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元旦前后，陈香梅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前来北京访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让陈香梅坐在第一贵宾的位置上，让同来的美国参议员史蒂文斯坐在第二位置上，并风趣地说：“陈香梅坐第一，史蒂文斯先生坐第二。因为参议员在美国有100个，而陈香梅，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
邓小平的话让陈香梅非常感动，双眸不由微微湿润，透过薄薄的水汽，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岁月......
1925年6月23日，陈香梅呱呱坠地。但她的到来，并未给父亲带来任何喜悦，反而因又是一个女儿，让父亲失望万分，甚至不想多看她一眼。
陈香梅的父亲名叫陈应荣，虽然也是官宦世家，曾经留洋海外，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却让他对儿子情有独钟。无奈，天不遂人愿，接连两胎都是女儿，让他感到十分沮丧。对这个刚刚出生的二女儿，他实在爱不起来。
就这样，陈香梅在父亲的冷淡中悄悄长大。她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总有一天父亲会回头看看自己，对她展露父亲的慈爱。
可是，她错了，父亲并没有因为她的纯真可爱而给予她一丝温暖，依然执着地做着生个儿子的梦。
有一年，陈香梅得了一场重病，多日卧床不起。母亲廖香词四处奔波，多方寻找大夫为她诊治，可都不见效。就在母亲一筹莫展的时候，父亲却说，何必费心找人医治，找个人家送走算了。
廖香词听了很是生气，愤怒地指责他对女儿太不负责任。而陈应荣则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要抱着这个“赔钱”的女儿不放手，还不如放弃她，努力再生一个儿子。
他们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让本来昏昏沉沉的陈香梅也听到了，她伤心极了，也失望极了。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得到那种深沉的父爱，她就像一个单亲家庭中生长的孩子，孤独、阴郁。
那时，屋外阳光明媚，而她的心里却是大雨滂沱。
幸好，她还有疼爱她的母亲、外祖父母。她的母亲懂英、法、意等多国语言，音乐和绘画造诣也很高，外祖父则是外交官出身，外祖母也是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小姐。他们让她学会了坚强、自立，勇于抗争。
母亲廖香词和父亲陈应荣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本就没有多少感情基础。而在陈香梅之后，母亲又接连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的出生，让这段本就没有感情的婚姻走向了名存实亡。
那时，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中华大地烽烟四起，“北平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外祖父为安全着想，送她们母女七人去了香港，陈香梅和妹妹们就读于香港教会学校。
在香港，廖香词依然每日郁郁寡欢，陈应荣则借着外交官的身份，常年居住在旧金山，很少回家，这个家里阴沉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正是因为内心的抑郁，让廖香词患上了子宫癌。
没有丈夫的陪同，廖香词只能在两个大女儿的陪同下前去住院治疗，那时陈香梅只有13岁。这正是小女儿撒娇的年纪，她却过早的承担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医生问及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她们无言以对，只能以驻外使臣不能随意回国搪塞过去。
在母亲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没有爱人的支撑，只能将几个更小的女儿托付给两个大女儿，陈香梅和姐姐陈静怡。从此，她们稚嫩的肩膀上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这是一种悲伤，也是一种成长。就在那一瞬间，陈香梅感到自己长大了，也感到了生命之脆弱，幸福之短暂，责任之重大。
虽然她们寄居香港，没有了曾经的豪华生活，但有父亲不时寄来的生活费，生活还算安稳平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那也是难得的幸福了。
然而，这种平静没能维持多久。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香港也被纳入了日军侵略的目标。
那一天，震耳的炮击声打破了凌晨的宁静，楼房在爆炸声中战栗着，仿佛随时就会倒塌。圣保禄女中的孩子们惊慌失措的喊起来，人潮蜂拥而下，陈香梅紧紧拉着妹妹们顺着人流向防空洞跑去。
冬日的香港是寒冷的，而且防空洞内空气潮湿，让人感觉更加阴冷。陈香梅把本来打算给妹妹们御寒的毛衣贡献出来，几个女孩子挤在一起，彼此温暖着。
