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李爱芳

文/老刘（为使文章读起来更流畅，加入了部分虚构情节）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删

我叫李爱芳，1958年生于四川达县，在家中排老三。过了一个寒酸的春节后，我实在受不了了，便央求在大竹县挖煤的幺爸带我去挖煤。

这活虽然辛苦，也很危险，但确实能挣钱。家里给大哥、二哥娶亲已经花完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到我这里，只能自己想办法。

父母不想让我去，前两年大队就有人挖煤死在了井下，爸妈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家里条件太艰苦了，根本找不到其他挣钱的道。

幺爸拍着胸脯，跟我父母保证，一定会保我安全。父母拗不过我，只能忍痛让我跟幺爸一起下煤矿。

下了井我才知道，这活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每天十多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每次下工就像死狗一样瘫软无力。但青年人的倔强，让我不愿意叫苦叫累。

幺爸总逗我，“芳娃子，咋样？这活还吃得消不？你原来白白净净的，现在就像个黑猴子一样。再干几年，以后恐怕连媳妇也说不上了！”

听到“芳娃子”这个称呼，我很恼怒。当年生我的时候，爷爷给我取的名字叫李爱方。谁曾想，父母去上户口的时候，写成了李爱芳。从小到大，我没少因为这名字被取笑。

1976年7月，矿井塌方，死了10多个工友。当时我和三叔在工棚休息，躲过了一劫。一时间，矿上的工人都有些人心惶惶。

父亲知道消息后，连夜赶到大竹，一定要将我带回去。哪怕挣不到钱，人也不能就这样被埋在地底下，我为期半年的矿工生涯结束了。

回家后，我跟着父亲、大哥二哥去修水渠。当了大半年的矿工，我的身体开始抽条了，个子也从原来的一米六五窜到了一米七。一同干活的乡邻，都夸我干活是把好手。父亲很高兴，但我却不以为然，能干活有什么用，又挣不着钱。

当年12月份，我们在工地休息时，我看到了公社的武装部长带着一个解放军来了。看到那一身威武的军装，我羡慕极了。武装部长拍了两下手，示意大家听他讲话。

“大家听我说，这位是新疆来的赵干事，这次过来到我们公社招兵，大家积极参加哈！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有什么不清楚的，赵干事人在这儿，大家尽管问就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全场沸腾了，哄闹闹的跟菜市场一样。问题也是千奇百怪，有人问年龄身高限制，有人问文化水平要求，还有问结婚了能不能去当兵的。赵干事旁边也是围满了人，我都挤不进去。

好容易等到人群稍微散了一点，我也凑到跟前，跟赵干事说了自己的情况。赵干事看我年龄小个子高，身体挺壮实，冬天干活都是穿的单衣，又得知我初中毕业，他便悄悄跟我说，只要体检和政审过关，当兵肯定没问题。

我一听大喜过望，政审我最不用担心，而且当时去煤矿也进行过体检，身体肯定没问题。等赵干事一行人走了，父亲一把揪住我，问道：“你想去当兵？”

我喜滋滋的说道：“当然啊！你没看赵干事，穿的那一身多气派，而且我听说部队上伙食挺好，隔三差五都能吃上肉。万一，我提干了，以后你和我妈就等着享福吧！”

父亲听到我这样说，气不打一处来，重重给了我一记，骂道：“你这样的还能提干？你真要去了就好好干，不要给家里丢人。出去了也好，老家待着也不是个事。”

回家后跟母亲说了此事后，她又开始抹眼泪，但也没有强留，只是说让我多保重。我看屋里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便忍不住说道：“我还没报名呢，万一没选上，你说这些话就白说了。再加上，我又不是去上战场，哪有那么大的危险。”

12月17日，我去报了名，随后参加体检也是一遍过。政审、家访环节走完，公社通知我去领入伍通知书。我拿了通知书后，便去了县里领了衣服。回来时，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将衣服换上了。路上收获了不少的注目礼，心里十分得意。

在家待了三天，我们就要县城火车站旁边的中学操场集合。我们每个人穿着军装，胸前还别着大红花，大队也派出了拖拉机，让我们站在车斗里，接受围观群众的祝贺和表扬。

操场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就差鞭炮齐鸣了，乌泱泱的好几百人。其中新兵有一百五十多号，其他都是看热闹的群众。县里武装部领导发表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话，就开始按照花名册点名。

要点到“李爱芳”时，武装部领导感觉这是个女名，就侧过头去问旁边的人，是不是写错了。只可惜，他问话的声音经过喇叭传遍了整个操场。旁边的人确认无误后，他接着点名“李爱芳”。

