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考虑一个问题：
作为浙江市舶司总管的杨金水，上面有嘉靖帝和吕芳保着他，中间严党和清流们也不敢得罪他，下面郑泌昌、何茂才生怕对他有牵连，在这种强大的背景之下，杨金水是怎样把自己折腾到“作死”的边缘呢？
对于观众读者来说，杨金水是个八面玲珑，政治嗅觉极高的人物。除此以外，用吕芳的话说，他这个干儿子：
“坏起来比谁都坏，可好起来是比谁都好。”
按理来说，已经在浙江呆了四年的杨金水，只要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不出错便是有功，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可杨金水怎么最后就沦为不得不装疯的境地呢？
你觉得杨金水到底败在了谁手里？海瑞还是赵贞吉？
其实都不是，因为根本轮不到他们俩，赵贞吉只是一味的甩锅自保，海瑞不过是给别人当了几回工具而已。
杨金水的失败，实际上是败给了他自己，败给了他的贪念，败给了他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急着往上爬想要看懂《大明王朝》，首先你要先明白一个问题：在整部剧中，大多数不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物的反常行为，其实都是为了“急着往上爬”。
这五个字，最开始是吕芳送给冯保的。冯保为了“急着往上爬”，腊月二十九打死了周云逸，次年的正月十五又抢着去报祥瑞，最后如果不是因为吕芳的保全，恐怕也难有什么好下场。
其实“急着往上爬”的人并不止冯保一个，只不过大多数人我们都没有看出来罢了。从严党推行“改稻为桑”开始，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当成了绝好的机会，都把推行“改稻为桑”当成了自己往上爬的翘板。
第一个急着表现自己的是杭州知府马宁远，没错，这个人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专门的分析过。
作为胡宗宪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在“改稻为桑”的政策推行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忙着站队，不是站在胡宗宪这一边，而是站在自己的顶头上司郑泌昌、何茂才这一边。目的，当然是借着这次机会，想要登上“严党”的这艘大船，从而平步青云。
郑泌昌、何茂才就自不必说了，当然也是在“急着往上爬”，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一一细数。
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杨金水所有反常行为的背后，同样是也为了“急着往上爬”。
往哪儿爬，当然是往司礼监的位置上爬。作为嘉靖帝小金库的掌管者，他在浙江织造局已经呆了四年，而嘉靖帝却是常年都缺钱，所以他在这个位置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安逸。
所以，他也要借这次机会爬上去。
杨金水在太监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这个“高”不是因为市舶司总管的职位，因为论职位他比司礼监差着不是一个档次，甚至连失势之前的冯保都比不上。
之所以说杨金水的地位“高”，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他是吕芳的干儿子，是心腹；第二，他掌握着嘉靖帝的小金库，是嘉靖帝在江南的钱袋子。
嘉靖四十年一开始，朝局就已经陷入旋涡之中，主要的原因就是缺钱。国库缺钱，以至于连全国官员的俸禄都发不下去，连地方的灾情都没有钱赈济，连胡宗宪在东南抗倭的军费都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大明朝自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怨气，这股怨气是要杀人的，是随时都会爆发的。
所以从这一年开始，倒严在嘉靖帝的心里已经提上了日程，因为他需要在关键时候，把严氏父子拉出来当替罪羊，从而保全自己的“圣名”。
但问题是，国库没有钱，大内同样也没有钱，这些都要靠严党去办，朝局还得靠严嵩顶在前面。
这是嘉靖帝的两难之处，所以整部《大明王朝》，嘉靖帝做出的很多决策，实际上都是在为“倒严”做铺垫。但同时，他又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保证严党不提前倒下。
对于这些严嵩看得也很清楚，所以他一手抓钱袋子，一手抓枪杆子，就是为了延长严党的寿命。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鼓捣出了一个“改稻为桑”的策略，目的就是为了让嘉靖帝在经济上更离不开自己。
而“改稻为桑”想要变成钱，最终还是要通过浙江织造局，因为海外的生意是织造局在谈，而把生丝织成丝绸也是织造局在干，所以这件事情就和杨金水有了联系。
按理来说，织造局的任务只是负责谈生意以及织丝绸，如果“改稻为桑”失败了导致生丝不够，没有办法织出杨金水所谈成的五十万匹丝绸的订单，这时自然有推动“改稻为桑”的官员们去背黑锅，牵涉不到浙江织造局。
但是因为杨金水“急着往上爬”，他想促成这次“改稻为桑”，从而完成他五十万匹的海外丝绸贸易，所以他就搅和到了这趟浑水当中。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改稻为桑”成功以后，他就可以取代严党掌握嘉靖帝的钱袋子，让嘉靖帝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严党，这是一份天大的功劳！
有了这份天大的功劳，他就可以离开浙江回北京，或许出任宫里某一局、某一司的总管，或许直接进入司礼监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想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他却把事情想得有些简单了。
走错三步棋原本，杨金水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