时不时烟尘就会从天花板上飘落，顶上的灯也晃得厉害，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大家心里紧张极了。修女们只能手握念珠，一遍一遍地祈祷，对圣母玛利亚的呼唤成了她们唯一的希望。
没几日，曾经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就变成了一个荒凉萧瑟的废都。街上的店铺几乎全部关门歇业，再不复往日繁华。
日本占领香港后，通讯渐渐恢复，但此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岛，大批的人开始逃离香港。陈香梅姐妹也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拿到了离港证，开启了人生中又一次艰苦的旅程。这一年，她仅仅十六岁。
她们从香港到澳门，再转到广州。这一路上，陈香梅真正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穷和困苦。书上的男耕女织，诗情画意，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她看到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农人，一家人挤在残破不堪的茅草房中，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或许从那时开始，陈香梅的爱国主义热情就被激发了出来。这就是自己的国人，真正最底层、最真实的生活，她不由得落下泪来。
让她们不知道的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前面等候着这个本就多灾多难的小姑娘。
那是在前往桂林的路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蔓延在逃难的人群中，很多人就此倒下，再没能站起来。陈香梅自认为是姐妹中身体最好的，就自愿担当起后勤工作。每次都是她外出寻觅食物，虽然她已经十分注重清洁了，但还是不小心染上了病菌。
她的步伐开始变得迟钝，思路也不再像往日清晰。敏感的姐姐发现了问题，当即做出停下来休息的决定。但陈香梅怕耽误了同伴们的行程，没有同意。可是病痛却没有因她的坚强而放弃她，除了流行的疟疾，她还患上了痢疾。
激烈的腹痛让她无法站起来，原本红润的脸颊也变得苍白，姐妹们围着她，泪水在眼中打着转。同行的人中有一个男同学，主动提出去镇上找郎中。虽然不想麻烦别人，但此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把身上的积蓄都交给了他，托他购买中药。
还好上天眷顾，她吃过药后，慢慢恢复了一些。几日后，她可以下地活动了。她又一次在生死边缘徘徊了一次，让她更加对生命产生了敬畏之情。
到桂林后，她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此时又收到了父亲转托朋友，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传递过来的信。她们并没有见到陈纳德本人，是他的副官带来了父亲的信件及生活费。陈香梅也不会知道，从此，自己将和这个名叫陈纳德的美国人牵绊一生。
1944年，陈香梅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一员，也成为了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她做过一场陈纳德的专访。但他们依然没有过多交集，仿佛只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
而真正让他们相爱，却是在上海的一次偶然采访。
战后陈纳德回到了美国，陈香梅也从昆明调到了上海。一次，陈香梅在外出采访时，意外地发现，她的采访对象竟然是到中国组建中美合作航空公司的陈纳德。那一次的重逢，不知是何原因，他们突然有说不完的话，好似多年的老友。
缘分就是这么神奇，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彼此吸引，成就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跨国恋情。他们的爱情无关金钱，无关利益，纯粹的一种对英雄的崇拜，对漂亮而独立的女子的敬佩，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相互吸引。
1947年，他们在陈纳德的寓所，上海虹桥美华新村的别墅举行了婚礼。婚后，她卸去记者的职务，到陈纳德旗下的航空公司任职。新中国成立后，随陈纳德的民航公司撤离大陆，迁居台湾。
在1958年陈纳德病逝后，陈香梅就被民航公司新老板冷酷地赶了出来。那是陈纳德的心血，是陈纳德将它从一个小公司，一点一点地做成如今几万人的企业。可陈纳德尸骨未寒，他的遗孀就遭此待遇，的确让人心寒。
但陈香梅不知道的是，那个倾注了陈纳德毕生心血的民航公司，早在几年前，迫于美国当局的压力，拱手让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只是他不想让陈香梅担心，从未提起。
就在大家替陈香梅鸣不平的时候，陈香梅则毅然决然地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台湾，独闯美国，前往华盛顿开始另一番生活。
美国看似民主，其实种族歧视相当严重，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永远无法享受白人女郎的福利待遇，陈香梅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也绝非易事。