“到！”我实在不想应答，但又不能不回答。听到全场的哄堂大笑，我也尴尬到不敢抬头。点名完毕，我们便坐上了闷罐车，往各自的部队进发。

坐了四天五夜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又坐运兵的卡车到了吐鲁番的新兵连。刚到连队，我们就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一顿饭吃得大家是肚皮溜圆，纷纷感叹就凭这伙食，也得在部队好好待着。

当时新兵连的战友们主要来自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因为到了陌生的环境，大家还是与各自的老乡走得比较近。连队为了让大家尽快认识熟悉，就将新兵全部打散重编。

班里有一个陕西安康的战友，叫赵振国，他当时刚好22岁，是我们班里年纪最大的。入伍前他就在生产队当队长，所以自然而然就被任命为班长。

我年纪最小，加上性格比较活泼，在班里的人缘很好，很喜欢和战友们开玩笑。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家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但班长觉得我们这些小年轻嘻嘻哈哈的不成样子，就经常沉着脸训斥我们。我对此有些不忿，总觉得他是假正经，当了个班长就真拿自己当干部了。

久而久之，他也知道了我对他不服气，但他倒是没有明显针对我，给我穿小鞋。就是每次点到我名时，总是声音很大，这让我很是不爽，但也无能为力。

三个月训练结束后，便开始分连队，不想我们俩竟然进了同一个连队。刚开始我们都在炊事班打杂，不过他被分到去养猪，天天和牲畜打交道，而我分到的活就体面多了，主要负责洗菜、切菜，蒸馒头。

我心里有些窃喜，便偷偷给他起了个“猪司令”的外号。其实部队是严禁给战友起绰号的，特别是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但我仗着自己年纪小，战友们也都比较包容，不和我计较。

久而久之，他的这个外号竟然传遍了整个连队。我心里有些慌，生怕被他告到领导那里，那我肯定得挨处罚，就这样在忐忑中等待了一段时间，竟然啥事没有，我也就慢慢放下了心。

谁曾想，赵振国养猪真是把好手，当年他当生产队队长的时候，还跟着大队的兽医学过两手。他养的猪不但膘肥体壮，而且还从不生病。其他连队都有听说，养的猪生病拉稀，但在我们连，这些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1977年春节前搞会餐，连长当着全连战士的面，表扬了赵振国。连长称赞他养猪有一套，让他将方法和心得总结一下，到时候作为成果向营部汇报。底下掌声雷动，我还是有些不服气，但也夹杂了一些佩服。

过完春节，赵振国就成为了我们这批新兵中，第一波被派往团部司训大队培训的学员。这让我羡慕极了，毕竟来汽车团当兵，谁不想学会开车后，驾驶着汽车驰骋在边疆广袤的大地上啊。

赵振国去培训了半年，考试门门优秀，结业后就直接拿到了驾驶证，等到我9月份去参加培训时，他都已经分到了车，成为了正式的驾驶员。

到了司训大队，我也是铆足了劲想要一步到位，直接拿到驾驶证，自己不能比赵振国差太多。在实训方面我的表现很优秀，也得到了教练的普遍认可，但在理论方面，我就差得太多了。

我那个时候上初中完全就是混出来的，一天无心上课，看书就跟要我命一样，汽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我而言，就跟听天书一样。

结果可想而知，培训完毕我也只拿到了个实习证。虽然当时有一半人都拿的是实习证，但我还是很失落。

回到连队后我便去了八班，排里安排八班的班长来带我，我只有在下一次考核中合格，才能拿到正式驾照。赵振国此时在七班干的是风生水起，已经出了好多趟长途任务了。

我很羡慕他能够有自己的车随便开，而我却只能是跟在班长后面“蹭”车开。其实我的驾驶技术还行，但理论水平差得有点远，但班长也只是高小毕业，他只不过是入伍时间早，当时理论考的很简单，在这方面他也帮不上我太大的忙。

六个月后，我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可惜我这次还是没考过，依然是理论知识不合格。我心里很慌，因为我还想在部队多待些年，但如果拿不到驾照，我想要超期服役根本不可能。

我去问了一些考试通过的战友，向他们取经，但是收效甚微。这时候一个战友指点我，让我去请教赵振国。当时赵振国在理论考试时竟然考了满分，许多没考过的战友后来都向他请教。

听完战友的话，我内心很是矛盾。我不太想去求他，毕竟当时我给他起了“猪司令”的外号传遍全连，赵振国肯定也知道，虽然他没去告发我，但心里肯定也很不爽。

但如果我再考不过，留在部队的机会将越发渺茫，我还梦想着成为真正的汽车兵呢？就这样纠结了几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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