省吃俭用，一分一毫积攒下来的。这对于建立一个系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丁龙，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国人，远离祖国若干年，但心却永远留在中国。
从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一波又一波的排华浪潮，让他深为自己的祖国痛惜。大家只看到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却看不到中华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和优良传统。
他认为，只有让美国和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才能让他们发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中国历史的悠久，中国人才能在国际上挺起脊梁。而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在美国知名大学里建立汉学系，传播汉文化。
卡朋蒂埃对他的想法虽然意外，但却全力支持。
他马上给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寄去支票，支票后面附着一张纸条，是丁龙写给校长的话，丁龙的话很简单，“先生，我在此寄上1.2万美元，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一个中国人。”
捐钱，一般都是学校求之不得的，但这份捐款却意外地被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丁龙的捐款是有条件的，定向用于建立汉学系。但这些钱对于建立一个系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当时的美国等级森严，排华之风盛行，堂堂一个名牌大学，怎肯接受一个身份卑微的华工的捐助。
这让卡朋蒂埃没有想到，但他并不灰心，他决心一定要帮丁龙实现这个愿望。于是，他为此积极奔走，多方呼吁。终于在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丁龙的捐赠。
卡朋蒂埃自己也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10万美元，后又多次追加，追加的款项达到27.5万美元，全部用于建立哥大汉学系。
清政府听到丁龙捐款建立汉学系的消息后，慈禧太后也捐赠了5000余册吐属，价值约合7000美元；李鸿章和当时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也都先后捐赠了钱物。
图 | 慈禧捐献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哥伦比亚大学曾希望用卡朋蒂埃的名字，或者以李鸿章、伍廷芳甚至用中国皇家来命名这个讲座，都被卡朋蒂埃拒绝了，他坚持用丁龙的名字。并且他还威胁学校说，如果不用丁龙来命名，他将撤回所有的捐赠。
他看到哥大校长对命名的犹豫，就直截了当地去了一封信，信上写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他还高度赞扬了丁龙，说：“丁龙和苏格拉底一类的人相似，可能是一个异教徒，但他的人格极为完美，既忠实且勇敢、既温和又警醒，既仁厚又有信义，他每天的事做得都很好，他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位典型人物。他固然是一个儒教徒，同时他具有佛教的信仰，又具有清教徒的操守，更有基督教徒的品格。”
是卡朋蒂埃，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记住了这个名字——丁龙。他是丁龙真正的朋友，他也希望丁龙能一直陪在他身边。
但是，随着排华运动的愈演愈烈，丁龙在美国再也待不下去了。1905年，他回到了中国。
对于他的离开，卡朋蒂埃很是伤心，几个月后，他在《哥伦比亚季刊》上发表了一段文字：
“他本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家，为家人提供教育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任何值得或适合的原因，他被剥夺了在此定居的权利，并被当地的居民动用特权而驱逐——这个特权，是如此不值钱，常常在对付蜂拥而入的流浪者、来自南欧和西亚的杀人犯，以及非洲的难民时使用。”
不管卡朋蒂埃多么难过，对当局多么愤怒，丁龙都不得不离开了他。回到中国后的丁龙，一如既往地低调朴实，很快淹没在人潮人海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他从未来过。
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有贡献的人，他在100年后被人们重新认识，重新追寻，重新崇敬，也重新记住。
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保罗曾说过：“Dean Lung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将军，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仅仅是众多美国第一代华人移民中的一个，他捐出来的是钱，但更重要的是贡献了他的视野和理想。我们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在当今这充满冲突与对抗的世界里，建立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和对话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并嘉奖这样一种视野，同时重新认识并嘉奖这样的个人，肯定他的贡献，让世人知道并记住Dean Lung的名字。”
文 | 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