而此时，她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她的气质风姿让人垂涎，于是就有想入非非的人开始借出版书籍、担任秘书等名头，希望能将她“金屋藏娇”。
但他们都低估了她对陈陈纳德的感情，也低估了这个女人的坚韧。况且，过早成熟的她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们的伎俩根本无法让她迷失自己。
几经周折，她终于在美国乔治亚城大学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她为了提高英文水平，特意选修了一门公共演讲的课程。让她没想到的是，演讲竟成了她今后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她曾以个人经历和中国问题为题，在全美巡回演讲，业余时间，则用来写作。
虽然，她已经可以为自己、为女儿建立一个温暖的小窝，可是那因为肤色不同带来的歧视，依然会给她带来很多尴尬。就像最普通的车位，因为她是黄皮肤，本来应该属于她的车位，却被她的白人副手占据。
正在这时，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开始了。美国的两大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派人来游说陈香梅，希望她能够到他们的阵营，为他们党派效力。
陈香梅并不想参与党派之争，就随口说，哪个党派能帮我解决车位问题，我就加入哪个党派。共和党听到后，马上对她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很快将车位还给了她。顺理成章，陈香梅就成了支持共和党的一员。
她开始参与共和党的工作，帮助尼克松参加当年的竞选。当然，初入政坛的她，不可能一下子就参与核心政治事务，只是参与一些具体的操作性事务，比如安排选民参加竞选、演讲等。但这对于她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虽然尼克松最后落败，但却让人看到了她在政治活动中的魅力和能力，为她走上政途打开了一扇大门。
作为民主党人的肯尼迪上任后，给陈香梅发出了邀请，陈香梅出席了他的就职晚宴，正式踏入了政坛的最中心。随后，肯尼迪又邀请她到白宫上班，她成为了第一个走入白宫的华裔女性。
在肯尼迪的委任下，她出任美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帮助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们，还有那些过早被生活压力抹去了天真的孩童。看着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们，她被深深地触痛了。
作为一个华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美国立足了，于是，她有了更大的目标。她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在美国扬眉吐气，她主张中国人不应该再做洗衣工了，而且应该走出中国城，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发展。
无论她的愿望是否能实现，她都成了在世界各地华人的榜样，一个不畏艰难、无惧风雨、逆流而上的坚强女人。
之后，她在尼克松政府中任共和党行政委员和财务副主席；里根政府中任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布什政府中的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美国内政部环保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有八位美国总统都将她视为自己的坐上嘉宾。
她虽然身在美国，但感情依然紧紧系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时的通信不发达，她就通过报纸新闻来关注中国的情况，她还经常与国内的舅舅廖承志书信往来，更多的了解当时的中国现状。而正是这种关注，让她成为了中美之间交流的使者。
因为白宫想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仅仅通过外交是无法实现的，而陈香梅则成了他们更全面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陈香梅也借此机会，穿针引线，为中美的交流努力。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等事件中，她都曾做过积极贡献，她因此被称为“中美民间大使”。
她说过：“只要中国人能扬眉吐气，我愿已足。”
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中，她从未放弃过写作。1962年春天，她的倾力之作《一千个春天》在纽约出版。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她的种种经历，特别是她与陈纳德那段旷世奇缘的爱情，让人为之动容。
一时间，洛阳纸贵，大家争相传阅。甚至有好莱坞的导演上门洽谈，想要将此拍成电影，她没有同意。
她已不再是一个被父亲视为赔钱货的平凡女子，而是一个集美貌智慧甚至有些神秘的传奇女人。
文 | 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