毕竟，事情是严嵩主导的，又有嘉靖帝的支持，而且在浙江推行这件事情的官员清一色的都是“严党”成员。
理论上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改稻为桑”是不可能不成的。
结果，自从他掺和到这件事情里面以来，接连有三件事情让他失算，让事情越发变得不可收拾。
按照严嵩最初的建议，“改稻为桑”既然是国策，那么自然应该由内阁和地方政府推行，实际上一开始也就是这么干的。
最开始的时候，是由政府出面号召稻农改种桑苗，但问题是，这个事情在浙江开始执行的时候已经是四月，稻农们的稻苗已经都插到地里了。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个时候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让稻农留出自己的口粮，每一户稻农都拿出少部分地改种桑苗，如果杭州府的土地不够用，则把范围扩展到整个浙江诸府县。
第二，如果非要在杭州一府强制推行，那么官府至少要准备好足够的粮食，以借贷兼补偿的方式分给改种桑田的稻农们，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个年。
但，杨金水的第一个失算，就是他低估了浙江官员的贪。
整个浙江官府的行政机构，上到郑泌昌、何茂才，下到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没有一个人顾及百姓的死活。所有的人都想着在这里面捞钱，没有人愿意再往里搭钱。
当然，在郑泌昌、何茂才之上，还要通过这件事情分钱的人大有人在，为首的就是“小阁老”严世蕃。
所以，整个“改稻为桑”的国策，从一开始执行的时候就已经变了味。在浙江我们看到的第一幕，就是浙江知府马宁远带着士兵围堰踏苗，完全就是强制性的改，不给老百姓留活路。
这个时候，杨金水有了第二次失算，他错误估计了第二个人——浙直总督胡宗宪。
想要强制推行就必须要有兵，而杭州的兵都受胡宗宪的节制，所以这个事情就推行不下去了。
事实上，不管是杨金水还是郑泌昌、马宁远，之所以敢强制推行“改稻为桑”，他们所依仗的就是胡宗宪。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胡宗宪是忠实的严党，这样想的甚至包括远在北京的裕王和徐阶等人。
结果是他们都想错了，胡宗宪并非党争之人，而且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官，所以强制推行“改稻为桑”的事情就进展不下去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上报给严世蕃，结果严世蕃也看错了胡宗宪，他认为胡宗宪是受了谭纶的动摇，这才对强制推行的事情横加阻挠。
于是，严世蕃就出了一个馊主意，让杭州决堤直接把田淹了，这样杭州的百姓就不得不改种桑田了。
严世蕃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以为胡宗宪是在动摇，只要这件大案做出来，胡宗宪就不得不找准自己的位置，坚定地站回“严党”这一队来。所以，这样做是逼着胡宗宪去改，逼着胡宗宪去同流合污。
结果，严世蕃的命令到了杭州，还没有开始执行就又变了味了。
这么大的事情，如果到时候被捅出来，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所以，郑泌昌、何茂才就先打了退堂鼓，但他们又不敢得罪严世蕃，只好找了个替死鬼马宁远来干这件事情。
而且，为了让马宁远就范，也为了给自己多一层保险，他们还拉上了浙江市舶司总管杨金水。
那么，事情到了这种程度，杨金水为什么还要跟着掺和呢？
一是贪念作祟，二是自作聪明。
其实他们算盘打得很好，因为前面有马宁远做替死鬼，“毁堤淹田”之后，只要马宁远死不承认，任何人也抓不到把柄。毕竟，牵涉到宫里和严世蕃，这种事情只要郑泌昌、何茂才下了结论，在浙江任何人也不敢私自下去查。
如果真到了瞒不住的那天，他们自然也会有办法让马宁远永远闭嘴，然后再把张知良、常伯熙推出去替死，事情自然也就了解了。
算盘打的很好，可这次杨金水又第三次失算了，他又错误的估计了第三个人——杭州知府马宁远。
他们认为马宁远很蠢，相信了他们的忽悠，可实际上马宁远早就给自己留了退路。
“毁堤淹田”之后，按理来说，马宁远应该去找郑泌昌、何茂才商量下一步计划。而对于郑泌昌、何茂才来说，只需要好好地安抚、许诺，让马宁远觉得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马宁远就会彻底站到他们这艘船上。
到时候，一切就都可以按照计划进行了，只要马宁远死不承认，即便是胡宗宪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
可郑泌昌、何茂才呢，事前没有对马宁远有任何安抚和许诺，杨金水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更是没有跟马宁远有什么直接交集。
于是，做下如此大案的马宁远惊慌不已，所以在事发之后，他竟然第一时间跑到了胡宗宪那里认罪，想要寻求胡宗宪的庇护，结果在胡宗宪的一番攻心之下，写下了认罪书。
这样一来，“毁堤淹田”的证据就有了，胡宗宪也就有了节制杨金水、郑泌昌的砝码。
从这以后，杨金水就开始慌了神，处处陷入了被动，以至于想要脱身都不可能了。
所以，在“毁堤淹田”以后，杨金水就在有意的和郑泌昌、何茂才划清界限，想把自己撇干净，结果却怎么都撇不干净。以至于严世蕃等人贱买稻农土地的事情，杨金水也不得不跟着在里面掺和。
小结所以，从马宁远反水以后，杨金水就已经输了，他输在了他的贪念和自作聪明。
因为“毁堤淹田”的证据落到了胡宗宪手中，导致原本可以随时抽身的杨金水，不得不跟着郑泌昌等人一错到底。
因为只要严世蕃不放弃在“改稻为桑”中敛财，胡宗宪就不可能对这个事情松口，那么“毁堤淹田”的事情就早晚会被捅出来。一旦事情被公之于众，那么即便嘉靖帝想要保他，也不得不拿他当替罪羊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就变得进退两难，为了自保郑泌昌、何茂才会逼他，为了救百姓胡宗宪会逼他，为了倒严裕王、徐阶也会逼他。
所以，杨金水想不疯也难了。
【原创】王玄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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